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hi，我是胖胖。
秦晖先生曾在《共同的底线》一书中对民粹有着深刻描述——历史上的民粹派其实不但不反对权威，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权威崇拜者。他们不仅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俄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我的愚见是，反复被强化的民粹主义，长期看，终将成为利维坦生长的土壤。
因为它的运行机制与其有着惊人的同构性，抹除个体，神化整体，拒绝异见，消灭旁观，把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压缩成只有敌我、没有是非的集体意志。一旦这种思维开始塑造人心，个体从恐惧中衍生出的便不只是顺从，还有愚蠢、荒诞与仇恨。在那种被不断灼烧的空气里，被刻意制造的敌意与阵线，只会迫使人与邻为壑，彼此撕咬。
到了最后，这些被仇恨塑造的人，终将成为利维坦口中永不熄灭的燃料。
开篇这几段文字，仅送给阿根廷的部分球员。
这届世界杯决赛，阿根廷1比0输给了西班牙。
要我说，这个结果本身没什么好说的，一是西班牙吃了“遥遥领先”的“红薯”，这个饮食餐标指定必胜，甚至其见效比长期投喂海参的更胜好几十筹。
再说了，足球场上没有必然的赢家。
不过，把整届比赛连起来看，你会发现真正预告了这场失败的，也有可能是半决赛之后的那一幕——洛塞尔索、奥塔门迪等球员从看台接过一面白底黑字的横幅，在全球直播镜头前高高举起,上面写着“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
从那一刻起，这支球队就已经不再只是一支球队了，因为任何一支球队一旦被这样使用，它就丧失了其纯粹性，运动员的对手也不再只是对面十一个人，而是背在身后的整个想象的共同体，压力不再来自比赛本身，而来自赛场之外那些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期待。
就像那位背后站了多少人的裁判一般。
你这样的球队，可以在情绪最高的那一刻打出神迹，也可以在情绪最沉的那一刻输给任何人。
让我意外的，是阿根廷总统米莱的回应。
在这场从半决赛开始一路蔓延到决赛前的民族情绪高潮里，几乎所有人都在顺着说话，副总统Villarruel还在赛前公开把英国人叫作“篡位海盗”。
就在这样一个所有的声音都往一个方向倒去的时刻，米莱站出来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这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别陷入那些廉价、民粹、陈腐的民族主义口号里，不能把国家公事搅和进来，就是说别混为一谈，我知道这很难。收复马岛可以通过明智的外交手段，而不是廉价、俗气的爱国主义作秀。如果将此事诉诸国际舞台，那将非常可悲，也非常糟糕。”
他完全可以像1982年的加尔铁里那样顺势收割一波民族情绪，把自己在经济改革里积累的所有怨气，一夜之间置换成“民族英雄”的光环。
可是他没有，这或许是一种罕见的政治克制。
因为最容易获得掌声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愤怒，一个政治人物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愿意提醒公众保持冷静，其实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
究竟有多罕见？
像法国马克龙曾在2018年的演讲中警告：
“我知道那些古老的恶魔正在浮出水面，它们准备好制造混乱与死亡。”
但马克龙那次批的是别国。
米莱不是，米莱批的是他自己国家、他自己阵营、他自己的选民，且在他们最不希望被批评的那一刻。
我无比认同他说的每一个字。
可能眼前这个时代，还有太多的声音，一时半会不足以认清米莱的价值，毕竟在一个情绪主导的场域，这无疑是一种冒犯。
而阿根廷能选出米莱这样一个人出来，也说明这些投票者，在民粹和现实之间，终究还留了一点点选择良知的空间。
昨天我在另一个号上发了一篇随笔：
难道足球不能只是足球？
其实想表达的意思也基本一致，足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一运动”，不是因为它承载了多少所谓的大义，而恰恰是因为它可以暂时超越种族、地域和立场，把不同背景的普通人连接在一份纯粹的热爱里。
最后分享一位我很喜欢的另一位作家的文字，虽然他的名字发不出来：
“民族主义是由自欺情绪引导的、对权力的渴望。每一个民族主义者都有指鹿为马的能力，毕竟他的意识已献身于比他更宏大的事物中去，且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才是正确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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