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大包天！为了除掉袁文才王佐，连毛泽东的左膀右臂都敢杀？

引言：

个人的私仇，包装成组织的决定；门户的算计，包裹上革命的外衣！

1930年2月的湘赣边，朱昌偕、王怀一心要杀袁文才，王佐，表面上都是“组织纪律”“中央精神”“革命纯洁性”等冠冕堂皇的话语，但真实目的还是为了他们那点“门户私计”。

要杀袁王，毛泽东留下的"定海神针"宛希先，就成了最大的障碍。

那就把宛希先一并除掉！

连毛的左膀右臂都敢动，这伙人

（一）杀人的理由

1930年1月21日，雩田会议结束的那个深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失眠了。

他躺在遂川雩田圩一间祠堂偏厢的木板床上，眼睛睁着，盯着屋顶黑乎乎的椽子。窗外是赣西一月深处的风，贴着地面刮过来，把门缝里的稻草吹得簌簌响。

永新县委书记王怀睡在隔壁，翻身的声音透过薄薄的板壁传过来，显然也没有睡着。

朱昌偕翻了个身，把那张折叠过多次的纸从怀里掏出来，就着窗缝漏进来的月光又看了一遍。纸上是黄公略签过字的决议，墨迹已经干了，但“相机处置”四个字烫得他指腹发麻。

相机处置。机在谁手里，谁说了算。

天蒙蒙亮的时候，王怀推门进来，头发乱着，眼下青黑一片，显然也没睡好。他蹲在门槛上，从怀里摸出根烟卷，点着了，吸了一口，就要开腔：“这次回去，怎么解决袁王？”。

朱昌偕坐起来，制止了王怀，把那张纸重新折好，塞进怀里：“回去再说。”

从遂川回永新的路，两人骑在马上，一前一后。山路两旁的松树被风吹得呜呜响，王怀的马走在前头，朱昌偕落在后面。快到永新县城的时候，王怀勒住马，等朱昌偕跟上来，压着嗓子说了一句：“袁文才王佐问题，不能再拖了，现在有中央巡视员发话，黄公略也签了字，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朱昌偕没有接话。他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件事——黄公略签了字不假，但签字归签字，杀人不是签个字就完了。

他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需要能让彭清泉点头、让黄公略不反悔、让彭德怀出得动兵的理由。那些理由必须放在台面上，谁看了都挑不出毛病。

真正的理由，他不敢说出口。

井冈山的土客矛盾，几百年了，土籍人占着好田好地，客籍人只能往山旮旯里钻。土籍的秀才当官、土籍的族老说话算数、土籍的租子收到客籍人头上来——这是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天经地义。

可毛泽东来了之后，天变了。他偏偏重用客籍人。袁文才、王佐手里的几百条枪，本来是绿林的自保工具，被毛泽东一收编，变成了红军的正规武装。枪还是那些枪，可枪杆子后面站着的，是“革命”两个字。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深层矛盾无法调和，迟早会出大事。

客籍人有了枪、有了“革命”的招牌，腰杆一下子就硬了。以前见着土籍族老低头走路的客籍后生，现在敢在分田会上拍桌子。以前不敢跟土籍大户争水圳的客籍村子，现在敢拿着梭镖去量地界。

朱昌偕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客籍人借着“阶级觉醒”名义，翻几百年的旧账。袁文才是客籍人的头，王佐是客籍人的胆，他们手里那几百条枪是客籍人的底气。只要袁王还在，只要那几百条枪还在客籍人手里，土籍人就永远睡不踏实。你今天让一亩田，明天他就敢要一顷地；你今天让一条圳，明天他就敢拆一座祠堂。

袁王不除，井冈山地界的土籍人，永远寝食难安！

可这话他不能对任何人说。连对王怀都不能明说，只能心照不宣，一切尽在不言中。

因为说出来，就不是“革命”了，是宗族械斗，是毛泽东反复批评过的“封建残余”。毛泽东走之前专门讲过，土客对立是旧社会的遗毒，共产党员要站在阶级立场上，不能站在土客立场上。朱昌偕要是说“我杀袁王是因为他们是客籍人”，那他跟那些在祠堂里密谋械斗的族老有什么两样？

所以，真正的理由，必须藏在另一层皮下面。那层皮要足够厚、足够硬、足够冠冕堂皇，让谁都挑不出毛病。

（二）杀人的理由

回到永新之后的那几天，朱昌偕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琢磨那层皮怎么缝。

第一个借口，六大决议。

1928年冬天，六大决议的文件送到井冈山，白纸黑字写着“土匪首领应完全歼除”。柏路会议上，毛泽东把那段跳了过去，朱昌偕当时就坐在角落里，看得清清楚楚。在井冈山上，毛泽东党内职务最高，威望也无人能及，因此他要压下来，朱昌偕也无计可施，但他一直把这事牢牢记在心里。

他在等，等一个能翻出六大决议的机会。现在，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来了，他代表中央的意志，毛泽东也不能跟中央硬刚。六大决议就是一把刀，刀柄握在彭清泉手里。只要把那几个字往桌上一摆，杀袁王就有足够的理由背书，谁都没法说这是宗族私仇。

但光凭这一点还不够，毕竟已经压下来一年多，这时候要翻出六大决议，必须还得有过硬的理由才行。

第二个借口，袁文才私自归队。

朱昌偕把那份材料翻出来，纸边已经卷了，上面记着袁文才回来的经过——1929年5月，化装成小商人，昼伏夜行二十多天，从赣南跑回井冈山。回来后主动到宁冈县委报到，向何长工认错，背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从红四军参谋长的位子上降下来，当了宁冈赤卫大队的大队长。

按说这些记录，应该让人放心。一个人犯了错，认了错，受了处分，降了职，老老实实干起基层工作——放在谁眼里，这都是“改过自新”。

可朱昌偕就是要借题发挥，鸡蛋里挑骨头，把这个当成袁文才的重要罪证。但这事怎么编呢？

他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琢磨：

第一，袁文才是在东固看到的六大决议，他怎么看到的？肯定是不是毛泽东主动给他看的，那就是他自己违反纪律，私自翻阅党的重要文件，这就是一宗罪。

第二，看到之后，他没有进行正常的组织汇报，私自离开队伍，这就是目无组织纪律，这是二宗罪。

第三，一个信不过组织，信不过党的人，怎么可能说认错就认错，降职也毫无怨言，这背后会不会有这么可怕的图谋？这是三宗罪。

有了这三宗罪的认定之后，朱昌偕再看袁文才和王佐近来的举动，处处都是疑点。

袁文才从红四军参谋长降职成为赤卫队长，天天跟底下的人泡在一起，练兵、巡查、访贫问苦，比谁都勤快。朱昌偕曾做过调查，下面反映说，袁文才最近带着赤卫队在山里转，把附近几个村子都跑遍了，群众反映很好。

这里面有问题吗？问题大了！

降职之后满腹怨言，才是人之常情，袁文才降职之后，反而更卖力了，这事太反常了。他图什么？无非是为了拢住那帮客籍兵，让他们觉得“跟着袁队长有出路”。今天他在赤卫队里笼络人心，明天他就敢带着那帮人拉出去另立门户。

更可疑的是，袁王最近抓住了茶陵挨户团团总罗克绍，没有杀他，反而好吃好喝供着，他们在密谋什么？会不会就是谋划反水的事情？

朱昌偕在那份材料旁边批了一行字：“认错太顺，反常；降职不争，反常；勤勉过甚，反常；与罗克绍密谋，更是反常中的反常。四反常者，必有阴谋。”

他把三个借口在脑子里反复过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严丝合缝。六大决议是“依据”，私自归队是“前科”，笼络人心是“反迹”。这些借口摞在一起，任谁也挑不出毛病。

朱昌偕的这一番推理，秦桧看见都得甘拜下风。

秦桧还说“莫须有”，朱昌偕则直接把没影的事说成铁证。

关键是还真有人信了。

（三）最大的障碍

王怀推门进来的时候，朱昌偕正对着桌上那张纸出神。王怀在他对面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袁王的事，定下来了？”

朱昌偕点了点头。

王怀把旱烟袋点上，吸了一口：“那宛希先呢？”

这个名字一出来，朱昌偕的眉头就皱了一下。

宛希先是特委的组织部长，湖北黄梅人，外省来的，跟土籍客籍都没关系。正因为这样，他才有资格说公道话。

宛希先革命资历很老，出自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队伍，三湾改编中第一个站出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后来又多次立下大功，极得毛泽东的信任。

更关键的是，宛希先留在井冈山，是毛泽东特意留下的“定海神针”。

柏路会议后，毛泽东专门嘱咐过他“保护好王佐”。只要宛希先在，特委的任何动作他都会挡住，他会说“要讲团结”，会说“等毛委员回来再说”。

最让朱昌偕忧心的是，宛希先虽然是外籍人，却在这些年里不知不觉成了袁王的“保护伞”。他在特委会议上替袁王说话，私下里给他们通风报信。朱昌偕心里清楚，宛希先不是糊涂——他是有意这么做。毛泽东走之前让他“平衡关系”，但在朱昌偕这些土籍干部看来，宛希先完全是向着客籍说话。

朱昌偕甚至恶意揣测：宛希先一个外籍人，在湘赣边界没有根基，他为什么偏袒袁王？无非是觉得客籍武装枪多势大，靠得住。这跟那些投靠大户的“师爷”，有什么两样？

看到朱昌偕面露难色，王怀低声试探道：“要不……连宛希先一起？”

他边说，边作了一个杀头的手势。他声音打着颤，他自己也知道，诛杀袁王，还可以说是六大决议，如果连宛希先也一起杀，性质已经完全变了——这就是为了门户私计，诛杀革命同志！

朱昌偕没有立刻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永新的夜空压得很低，没有星星，只有一层厚厚的云，像一块灰布蒙在天上。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子的身影。

想起这个女子，朱昌偕感到一阵哀伤，之后胸中涌起无边的恨意。

“那就一起干掉！”

他说，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四）龙家衡刘真事件

朱倡偕、王怀想杀宛希先，也不完全是为了诛杀袁王，胆大包天对革命同志下手，他们对宛希先早就有深深的恨意。

这源于一个叫做龙家衡的女人的死。

龙家衡，永新西乡大土豪龙庆楼的亲妹妹。龙庆楼在永新有数万顷田地和山林，是当地数一数二的豪绅。可龙家衡偏偏跟哥哥走了完全相反的路。1924年，她在江西第七师范读书时认识了刘真。1926年，两人一起受党的派遣回到永新闹革命。后来他们一起参加了毛泽东在塘边的土地革命试点，龙家衡成了永新县委妇女部长，与贺子珍齐名。1928年6月，她嫁给了时任永新县委书记的刘真。

刘真也是朱昌偕和王怀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在朱昌偕和王怀眼里，龙家衡从来不是“龙庆楼的妹妹”。她是好朋友刘真的妻子，是跟大家一起在战壕里摸爬滚打过来的同志。朱昌偕和王怀很有可能也对龙家衡怀有爱慕之情，只不过她已经跟好兄弟刘真结婚了，他俩只好把爱慕之情埋在心底。

龙家衡的出身是没法选的事情，她选了革命，选了跟着共产党走，这就够了。可别人会怎么看？县委书记娶了当地最大土豪的妹妹，你还是向着穷人的革命政府吗？

俩人结婚的时候，根据地一切欣欣向荣，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但是，当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带着中央的教条的到来，引发了“八月失败”，一切都变了。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永新被赣敌占了，宛希先带着县委机关退到西乡小西江的麻洲村。那是一个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县委机关加一个排的赤卫队，七十多个人挤在祠堂里。龙家衡是县委妇女部长，也跟着撤到了麻洲。

前面两天平安无事。第三天半夜，保安队摸上来了。他们刺死了哨兵，一百多人从三面向祠堂围过来。

猝不及防之下，赤卫队牺牲惨重，剩下的人躲在木头堆下面还击。

妇女部的七个同志，住在旁边一户农民的楼上，被枪声惊醒，龙家衡带着她们从后门跑出来，往田里跑。跑到一条小圳旁边，子弹从她们头上飞过，身后有人喊“等着”，龙家衡回头压低声音说：“不要叫喊，一个个跟上来。”她带着人冲过那条圳沟，隐入夜色里的稻田。

在这个血腥的夜晚，三十多个赤卫队员牺牲了。

天亮之后，幸存的人回村，看见满地的尸体，有人放声大哭，有人切齿怒骂。然后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我们这里有奸细！”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龙家衡。

她是龙庆楼的妹妹，保安队是龙庆楼派出来的，偏偏在她驻的那个村子夜袭，她突围的时候，偏偏喊了一嗓子，她喊完之后，保安队偏偏停了火。

几个“巧合”叠在一起，就成了“证据”。

这里面有多少确实是巧合，很难说清楚。龙庆楼也许就是宠妹狂魔，特意叮嘱过保安队长，要留意他妹妹的安全，因此对方在听出龙家衡的声音之后，就停止了追击。但如果从一开始就是龙家衡布的局，也能勉强说通。

但死了这么多战友，又处于如此危急关头，确实也很难让幸存者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冷静。

汤排长带着几个赤卫队员去找贺敏学（贺子珍的大哥），要求把龙家衡抓起来。贺敏学不同意，说没有证据不能乱抓。他们转头就去了宛希先那里，让他来主持公道。

宛希先也很难处理。真要杀了龙家衡，并没有过硬的铁证，有可能白白牺牲一个革命同志；但如果放了她，三十多条人命摆在那里，赤卫队的人一个个赤红着眼，喊着“血债血偿”，也没法让他们满意。他权衡再三，把龙家衡隔离了，派三十一团二连连长韩伟把她关在连部，说等调查清楚了再处理。

开国中将韩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一切都推向了不可挽回的方向。

宛希先收到一封信，落款是龙庆楼，托人辗转送到他手上。信上说：只要放了龙家衡，他就保证说服国军退兵。宛希先把信当着几个人的面给龙家衡看了，问她：“这字是你哥哥写的吗？”龙家衡仔细辨认了很久，说：“不是。他的字不是这样。”

两天之后，部队要回井冈山，宛希先对韩伟说：“把人交给贺敏学。”韩伟急着出发，没找到贺敏学，正遇到汤排长，就把人交给汤排长，说了一句：“你们把龙家衡交到贺敏学大队长那儿，千万不可乱来！”韩伟这一疏忽，酿成了大祸。

汤排长嘴上答应了，可押着龙家衡走到半路，几个人就在路边审了起来。龙家衡当然不承认。汤排长他们越问越激动，一个赤卫队员举起枪——枪响了。子弹正中龙家衡右胸。人当场就没了。

那几个赤卫队员吓傻了，商量了半天，最后对好口供：“就说她逃跑，我们才开的枪”。然后找了张竹床，抬着尸体走了。

刘真从前线回来的时候，是在两天之后。他听说妻子龙家衡被杀，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坐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去找宛希先，要讨个说法。

宛希先把经过讲了——隔离、审查、龙庆楼的信、龙家衡说字不是她哥写的、他下令把人交给贺敏学，结果在押送的路上被杀。他讲得很清楚。刘真听完，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话：“我老婆不是叛徒。”

朱昌偕后来听人转述过那天的情况。说刘真说那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没有任何起伏，但所有人都听出那平底下有一种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心如死灰的平静。从那之后刘真变了。以前开会他话最多，后来他坐在那里，整场会议一句话不说。他从来不提龙家衡，从来不提宛希先。他把这件事埋在了心底。

1929年秋天，刘真奉命去南昌向省委汇报工作。他坐船沿赣江北上，在船上遇到了龙庆楼。龙庆楼那时候已经是国民党邓英师部的人。

他认出刘真，自己那个叛逆妹妹的丈夫。他让人把刘真绑起来，押到师部，坐在刘真对面说了一句话：“共产党连你老婆都杀掉，革命还有什么意思？”刘真没有说话。

龙庆楼又说：“你老婆是我妹妹，被共产党杀了。我要替她报仇。你跟着我干，我能让你活。”刘真抬头看了他一眼：“有多远滚多远！”龙庆楼没有再劝。他让人把刘真带下去，用酷刑折磨后，用一口大甑，底下架火，活活把人给蒸死。

刘真惨死的消息传回永新，朱昌偕正在开会。他手里的笔掉在地上，墨水溅了一地。他站起来的时候腿是软的。王怀后来告诉他，他当时把桌子掀了。

刘真死前的惨状，让所有人心痛不已，但是朱昌偕和王怀却将仇恨，都记在了宛希先头上。

如果不是宛希先，龙家衡不会死。

如果龙家衡不死，刘真就不会被龙庆楼抓。

如果刘真不被抓，他就不会死。

这个链条的每一环，都经不起推敲。龙家衡是被汤排长误杀的，不是宛希先下令杀的；刘真是在南昌被龙庆楼抓的，这个任务甚至跟宛希先毫无关系。但他们就是把仇恨，归在宛希先身上。

更深一层的东西，朱昌偕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他心里其实知道，刘真也有问题。1928年那个节骨眼上，外有白军压境，内有土客矛盾，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你一个县委书记，全县的人都在看着你，你偏偏娶了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本地大恶霸龙庆楼的亲妹妹。别人会怎么想？龙家衡就算真革命，可外人眼里看到的不是“龙家衡”，看到的是“龙庆楼的妹妹嫁给了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这根刺扎在所有人心里，谁都没法拔。

如果不出事还好，一旦出事，特别是死了人，受害者的亲朋好友自然而然地会归罪于龙家衡，这比朱昌偕他们把锅扣到宛希先头上，要顺理成章多了。

可朱昌偕不会去怪刘真。因为刘真是“自己人”。自己人犯了错，自己人替他把错兜着。那个错兜不住的时候，就要有人替它负责。在朱昌偕和王怀心里，那个人就是宛希先，因为他是“外人”。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宗族亲疏关系，左右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自己人犯了错，罚酒三杯，下不为例；

一旦出了任何问题，那肯定是外人的锅。

（五）阴谋设局

陂头二七会议散了之后，朱昌偕没有在赣西南多留一天。

2月10日，还没等会议决议正式公布，朱昌偕一大早就骑上马往回赶。赣西二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他心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样是那份《陂头会议决议案》油印本，毛泽东亲手签的字；另一样是他亲眼看见的——毛泽东亲自下令，杀了四个“党官”！

朱昌偕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一口气纵马狂奔几十里，到宁冈地界才勒住马慢下来。王怀早就在特委等着他了。两个人关起门来，朱昌偕把陂头会议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毛泽东怎么杀了四个党官，怎么处理了江汉波，怎么定了“坚决清洗”的调子。王怀听完没说话，把那份决议案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抬头看了朱昌偕一眼。

那一眼里，两个人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毛泽东已经动了纯洁队伍的刀！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以“纯洁队伍”为名动手了？

但朱昌偕比王怀多想了一层。现在他们不止要杀袁文才王佐，还要一并除掉宛希先，因此，光有毛泽东的先例还不够，还得有人顶着。

如果把这件事变成特委集体的决定，如果日后此事翻案，那也是特委对中央的决议精神理解有偏差，而不是他朱昌偕个人的独断专行。

他当即对王怀说：“去请彭清泉同志过来。再叫上杨克敏、邓乾元——开个会，把这件事变成特委的决议。”

王怀立即心领神会，点了一下头，转身出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朱昌偕开始做局。他和王怀分头联络，以“边界局势紧急、亟须特委集体商议”的名义，把特委委员都请来永新县城开会。

这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

朱昌偕在雩田会议上就认识了彭清泉。朱昌偕当时就看出来了——这个人对“地富出身”“土匪残余”这些东西，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警惕。在他的世界里，出身地富的人，比明处的敌人更危险，因为他们随时可能“反水”。现在朱昌偕要请他到湘赣边来坐镇，有中央巡视员亲自下达诛杀令，一切处置都是“按中央精神办的”，将来不管谁问起来，都有个金字招牌顶着。

除了彭清泉，还有两个人也必须到场。一个是杨克敏——1928年6月他接替毛泽东成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929年初去上海汇报过工作，对上面的情况熟。有他在，组织程序上就多了一层保障。另一个是邓乾元，他接替杨克敏当了特委书记，在边界有威望。一个中央巡视员，两个前任特委书记，这三个人的名字往决议上一签，就没人能说这是几个人私下搞的“门户私计”——这是边界特委的集体决定！

彭清泉来得比预想的快。他是在一个雨天的傍晚骑马进城的，身上穿那件深灰色中山装，风尘仆仆。朱昌偕和王怀在一个小院里向他做了详细汇报——袁文才私自归队的“前科”，罗克绍事件的“反迹”，宛希先包庇袁王的“失职”，六大决议的白纸黑字。

彭清泉一直听着，中间插了一句话：“袁文才抓了罗克绍，为什么不杀？”朱昌偕早有准备：“他说是要用罗克绍换兵工厂的设备。可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个幌子。他们是臭味相投，一丘之貉。甚至很有可能，他们借着罗克绍穿针引线，阴谋叛变。”彭清泉点了点头。

接下来朱昌偕安排了特委的正式会议。杨克敏、邓乾元都到了，加上朱昌偕和王怀，几个人坐下来，把事情摊在桌面上。彭清泉坐在上首，先表了态：“六大决议的精神，要在湘赣边界彻底贯彻。凡是与决议精神相违背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背景，都要坚决处理。”他的话就是一把刀，刀柄握在特委手里。朱昌偕知道，有这句话垫底，将来谁想翻案都翻不动了。

几个人顺着这条线往下议。邓乾元问了一句：“袁王手里有几百条枪，动起来动静不会小，需要外部力量配合。”朱昌偕说：“红五军就在安福一带，只要特委出面请兵，彭德怀那边应该不会拒绝。”杨克敏补充了一句：“请兵的理由要说得过去——就说袁王有反迹，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这话一出，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眼神里带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没有人反对。

彭清泉最后拍板，把这件事变成了湘赣边特委的正式决议：用军事手段解决袁王问题。

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提“土客”两个字。所有人用的都是“组织纪律”“中央精神”“革命纯洁性”这些冠冕堂皇的词语。有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人可能是真不明白，被明白的人牵着鼻子走。

这就是一定要把它包装成特委集体决议的“意义”：

个人的私仇，包装成组织的决定；

门户的算计，包裹上革命的外衣！

将来毛泽东兴师问罪，朱昌偕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是特委集体讨论、彭清泉同志点头、杨克敏和邓乾元都在场的组织决定。

毛泽东晚年（1975年，生命中最后一年），当他看到南宋诗人陈亮的诗句“六朝何事，只为门户私计”，在病床上哭得稀里哗啦，他一定想到他第一次听到宛袁王被杀时内心的痛苦，想到自己跟“门户私计”斗了一辈子，最终还是功败垂成的蚀骨痛楚！

至于怎么调动袁王的部队，还不引起怀疑，既然军事解决这个大原则已经定了，“兵不厌诈”，那么上点非常手段也是完全"合理”了。又经过一番讨论，在朱昌偕王怀的刻意引导下，彭清泉同意了伪造毛泽东亲笔信，以共同攻打吉安为名，骗俩人带队来永新的计划。理由是袁王警惕性很高，他们只相信毛泽东一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至于宛希先那边，则给他发调令让他前来永新待命，然后以“贻误战机”为名扣押他。在会议上，朱昌偕并没有说要一并除掉宛希先，只是以怕宛希先向袁王通风报信为名，借机扣押。

不过他已经盘算好了，一定要让宛希先永远闭嘴。

毛泽东对宛希先的信任非同小可，一旦让宛希先有机会向毛泽东告状，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讲话！

但是朱昌偕不会想到，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他怎么挖坑对付宛希先，短短一年后，他自己也会掉到同样的坑里！

系列文章《血色征途——通向遵义之路》，或许可以帮助你真正读懂四渡赤水背后，那些伟大的人和事。无数人用血与火、背叛与牺牲，回答一个至今仍在追问的问题：毛泽东的道路，为什么是对的？

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一个被打击被边缘化的职场中层，背着上级强加下来的KPI压力，发动一场他自己也不看好的起义，遭受失败后不得不躲进山里，如何一步步走出扭转中国命运的生死之路。毛泽东思想如何在血与火的反复试错中，一步步被逼出来、磨出来、打出来、选出来。

它有什么不同？

它不回避内部的矛盾、分歧、错误和背叛。它把革命者当“活生生的人”来写——写他们的热血，也写他们的局限；写他们的胜利，也写他们的教训。它追问的不是“谁是英雄”，而是“正确的路为什么那么难走，又必须这么走”。

为什么适合当下阅读？

任何个体、组织、国家、民族，在走向强大的路上都会遇到同样的拷问：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独立自主？如何识别真正正确的方向，如何在绝境中不崩溃？这些问题，九十年前有人用生命回答过了。

读懂了这段路，就读懂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