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国牌空军到国产战斗机，中国只用了9年

1954年6月，教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给新中国的家底算了一笔账，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教员说的没错，但是很快，这笔账便开始作废。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长春驶出生产线。同一天，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在沈阳完成总装，六天之后首飞成功。

汽车和飞机，一天之内都出来了。

再过两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开出洛阳的厂门，第一辆国产坦克在包头下线。

可以说，教员的判断，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被他亲自推动建起的工厂，逐条推翻了。

接下来的几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这四种工业品都是怎样从无到有给生产出来的。

昨天是歼—5首飞的70周年，那么第一篇文章，我们就来说飞机。

1 时间回到1949年10月1日。

那天下午，17架飞机自东向西越过天安门，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阅兵。这17架飞机全部是战场缴获而来，或者起义人员驾驶过来，机型共有五种，可谓是来源不一、五花八门。

但，当时的中国飞机总数不足200架，状态良好、能执行阅兵任务的，只有这些。

飞机太少、任务重大，没有办法，周总理说了一句：

“飞机不够，我们就飞两遍。”

于是，速度最快的9架受阅飞机，在通过天安门以后，又绕到东郊，重新飞了一遍，让受阅飞机维持在26架次。

纵观世界各大国，连开国大典都要精打细算的飞机编队，怕是绝无仅有了。

如果不能发展出中国的航空工业、培养出独立自主的中国空军，那么不仅中国的国防安全无法保证，整体国力也要永远低人一等，甚至中国革命的成果也有可能付诸东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10月25日，刘亚楼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成立。

随后，刘亚楼在东北、华北等地开办了六所航空学校，开始培养根正苗红的新中国飞行员。

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空军。

但，有了空军，不等于同时拥有航空工业。

空军现有的飞机，有美国造的、有英国造的、有日本造的，唯独没有一架是中国造的。即便有些工厂，也只能做些拆分、修理的基础工作，设计图纸、铸造机身、研制航空发动机等高端能力，那是一点都没有的。

换句话说，刘亚楼司令员麾下的飞机，都出自别国的工厂，中国的空军，其实是万国牌空军。

如果天下太平，中国可以用几十年时间慢慢弥补，可一年之后，抗美援朝战争就爆发了，历史根本没有给中国慢慢发展的时间。

空军作战能力不强，成为志愿军的最大短板。

没有独立自主的航空工业，成为中国的血泪教训。

2

其实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前，教员和周总理就问过斯大林，说：“如果中国军队入朝作战，苏联能否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回电：

“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不久后，斯大林便派出苏联空军的一个歼击航空师，以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的名义，进驻沈阳、鞍山、辽阳等地。

然而，到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志愿军准备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的时候，斯大林却变卦了，以一句“苏联空军没有完成准备工作，要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理由，拒绝出兵南向，给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但，教员认为，抗美援朝是中国的国家战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于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教员明确表态：

“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我们仍应出兵援朝。”

就这样，志愿军在头顶没有一架本国飞机的情况下，跨过鸭绿江，以轻步兵的姿态，对抗世界第一流的联合国军。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在朝鲜北部的温井地区，打响了入朝的第一战。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志愿军独自出兵以后，斯大林随即改变态度，命相关部门通知周总理，表示苏联空军将立即投入战斗，渡过鸭绿江迎击美军飞机。

11月1日，苏联的米格—15飞机自沈阳、鞍山起飞，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和美军首次交战。

斯大林为什么这样做？

根本原因在于，教员和志愿军的勇气、决心、意志打动了他，让他看到了中国有独立抗衡美国的实力，值得苏联大力投资，将来可以做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东亚桥头堡。

不过，苏联出动空军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只在鸭绿江到清川江之间的限定空域作战，不越战线、不出海面，只保障志愿军的后方交通线，不管前线的战场。

这片空域，便是米格走廊。

斯大林的这种做法，对志愿军有帮助吗？

有。

能决定抗美援朝的胜负吗？

不能。

可以说，米格走廊的存在，把“外国空军靠不住”这句话，牢牢地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让教员等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用最快速度发展起独立自主的中国空军。

而经过抗美援朝的考验，中国和苏联在国家战略层面有了共同的目标，那么发展中国空军，便比一年前有了更大的优势。

3

1950年12月，周总理召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开会，讨论航空工业的问题。

经过一番研究，周总理亲自定下调子，说：

“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到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部署。”

这句话，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总路线。

随后，何长工、段子俊、沈鸿组成三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希望在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中苏共同抗衡美国的大背景下，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

临行前，周总理就叮嘱说：

“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希望他们帮助。”

这次访苏的三人中，何长工是井冈山出身的老革命、段子俊负责工业管理、沈鸿是技术专家，资历、行政、技术，都配齐了。为了对等谈判，苏联便由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牵头，组织了一个七人委员会。

中苏两国的谈判，进行了一个多月，最终达成协议——

苏联援助中国改建航空修理厂，逐步扩建为制造厂。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顾问。援建项目在中国设计。

因为苏联空军不到前线作战，教员便给中国空军定下“边打边建”的方针，命刘亚楼派中国空军进入朝鲜战场，这样一来，战损在所难免。所以在此次谈判时，中国代表团要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派飞机修理列车来中国，专门修理战场受损的飞机。

协议拟成草案，送到斯大林的桌上。

如果是一年前，斯大林肯定不同意，但中国出兵朝鲜改变了世界格局，初步得到了国际事务的议价权，于是斯大林稍微考虑了三个小时，便签字同意。

既然中苏两国高层达成一致，那么接下来的事，就是水到渠成的。

1951年4月17日，即第四次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军委和政务院联合发布《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正式宣告中国航空工业诞生。

次日，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成立。

为了支持新生的航空工业，刘亚楼把空军所属的16个工厂，全部移交给航空工业局，其中空军第五厂，更名为国营112厂，成为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前身。

前线流血，后方建厂，可以说，中国的航空工业就是在抗美援朝的炮火中诞生的。

但，建厂投产需要漫长的时间，前线鏖战正酣，根本等不起。

怎么办？

在这样的背景下，另一条发展空军的脉络随即铺开，那就是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号召，鼓励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

那时，一架米格—15飞机的价格是15万元，而普通五口之家的每月生活费是50元，可以说，要向苏联购买飞机支援前线，成本是很高的。

但即便如此，中国人民仍然踊跃捐款捐物，工人捐加班费、农民捐余粮、学生捐零用钱，截止到1952年5月，全国捐款便达到5.5亿多元，折合战斗机3710架。豫剧演员常香玉甚至带着剧社义演半年，独自捐出一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

前后两年时间，人民捐款买飞机，由年轻的中国空军驾驶着奔赴前线，国家建厂造飞机，为独立自主的中国空军奠定基础。

两条线，齐头并进，一缓远虑，一解近忧，共同推动着抗美援朝前线和中国的国防安全。

4

1953年7月，中、美、朝三国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

次年7月，南昌320厂仿照雅克—18制造的教练机便首飞成功。

这是中国独立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初教—5，教员非常高兴，亲笔给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写了一封嘉勉信：

“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十八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中国，自此有了制造飞机的能力。

不过，初教—5只是螺旋桨小教练机，应对现代化战争的能力远远不够，要想培养空军的作战能力，还得制造喷气式战斗机。

于是在当年10月，军委和航空工业局又定下“仿制米格—17”的任务。

米格—17是苏联现役的主力战斗机，技术非常复杂，研制要求非常高，即便中国已经可以制造教练机，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制造这款战斗机。

为了顺利完成这项任务，总工程师高方启便定了一条纪律——

完全按照苏联援助的技术资料，一比一的仿制，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都要符合图纸要求，不允许有任何改动。

就这样摸着苏联的石头过河，他们制造了将近两年，才在1956年7月13日完成第一架整机的总装，编号“中0101”，6天后，由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飞行员吴克明完成首飞，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零五个月。

这架飞机，便是大名鼎鼎的歼—5，中国第一款批量生产的战斗机。

中国，拥有了仿制战斗机的能力。

5

1957年国庆，歼-5列队飞越天安门，教员指着机群，对身边的外宾说：“我们自己的飞机过去了。”

说出这句话时，他一定是满心自豪的。

次年2月，教员更是亲自来到沈阳的国营112厂总装车间，登上狭窄的工作梯，俯身观看歼—5的内部结构，听工作人员讲述飞机的性能和原理。

四年前说出“一架飞机都不能造”的人，此时此刻，正站在自己国家造出的战斗机旁边。

那一刻，他就像老父亲看着刚出生的孩子。

但，按照之前确定的“修理、制造、设计”的航空工业总路线，仿制战斗机并不是终点，自行设计才是最终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歼—5首飞成功的一个月后，沈阳112厂便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由航空工程师徐舜寿做主任、黄志千和叶正大做副主任。他们要和92个平均年龄22岁的年轻人一起，在完全掌握雅克和米格设计结构的基础上，研制出第一架中国自行设计的飞机。

那他们用了多长时间呢？

两年。

就在教员视察沈阳的五个月后，即1958年7月，空军试飞员于振武，便驾驶着歼教—1完成首飞，给出的评价是：

“座舱宽敞，内部布局合理，视野良好，操作容易，稳定性良好而没有大摆动。”

自行设计飞机的能力，中国也有了。

参与设计的空气动力组组长顾诵芬，那时年仅28岁，后来，他成为歼—8的总设计师，和同志们一起研制出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战斗机。

至此，中国完成了万国牌空军到自行设计飞机的历史性转变，仅仅用了9年时间。

完成这个过程，中国各界全力以赴固然是必要条件，但教员坚持抗美援朝、志愿军在朝鲜浴血奋战，换来苏联的援助，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这两个条件叠加在一起，正应了那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