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8年的麦收时节,太阳毒得能把人脊梁皮晒脱一层。我叫赵满仓,那年二十三,跟着我爹在村里做泥瓦匠营生,手艺学得七七八八,砌墙抹灰盘炕头,样样拿得出手。
那天晌午,我刚扒完两碗捞面条,正蹲在门槛上剔牙,邻村王家洼的刘桂兰大婶就风风火火闯进了我家院子。
刘大婶五十出头,身板结实,脸盘子红扑扑的,嗓门更是出了名的亮。她一进门就喊:“满仓他爹在家不?我家那猪圈塌了半拉墙,三头大肥猪满院子乱窜,急得我火上房!”
我爹那几天腰疼得直不起来,就把活儿派给了我。我扛着瓦刀、拎着泥兜,跟着刘大婶往王家洼走。一路上她叨叨个没完,说今年猪价好,秋后能卖个好价钱,说她男人走得早,一个人拉扯闺女不容易。
到了她家,我才知道这猪圈塌得不轻。土坯墙泡了几场雨,根子都酥了。我撸起袖子,先把砖头一块块拣出来码齐,又去后院取了黄土,掺上麦秸秆,光着脚丫子在泥坑里踩。那泥巴凉丝丝的,从脚趾缝里挤出来,倒比晌午的日头舒坦多了。
正干得起劲,院门“吱呀”一声开了,进来个姑娘。
我手里的瓦刀差点没掉地上。
那姑娘穿一件浅蓝的确良衬衫,两条大辫子搭在肩上,眉眼清秀,皮肤白净得像剥了皮的水萝卜。她看见我,脸上一红,低头叫了声“娘”,提着篮子就往屋里钻。
刘大婶在旁边看得真真的,咧嘴一笑,扯着嗓子喊:“秀芝!出来给你满仓哥倒碗绿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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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姑娘叫王秀芝,是刘大婶的独闺女,那年二十,在镇上供销社当售货员。
打那以后,我修猪圈的工期就拉长了。本来三天能干完的活儿,我愣是磨了七天。每天晌午,秀芝都端着搪瓷缸子给我送绿豆汤,缸子边上沁着水珠,凉得我心头直颤。她话不多,就站在槐树底下看我砌墙,偶尔递块毛巾让我擦汗。
第五天傍晚,刘大婶把我拉到屋里,端出一盘子炒花生,又烫了壶散酒。她搓着手,开门见山:“满仓啊,大婶看你这小伙子实诚,手艺也好,秀芝跟你也合得来……大婶就这么一个闺女,想招个上门女婿,你要是愿意,这院子、这三头猪,将来都是你的。”
我端酒盅的手抖了一下,酒洒了半盅在桌子上。
上门女婿。
这三个字砸下来,我脑子嗡的一声。
我爹是独苗,我也是独苗。在我们这一片,男人入赘那是要被戳脊梁骨的,老赵家的香火,到我这儿就得断。
我那天晚上没睡着。屋里闷热,蚊子嗡嗡叫,我翻来覆去想秀芝那双清亮的眼睛,又想我爹常挂在嘴边的那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第二天我没去王家洼。第三天也没去。猪圈还差最后一面墙没收尾。
第四天下午,秀芝自己来了。她站在我家院门口,手里攥着一个布包,眼圈红红的。她把布包塞给我,里头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针脚密密匝匝。
“满仓哥,”她声音很轻,“我娘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我爹走得早,我娘就是怕我受委屈……你要是为难,咱就当没这回事。”
她说完转身就走,辫梢在风里一甩一甩的。
我看着她的背影,鼻子一酸,扛起瓦刀就追了出去。
那面墙,我当天就给砌完了。砌完墙,我跪在刘大婶面前,磕了个头:“婶,我入赘。但有一条,我爹娘老了我得管,逢年过节我得回去上坟。”
刘大婶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一把把我拉起来:“傻孩子,应该的,应该的!”
我爹知道这事,气得抄起扁担追了我三里地。后来还是我娘劝住的,她说:“老赵啊,秀芝那闺女我见过,是个旺夫的。咱满仓跟她过日子,比啥都强。”
转年开春,我跟秀芝办了喜事。我没改姓,但孩子跟了她家姓王。我爹憋了大半年才肯认这个外孙,可头一次抱上孙子,老爷子的眼泪比谁都流得欢。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秀芝给我生了一儿一女,刘大婶八十了,还能下地薅草。我那老丈母娘常跟街坊念叨:“当年我就看准了,满仓这孩子,跑不了。”
人这辈子啊,有些坎儿,看着是天大的事,迈过去回头一瞧,不过是田埂上一道浅沟。要紧的是,身边那个递绿豆汤的人,得是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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