朱天：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透露出一个重要信号

202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已公布。从生产端看，工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指标均保持较快增长，供给面不乏亮点。然而需求端表现明显偏弱：消费增速低位运行，投资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净出口亦不及去年同期。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需求端三大组成部分均未显著发力的情况下，生产端何以维持4%—5%的增长？这种供给扩张与需求疲弱并存的格局，究竟是统计口径差异所致，还是反映了经济内部更深层的结构性脱节？若供给侧持续扩张而需求侧跟进不力，又将产生怎样的宏观后果？本文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将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

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总体看，生产供给侧数据还可以，甚至有不少亮点；需求侧数据则依然疲弱，尤其是消费和投资都很低迷。更值得注意的是，从需求端三大组成部分看，消费增长很低，投资明显下降，净出口也比去年同期下降。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需求端并没有明显增长，为什么生产端还能保持5%左右的增长？

这未必意味着数据有问题，但至少说明生产端和需求端并不协调。比GDP增长4.7%更值得关注的信号，是生产和需求之间的背离。中国经济供给侧仍有韧性，技术仍在进步，新动能仍在成长，但能够吸收这些供给的国内需求明显不足。相应地，宏观政策需要把重心更多放在扩大总需求上，通过更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升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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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端：工业生产有亮点

先看总量。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其中一季度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是4%到5%的增长。分产业看，第二产业增长3.9%，第三产业增长5.2%。这说明，从生产端看，中国经济仍保持增长。

工业生产表现尚可。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制造业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3D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48.5%、39.3%和28.0%。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2%，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的产业能力、技术进步和新动能都还在继续成长。

这正是近几年中国经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分化格局的延续。火焰的一面，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高端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领域持续突破。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已经从追赶者变成领先者。海水的一面，是占国民经济大头的传统产业和服务业增长乏力。从上半年数据也非常明显地看到，生产供给端仍然有亮点，但需求端没有呈现出与之相匹配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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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端：消费低增，

投资下降，净出口也在下降

先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3%，商品零售额增长1.1%，餐饮收入增长2.8%。如果加上服务零售，就是一个更广义的消费口径，即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也只增长2.7%。这些数字与4.7%的实际GDP增长率、5%以上的工业和服务业生产增长率相比，明显偏低。

再看投资。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仍下降2.7%。基础设施投资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民间投资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后仍下降4.9%。投资在中国GDP中大体占40%左右，如此重要的一项需求出现5%以上的下降，对总需求的拖累是非常明显的。

房地产仍然是投资端最严重的拖累。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1.6%，销售额下降13.6%。这说明房地产调整远未结束。房地产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它连接着建筑、建材、家电、家具、金融、地方财政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只要房地产还在大幅下行，总需求就很难真正恢复。

最后看外贸。统计局公布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表面看，对外贸易增势不错。但从总需求的角度看，关键指标是净出口，也就是出口减进口。上半年出口14.73万亿元，进口10.74万亿元，贸易顺差约3.99万亿元。由于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按同比增速倒推，去年同期贸易顺差约4.2万亿元，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虽然仍然很高，但比去年同期是下降的。换句话说，净出口对总需求的拉动并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图景：消费只有2.7%左右的增长，投资下降5.7%，净出口同比减少。从需求端看，很难看出经济有4-5%的增长。可生产端的GDP和工业增加值却仍有5%左右的增长。这两方面并不协调。要么是不同统计口径之间存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理解的差异，要么至少说明需求侧确实很弱，生产增长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得到最终需求的充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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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看GDP增长率会低估需求压力

如果只看GDP增长4.7%，或者只看工业增加值增长5.4%，上半年数据似乎还可以。但如果把生产端和需求端放在一起看，问题就很明显：生产有韧性，需求偏弱；供给有亮点，内需有压力。国家统计局自己的表述也很准确：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

价格数据看上去有所好转。CPI同比上涨1.0%，核心CPI上涨1.2%，PPI上涨1.5%。持续通缩压力似有所缓解，但与2%的价格指数增长目标还有差距，PPI上涨一定程度上是受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而且，6月份CPI和PPI环比均下降0.3%，说明价格回升基础并不稳。更重要的是，消费和投资数据仍然偏弱，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仍在下降。价格数据的改善掩盖不了需求端的疲弱。

实际GDP增长率也不能完全反映企业和居民的体感。企业看的是销售收入和利润，居民看的是工资、就业、房价和未来收入预期，地方政府看的是税收和土地收入。如果生产端增长不错，但消费和投资偏弱，企业收入和利润就难以持续改善；如果房地产和民间投资继续下滑，市场信心就难以真正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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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与需求疲弱可以同时存在：

两段经济史的启示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需求这么弱，为什么中国经济的供给侧还有诸多亮点、高科技产业还有双位数的增长？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即使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还是有发展相对较好的行业，尤其是在出口比较旺盛的领域。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

技术进步与需求疲软本来就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今天中国经济的这种分化局面，让我想起两段经济史。（详见）

第一段是1930年代的美国。一说起美国1930年代，我们马上想到的是经济大幅下滑，失业率高企，物价下跌。这些都是事实，但经济史学家研究发现，1930年代同时也是美国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电力、公路、汽车、化工、航空、家电和规模化流水线生产都在进步，生产率也在提高。美国经济之所以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都未能完全复苏，关键原因在于私人消费和投资崩溃之后，总需求缺口太大，而联邦政府总是担心赤字过大，宏观政策力度始终不够。这段历史给今天的启示很明确：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会自动解决宏观需求不足的问题。

日本1990年代以来的经验也类似。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失去的十年”里，日本在技术和产业能力上仍然处于发达经济体前列，但企业和家庭长期去杠杆，需求持续不足，物价下跌预期逐渐固化。日本政府推出过多轮刺激政策，但力度不够大，持续时间不够长，而且在经济稍有改善时就担心债务和赤字，过早退出。结果是，政府债务越来越高，经济却长期没有真正恢复。这个教训同样值得中国重视。

当然，今天的中国与1930年代的美国和1990年代的日本不能简单类比，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制度环境和国际环境也不同。但是三个大的经济体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一种相似的经济状态，即技术创新和生产率进步与总需求不足同时并存。如果我们因为高科技产业表现亮眼，就低估消费和投资疲弱的严重性，就可能犯宏观政策过于保守的错误。

若需求不足持续存在，供给侧越有能力，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利润挤压反而可能越严重。长此下去，最终也会拉低供给侧的增长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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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重点应是强有力的总需求政策

政策方向并不复杂，当前的重点就是要尽快把消费和投资的总需求量拉上去。

第一，要大规模刺激居民当期消费。最直接、最快速、最容易执行的办法，是由中央财政发行特别国债，向全体居民发放有期限、使用范围较广的消费券。消费券应跳出地方政府零星发放、几百亿元规模促销活动的层级，达到数万亿元级别。例如按每人3000元发放，总规模约4万亿元，这样才能显著增加当前的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第二，要稳定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预期。稳定房地产的目标，是阻止房地产继续拖累宏观经济。白名单融资、保交楼、收储商品房、城市更新和保障房建设方向都是对的，但力度明显不够。更有效的办法，是由中央政府牵头设立国家级房地产支持和清算平台，分类处理存量项目：能交付的尽快提供资金完工交付，已经失去继续开发价值的依法清算，已建成但短期卖不掉、又符合公共需求的住房可由政府或政策性机构收储，用于保障性住房或租赁住房。

第三，中央政府应当大力加杠杆，一方面用于发放消费券和支持房地产止跌回稳，另一方面，用低利率的中央政府国债去置换高利率的地方债务，要支持而不是限制地方政府增加开支，尤其是改善民生的开支。中国全社会储蓄充足，但当前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都缺乏加杠杆的意愿和能力。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就必须大幅加杠杆来填补巨大的需求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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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让需求端回暖

上半年数据传递出的信号很清楚：经济有亮点，新动能在成长；但亮点掩盖不了总体需求不足。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增长、工业生产的稳定增长，都需要放在消费低增、投资下降、净出口减少的背景下理解。从需求端看，经济增长基础仍然很弱。正如1930年代美国和1990年代日本的经验所显示的，技术进步和总需求不足可以并存。如果宏观政策力度不足，先进产业的发展并不会自动把经济带回正常轨道。

当然，政策层面既需要宏观刺激，也需要结构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稳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预期、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改革财税体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教育医疗福利，这些都是需要长期推进的政策。但长期结构性政策替代不了短期宏观政策。结构性改革难以直接改变今年的消费、投资和价格水平，发展高科技也难以承担解决总需求不足的功能。

因此，下半年宏观政策的核心任务，是更明确地扩大总需求。既要扩大消费，也要稳住投资；既要支持新动能，也要稳住房地产和传统行业；既要推进长期改革，也要有足够强的短期逆周期政策。之所以既要又要，是因为这几件事之间没有矛盾，可以也应该同时去做。中国经济的优势在供给侧，现在更需要的，是通过强有力的总需求政策推动需求端回暖，使经济从冷暖分化走向更均衡的增长。

教授简介

朱天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他于2005年加入中欧，之前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十年。过去十多年来，朱教授专注于从全球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著有《中国增长之谜》、《中国式增长》和《赶超的逻辑：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并常在各类传媒及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经济评论文章。

封面和文中图片由剪映AI生成。

编辑| 田佳玮

责编| 岳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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