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干预农民种什么，内阁首辅倒台了

文丨柯锦雄（律师）

作者系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央视王牌栏目《焦点访谈》，曾经拥有“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美誉，没想到最近在“舆论监督”上被吐槽了。

报道的是湖南江华县“纸面种田”的问题。报道称，江华县总共有3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由此，当地确立了39万亩水稻种植面积的任务。但实际种植水稻的只有23万亩。其余土地被农民种上了南瓜、苦瓜等蔬菜作物以及罗汉果等经济作物。报道还“揭露”，为了应付检查，农民在“可视范围”内种植水稻。

搁以前，这绝对是形式主义、阴奉阳违的典型案例，只不过这一次剧情走向出乎意料。

关于这个事情已经有不少自媒体作者评论过，比如黄志杰、褚朝新、彭远文等，都是我特别欣赏的媒体前辈。所以我就不班门弄斧，狗尾续貂了。

我想谈的问题就一个，干预农民自主种植权的后果可能有多严重。没有谁比农民自己更清楚如何利用自己的土地对自己最有利，但是有些人总是觉得没有人比自己更懂种地。

我说的不是特朗普，是这个人——著名修道爱好者，《大明王朝1566》里的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

看过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的读者知道，中国古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始终离不开一个核心——财政。皇帝享受要花钱、打仗要花钱、救灾要花钱、养官要花钱，但钱总是有限的。

公元1566年，嘉靖四十年，国库亏空。多年未曾打卡上班的嘉靖在正月十六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其实问题就一个：搞钱。

封建王朝搞钱的办法其实不多，总结下来也就三条：税收、盐铁专营、铸劣币。但这三条在古代本质上都是分配，因为老百姓的产出局限在土地上，而土地能获得的收益是有极限的。当初王安石变法想要“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在土地产出硬约束的条件下，政府要想增加收入，要么向商人下手，要么向老百姓下手。

在嘉靖帝寻求解决国库亏空之法时，首辅严嵩提出开源节流，如何节流没说，提出一个开源之法——改稻为桑。

整个政策的构想这样的：将浙江的农田改为桑田，桑田养蚕出蚕丝，蚕丝织成丝绸出口海外换取白银，老百姓既可以卖蚕丝挣钱，也可以从事纺织挣钱，用挣来的钱买粮食，而田税依然按照稻田的标准缴纳，比桑田要低。

按照严嵩的计算，丝绸在内地是六两白银一匹，西洋诸国则是十两，改稻为桑，增加丝绸产量，既有利于百姓增收，也有利国家增利。在严嵩一套鬼才计算下，嘉靖帝估算了每年可以开源一千万两白银，心里估计一个劲儿地夸严嵩靠谱。

这一套政策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圈地运动差不多，为什么英国实现了工业革命，而明朝却失败了呢？

因为严嵩的计算是理想状态下的计算方式，丝毫没有考虑到中间存在的腐败成本和粮食成本。严嵩这套方案如果落地，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前提：一是农民有积蓄，能有钱购买粮食度过蚕丝生产这段期间；二是粮食价格稳定，农民收入能够覆盖；三是海外丝绸价格不存在波动，明朝掌握定价权。

首先第一点就不成立。当时的浙江经历过多年倭寇的侵扰，百姓已经苦不堪言，不要说积蓄，能无负债就算是大幸。可以说老百姓根本没有成本去支持改桑。而在基层执行者眼中，这项政策是“上利国家，下利你们”，是天大的好事。

第二点、第三点不符合经济规律，无法实现。一省之田都不产粮食了，运输成本叠加供求关系，那这个地方的粮价会高到天上去。平常不买米的这些达官贵人以及坐而论道的文人，其实对粮价毫无感知，而在地方工作的建德县令王用汲很清楚，他初见高翰文时给他算了一次：

今年建德分洪，有一半百姓的田淹了，约是十四万亩。这些百姓要是把田都卖了，明年便只能租田耕种。倘若还是稻田，按五五交租，则每人每年的稻谷只有一百五十斤，脱粒后，每人每天只有白米三两五钱。倘若改成桑田，田主还不会按五五分租，百姓分得的蚕丝，换成粮食，每天还不定有三两五钱。大人，三两五钱米，你一天够吗？

除此之外，严党是出了名的腐败集团，但是严嵩在制定政策时却没有考虑腐败成本，因为一旦加入这个因素，这项政策从一开始，对百姓而言就是无利可图的。

严嵩知道，清流也知道。双方都知道这项政策最终苦一苦的都是百姓。严党为了满足嘉靖帝的私欲，也为了自己那点小利，必须强推，剧中杭州知府马宁远就说了，“改稻为桑，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而清流则希望借助改稻为桑的民怨让浙江乱一乱，也算是破坏掉严党的钱袋子。

浙直总督胡宗宪一开始就清楚，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是不可能成功的，采取软抵抗的态度，一直拖延落实，并且上奏请求缓行。公文一来一回，政策推行的窗口期越来越小，替皇帝搞钱，这是严党的靠山，所以国策必须执行。小阁老严世蕃于是写信给浙江布政使郑泌昌、按察使何茂才，要求趁着端午汛去毁堤淹田，待到田地被淹，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

郑泌昌、何茂才于是拉上胡宗宪的学生杭州知府马宁远，趁着端午汛期，掘开了九个县的堤口，由于胡宗宪的介入，最终只淹了一个半县，淳安和建德。而恰是这一个半县，因灾换了县令，海瑞、王用汲走马上任，最后成为倒严的奇兵。

为了干预农民的种植自主权，做出了毁堤淹田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事情败露后，郑泌昌、何茂才成了最终责任人，织造局杨金水装疯逃过一劫，出钱买田的丝绸富商沈一石自焚，后被抄家，改稻为桑的国策彻底失败。这条搞钱的路子走不通之后，严党为了讨嘉靖欢心，展示自己搞钱能力，派巡盐御史鄢懋卿去了一趟江南，收回了500万两的盐税，远超此前盐税。暴露了严党背着嘉靖搞小金库的秘密，彻底激怒了嘉靖，严世蕃入狱、严嵩落马，树大根深的严党一夕覆灭。

改稻为桑为什么会失败？根本上而言是完全没有考虑农民的利益，地是农民的，没有谁比农民更清楚种什么对自己最有利。强行干预的结果必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所谓农民只不过是这项国策的代价，尽管国策表面上是利国利民，但根本上还是为了国家战略，也就是嘉靖帝自己的穷奢极欲，谁得到好处，谁就应该付出成本，让农民承担这个成本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