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那天下午三点，我坐在阳台藤椅上，看着袁刚把最后一件衬衫塞进行李箱。
窗外阳光正好，落在他微微发福的背影上。
他转过身，脸上挂着那抹我看了八年的笑容：“姐，真舍得我走？”我没说话，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他的笑容僵了一瞬。
我把手机屏幕朝他那边转了转，上面是一串银行转账记录。
他的脸色，从红变白，从白变成死灰。
老张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
心梗，说走就走，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守在太平间外面，看着女儿罗晓慧哭得站不住脚。我倒没哭，就是觉得胸口堵得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火化那天，天气倒是好得出奇。我盯着老张的遗照，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他最后跟我说了句什么。好像是“晚上想吃点啥”。就这，再没别的了。
后来的日子，就像掉进了无底洞。
白天还好，去菜市场买个菜，跟街坊邻居打个招呼，时间也能混过去。
可一到晚上，那房子大得像座空城。
客厅、卧室、厨房，每个角落都有老张的影子。
我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空的。
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凌晨三四点又醒了，再也睡不着。
我就那么坐在客厅沙发上，开着电视，也不看，就那么坐着。
罗晓慧从温哥华打来电话，一周两三个。她总说：“妈，你找个保姆吧，做饭收拾房子，也有人说说话。”
我说不用。
她又说：“要不你过来跟我住？”
我更不用。她那边人生地不熟的，我连英语都不会说，去了不是给她添乱吗。
就这么熬了快三个月。
有天半夜，我又坐在沙发上发呆。
窗外的路灯照进来，把客厅照得半明半暗。
茶几上还摆着老张的茶杯，里头落了灰。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那天早上，罗晓慧又打来电话。她说：“妈，我给你找了个护工，男的，四十来岁，挺靠谱的。明天到。”
我本想拒绝，可嘴一张，嗓子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最后只“嗯”了一声。挂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发呆，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下午，门铃响了。
我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个男人，四十出头的样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手里提着个旧帆布包。
他看见我，先鞠了个躬：“您是罗阿姨吧？我叫袁刚，晓慧让我来的。”
他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眼睛弯弯的，声音带着点乡音。
那一瞬间，我竟然想起老张年轻时的样子。
老张以前在厂里当工人，笑起来也是这副憨厚模样。
我侧身让开：“进来吧。”
袁刚进门的第一个动作，让我愣住了。
他脱了鞋，规规矩矩摆在鞋架最下层，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双布鞋换上。
他抬头冲我笑：“阿姨，我习惯穿布鞋，不吵。”
老张以前也爱穿布鞋。
我转过身，眼眶有点发热。
那天晚上，袁刚进了厨房。
我坐在客厅里，听见里头传来切菜的声音，当当当，节奏很稳。
不一会儿，厨房里飘出香味。
他端出三菜一汤，清蒸鲈鱼、炒生菜、西红柿炒蛋，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
“阿姨，您尝尝，农村手艺，不好吃别嫌弃。”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肉。入口很嫩，咸淡刚好。那是我这三个月来，第一次好好吃一顿饭。
吃完饭后，袁刚抢着洗碗。我坐在客厅里，听着厨房里哗哗的水声，突然觉得这屋子不那么空了。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闻见粥的香味。
袁刚已经起了，厨房里热气腾腾的。
他看见我出来，笑着说：“阿姨，粥煮好了，配了点咸菜，您看合不合胃口。”
我坐在餐桌前，喝了一口粥。白米粥熬得稀烂，入口绵软。
我没说话，低着头，把一碗粥喝得干干净净。罗晓慧打来电话，问袁刚怎么样。我“嗯”了一声，说还行。电话那头，女儿的声音明显轻松了。
开头那几天，袁刚特别勤快。
他早上六点就起来，先把家里里外外拖一遍，然后做早饭。
吃完饭，他陪我去菜市场，帮我拎菜。
下午他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怕吵到我。
他知道我睡眠不好，晚上还给我泡脚，一边泡一边跟我聊天，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
一来二去，我也就慢慢接受了他的存在。有时候他出门买个东西，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反而觉得空落落的。
罗晓慧看在眼里，高兴得很。她打电话跟我说：“妈，你看我说对了吧，有个伴就是不一样。”
我没接话，但心里也承认，袁刚确实让人省心。
他勤快，嘴巴又甜，街坊邻居见了他，都夸他懂事。对门李婶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说：“玉晴，你这护工找得好，又年轻又能干，比儿子都强。”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袁刚在旁边听见了，赶紧摆手：“李婶您可别夸我，我就尽点本分。”
他越是这样客气，邻居们越是喜欢他。
一个月后，袁刚提出一个建议：“阿姨，我看您平时一个人也孤单，要不这样，您每个月给我转点钱，就当是生活费加工资，我保证把您照顾好。”
我问他要多少。
他说：“两万块。阿姨您放心，我不乱花，多了我给您存着，您要用的时候随时取。”
两万块，对我来说不算少。我一个月的退休金加上老张留下的积蓄，勉强够。但当时我心里想，他要是真心对我好，钱也不算啥。
罗晓慧知道了，也支持。她说：“妈，袁哥一个月两万，包吃包住，挺划算的。你在外面找个保姆一个月也得一两万，还不一定有这么贴心。”
我听了，也就同意了。
从那以后，每个月十五号，我都准时给袁刚转两万块。
袁刚收到钱后，总会在微信上发个笑脸，配一句“谢谢姐”。
这个称呼，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阿姨”变成了“姐”。
一开始我没在意，后来也就习惯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平淡淡，不咸不淡。
我以为，这样也挺好的。
02
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那天下午，袁刚说要出去办点事。他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发现，床头柜的抽屉开着一条缝。我一愣，我记得早上起来之后明明关上了。
我拉开抽屉翻了翻，里面的东西没少，存折和房产证都在。
但位置好像不对，我习惯把存折放在最底下，房产证压在上面，现在是房产证在下，存折在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转念一想，可能是自己记错了。
晚上袁刚回来，我随口问了一句：“你动我抽屉了？”
他愣了一下，马上笑着说：“姐，我找指甲刀来着，你那个抽屉里好像有一个。”
“那你找到了吗？”
“找了半天没找着，明天我自己去买一个。”他说得很自然，脸上的笑容也没变。
我没再追问。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
半个月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这次我留了个心眼。
我在出门前，特意在抽屉夹层里放了一根头发，刚好卡在抽屉和柜体的缝隙里。
下午我从菜市场回来，一进门就去看那个抽屉。
那根头发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但我没声张。那天晚上，我照常给袁刚转了钱，照常让他给我泡脚，照常跟他聊天。我甚至比平时笑得更多一些。袁刚看我心情好，也跟着高兴。
但我心里那根刺，已经扎进去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开始留意袁刚的一些习惯。
我发现他有一个毛病——他特别喜欢打听我家的事。
有时候他看似不经意地问我：“姐，你闺女在温哥华，房子大不大啊？”
“姐，你名下这套房子，是哪一年买的？”
“姐，你退休金一个月多少？”
这些问题都问得不太直接，像是在聊天中随口带出来的。但我不是傻子，这些问题问多了，难免让人多想。
我也开始注意他的手机。
他总喜欢在晚上躲到阳台上接电话，压低声音，一打就是很长时间。
有时候他回来，脸上还带着紧张的神情。
我问他谁打的，他说“家里”。
他老家的事，我没怎么过问。只知道他有个弟弟，爸妈都在农村。但具体什么事，他从来不细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心里的疑虑也越来越重。
有一回，我趁他出去买菜，偷偷翻了翻他的包。
他那个旧帆布包，平时都不离身，只有洗澡时才放在卧室椅子上。
我翻遍了所有口袋，什么也没找到。
正想放回去的时候，手指碰到夹层里一个硬硬的东西。
我掏出来一看，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袁刚搂着一个女人的腰，两个人站在一座破旧的房子前面，笑得挺开心。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2019年夏天，老家。”
那个女人是谁？他没提过。
我把照片放回去，手一直在抖。
那天晚上，他照常给我泡脚。我看着他低头给我捏脚的样子，他笑得很温和，灯光打在他脸上，看起来那么无害。
但那张照片，一直在我脑子里转。
第二天，我给孙琳打了个电话。
孙琳是我认识了几十年的老姐妹，比我小一岁。
她年轻时候在派出所干过几年，后来调到街道办，见的人多，看人的本事也厉害。
她家跟我住一个小区，隔了两栋楼。
她接了电话，听我把话说完，沉默了几秒钟。
“玉晴，我跟你说句实话。”孙琳压低声音，“我第一眼见你那个护工，就觉得不对劲。”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他那双手，太干净了。”孙琳说，“你注意过没有？他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手指上没一点茧子。一个干了这么多年农活的人，手上能那么嫩？”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好像真是这样。袁刚的手确实保养得很好，白白净净的，连个伤疤都没有。
“还有，”孙琳继续说，“他那个人说话太甜了，甜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你想想，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对一个不沾亲不带故的老太太，天天嘘寒问暖，真能那么上心？”
我没有回答。
孙琳顿了顿，语气变得严肃起来：“玉晴，你最好查查你的账。一个月两万块，八个月就是十六万。他要真有什么想法，这些钱够他在老家干不少事了。”
我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久的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我站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四周全是墙，没有门，没有窗。
我拼命喊，但没有人回答我。
我听见有人在笑，声音是从墙壁里传出来的，很轻，很低，像风穿过裂缝时发出的声音。
我猛地惊醒，后背全是冷汗。
天还没亮，窗外灰蒙蒙的，屋里很安静。袁刚的鼾声从客厅传来，一声接一声，很均匀。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我去了趟银行。
我让柜台帮我打了近六个月的流水，一张一张地看。
袁刚每个月收到钱后，都会在第二天取走大部分，只留几百块在卡上。
取钱的ATM机地址显示，都在同一个地方——城南一个比较偏的网点。
我把流水单折好放进包里，没有告诉任何人。
从那天开始，我多了一个习惯。
每次出门前，我都会在床头的抽屉缝里放一根头发。
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根头发还在不在。
有一半的次数，头发都不在原位。
每次发现头发变了位置，我的心里就往下沉一点。
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马上跟他摊牌。
我甚至不知道该跟谁说起这件事。
罗晓慧远在温哥华，我跟她说了，她也只会觉得我想多了。
孙琳倒是个能说的人，可我又怕她担心。
我开始变得沉默了。
袁刚也察觉到了。他有一次在饭桌上问我：“姐，你最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感觉话变少了。”
我摇摇头说没事。
他又问：“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我说没有，你挺好的。
他笑了笑：“那就好，姐你要是有啥不痛快的，尽管跟我说。”
我看着他的笑脸，那笑真的很真诚，真诚到你很难把那张照片和抽屉里消失的头发跟他联系起来。我甚至有一瞬间怀疑，是不是自己太多心了。
但我想起了那句话——那双太干净的手。
03
第四个月的时候，事情有了变化。
那天，袁刚中午接了个电话，没说几句就挂了。他的脸色不太好，眉头皱得紧紧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家里一点小事。
但那天下午，他破天荒地没在家待着。
他说要出去办点事，拿起那个帆布包就出了门。我站在窗户边看着他下楼，他走得很急，几乎是跑着出了小区大门。
我犹豫了几秒钟，然后拿起手机，给孙琳打了电话。
“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个人？”
“谁？”
“袁刚。”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你终于想通了？”
“你先帮我查查他老家那边有没有什么事。他好像欠了钱。”
“行。”孙琳干脆利落地答应了，“我认识一个在公安系统干的老同事，我让他帮忙查查。”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心跳得很快。
那天袁刚很晚才回来。他进门的时候，头发上都是汗，衬衫腋下湿了一大片，脸色发白。他看见我还没睡，愣了一下：“姐，你还没休息？”
“等你呢。”我说，“吃饭了没？”
“吃过了，在一个老乡家吃的。”他换掉鞋，走进客厅，拿起茶几上的水杯灌了一大口，“姐，你早点睡吧。”
他没再多说什么，转身去浴室洗澡了。
我看着他走开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人很陌生。八个月来，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对他的了解，其实少得可怜。
过了几天，孙琳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像是在压着什么：“玉晴，你听好了。”
我攥紧了手机。
“我托人查了查，袁刚这个人没问题，至少没案底。”孙琳停顿了一下，“但是这几个月，他确实跟一个叫阿彪的人走得很近。这个阿彪，在我们这边的派出所挂过号，涉嫌赌博和债务纠纷。”
“阿彪？”
“对。这个人靠放贷为生，跟很多欠钱的人都有来往。”孙琳说，“你想，袁刚一个农村出来的护工，怎么就认识了这种人？”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响。
“还有，”孙琳的声音更低了，“我让人看了你家那一带的监控，袁刚这半年来，几乎每周都去城南那边的一个小区。去的都是同一个人家。”
“什么人？”
“一个女人，年纪大概四十多岁。”孙琳说，“具体关系还在查，但我劝你多个心眼。”
我挂了电话，在沙发上呆坐了很长时间。
窗外已经是傍晚，天色渐渐暗下来，屋里没开灯，周围黑漆漆的。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很重。
袁刚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姐，吃饭了。”
我慢慢站起来，走到饭桌前。桌上摆着两菜一汤，热气腾腾的。袁刚给我盛了一碗饭，放在我面前。
我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吃着。
“姐，你今天心情不太好？”他问。
“没有。”
“那就多吃点，你看你最近瘦了。”他又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我看着碗里那块肉，突然觉得胃里翻江倒海。
“我吃饱了。”我放下筷子，走进卧室，把门反锁了。
门外传来袁刚的声音：“姐，你今天怎么不高兴了？”
“没事，你吃你的。”
我没再说话，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孙琳说的那些话。城南那个小区，那个女人，那个叫阿彪的人。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这个家，好像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先去找了一个做安防的朋友，花了三千块买了四个针孔摄像头。
那东西很小，比一颗纽扣大不了多少，能连手机看回放。
安装也不复杂，自带胶贴，往合适的地方一粘就行。
我趁袁刚说要去城南一天的时候，把摄像头全装了。
一个在客厅，对着茶几和沙发。
一个在书房，对着书桌和书柜。
一个在餐厅，对着饭桌。
还有一个，装在我的卧室里，正好对着放着存折和房产证的床头柜。
装完以后，我站在客厅中间，环顾着这个家。每一寸角落都在摄像头的监控范围之内。
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但我必须知道，袁刚到底背着我干了什么。
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看起来心情不错。进门的时候还哼着小曲，手里拎着个塑料袋，说是给我买了点水果。
“姐，你猜我买了啥？”
“荔枝。”
“诶，你怎么知道？”他笑着把袋子放在茶几上，“今天菜市场荔枝刚到的，可新鲜了。”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确实是荔枝，红彤彤的，还带着水珠。
“姐，你尝尝。”
我剥了一颗放进嘴里，很甜。
“好吃吗？”
“嗯。”
“那就好。”他笑着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姐，过几天我要回趟老家，我妈身体不太好，我回去看看。”
“去多久？”
“一个星期吧，最多十天。”
我说好。
他看了我一眼：“姐，你放心，我走了之后孙姐会过来照顾你的，我已经跟她说了。”
我心里微微一动。他倒是挺会安排。
“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那不行，我不放心。”他转过头，表情很认真，“姐，你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让你一个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真诚。如果我不是已经看到了那些东西，我大概真的会感动。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了翻手机上的摄像头画面。客厅的画面里，袁刚正坐在沙发上打电话。他声音压得很低，断断续续的。
“……你放心……快了……那老太太好糊弄……再过段日子……”
我听不清他后面说了什么，但前面那几个字，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老太太好糊弄。”
我放下手机，闭上了眼睛。
04
袁刚回老家的那十天，我把这半年来所有的转账记录都整理了一遍。加起来，一共十六万。
每一笔，我都截了图，存进了一个新建的文件夹里。文件名我写的是“证据”。
我又把那张照片翻出来，拍了照，也存了进去。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脸，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但一时想不起来。
孙琳来过几次，给我送了些吃的。她看我精神不太好，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玉晴，你听我说，”她坐在我旁边，握住我的手，“如果事情真的不对，你别一个人扛着。该报警就报警，该离婚……哦不对，你跟他没结婚，那就直接让他滚。”
我笑了笑：“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真的知道吗？”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担心，“我怎么感觉你有点不对劲。”
我摇摇头没说话。
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孙琳。有些事，只能自己来做决定。
第十天，袁刚回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果然晒黑了不少，手里拎着个大包，看见我就笑着喊了一声：“姐，我回来了。”
我抬头看他：“路上累不累？”
“还行，就是车票不太好买，站了好几个小时。”他把包放在地上，“我给你带了点老家的特产，花生、腊肉，还有自己家晒的红薯干。”
说完，他就去了厨房，开始忙活晚饭。
我也跟了进去。
“你妈身体怎么样？”
“还好，就是老毛病，血压高，吃点药就好了。”他一边洗菜一边说，“我弟弟在家照顾她，不让我担心。”
“你弟弟做什么的？”
“在家种地，打打零工。”
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突然问了一句：“袁刚，你有没有什么事要跟我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