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钧跃：中国信用标准化的二十年印记

编者按：

我国三十余载信用经济蓬勃发展，为其保驾护航的信控服务业日益成熟，各类信用规则在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国家的社会治理重器。这背后，是一代人的智慧与奋斗，点滴往事皆为史痕。为铭记征程，梳理脉络，本公众号特别推出亲历者回忆文字，为史存真，邀您执笔。

截至2026年初，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实施的信用国家标准已经超过90项，其中包含一个强制性标准，被废止一个，还有若干个已立项在编的标准。这标志着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70）推动我国信用标准化建设工作取得了成果丰硕。

6月下旬，我收到了新一期《征信》杂志的赠刊。这期杂志刊登了北京市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张金波的一篇文章，题为《》，文章详尽介绍了我国各层级和各地的信用标准化工作进展情况。我与金波相识已有十余年，深知他不仅积极参与信用标准的制定工作，更长期跟踪并忠实记录着我国各层级标准化组织推进信用标准化工作的历程。可以说，他在这个领域发表的文章我都读过，也参加过他在北京市信标委以及北京信用学会两个平台上主持的学术活动。每一次接触，我都能感受到他对信用标准化事业由衷的热爱。拜读了他的这篇新作之后，我感慨良多，勾起了我参与信用标准化工作二十二年来诸多往事的回忆。

自2004年起，我开始参加信用标准化工作，担任了技术工作组和技术委员会的三届委员，还应聘担任过第一届商业信用分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作为最早加入我国信用标准化队伍的一员，有机会从专业技术角度亲历了信用标准化建设的全过程，不仅参加过几乎全部信用国标的起草或评审工作，还亲历过许多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宣贯和外事活动。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基于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70）委员的视角，将这些记忆留诸笔端，以期后来者能汲取前人的经验，以更宽的视野和更大的格局推进信用标准化工作。

渊源

作为一个功能强大的经济和社会治理工具，它能使信用规则落地实施，为发展信用经济保驾护航，为社会道德重建提供抓手，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最主要作用。信用规则体系中包含信用法律法规、信用标准、信用软法和惯例等类别的规则。鉴于信用标准的重要性，早在1999年奠基的社会信用体系理论中，信用标准就被设计为体系框架中的一个板块，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的“设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研究报告之中。

在基于课题研究资料编写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一书中，列有标题为“国家标准和从业规则”的章节，专门介绍外国的信用类标准，主要是信用主体标识和征信报告版式类的标准，而当时我国的信用标准尚属空白。

在基于课题研究资料编写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一书中，专设了“国家标准和从业规则”一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的信用类标准，主要包含信用主体标识与征信报告版式等类型的标准。而在彼时，我国在该领域的信用标准尚属空白。

图1 国内最早介绍域外国家信用标准的著作

另一件相关的事情是，在2003年3月下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同志接掌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组长之职。在第一次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会议召开之前，对于怎样做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整规办”）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了十几位专家学者与会座谈，吴仪副总理亲自莅临会议，全程听取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我荣幸地受邀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在会上提出的建议是“社会信用体系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2003年4月，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会议召开，随后国务院宣布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贯彻落实整规会议精神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国整规办于当年秋季设立了数个研究课题，其中之一就是“我国信用标准化的框架设计和总体规划研究”。课题研究任务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承担，该院基础所所长陈玉忠博士担任课题负责人，该课题于次年结题。

因此，以该课题为标志，信用标准化工作正式起步，2004年应该算是我国的“信用标准化元年”。

技术工作组时期的标准编制工作

2004年，陈玉忠所长通过吴晶妹教授与我建立起联系。我也通过他，加入到我国信用标准化工作团队。

作为一种信用规则，信用类国家标准（以下简称“信用国标”）主要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企业信用管理、企业征信、企业诚信管理、诚信评价、政府信用监管等方面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兼具“技术指导”和“制度约束”作用。虽然《信用 基本术语（GBT/22117-2018）》中未列入“信用标准化”一词，但在已发布实施的信用国标术语集中，信用标准化的定义是“制定、发布并实施信用标准的过程。”

推动信用标准化工作，做好顶层设计，需要有组织保障。2004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标委”）申请成立了“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以下简称“技术工作组”）”，其职责是编制和修订信用类国家标准，并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相关工作。牵头搭建工作班子的是陈玉忠所长，最初的成员有由尹彦、钱玉民、李向华、宋黎等研究人员。2005年5月，国标委的批文下发，技术工作组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信用标准化组织。自此，三十余位专家委员聚到一起，共同推进信用标准化事业。

其实，在技术工作组正式成立之前的2004年，筹备班子就紧锣密鼓地开启了首批信用国标的选题和信用标准化框架设计等工作。那年，我曾多次去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参加信用国标的专家研讨会，包括一些筹备组内部讨论，历次会议上最常见面的专家有吴晶妹教授、韩福荣教授和高观主任等同仁。

在2004-2006期间，技术工作组优先选择编制基础类、通用性、综合性的信用国标，最初的立项选题讨论范围主要落在信用范畴、信用标准化、企业信用管理、企业征信、诚信评价领域，从2008和2009年发布实施的前两批信用国标可管窥一斑。由国标委发布的信用国标共有7项，分别是：

✅《企业信用等级表示方法（GB/T22116-2008）》

✅《信用 基本术语（GB/T22117-2008）》

✅《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处理和提供规范（GB/T22118-2008）》

✅《信用中介组织评价服务规范信用评级机构（GB/T22119-2008）》

✅《企业信用数据项规范（GB/T22120-2008）》

✅《企业质量信用等级划分通则（GB/T23791-2009）》

✅《信用标准化工作指南（GB/T23792-2009）》

图2 国标委第一和第二批次发布实施的信用类国家标准示意

从2009年的指南标准起步设计，历时8年，我国信用标准建设的总体架构于2017年初步确立，具体展示于《信用标准体系总体架构（GB/T 35431-2017）》信用国标之中。

图3 在2017年确立的中国信用标准体系总体架构示意图

记得在第一批信用国标的编制过程中，《信用 基本术语》标准绝对是费时和争论最多的一项标准，没有之一。当时，技术工作组邀请了多家专业机构，覆盖征信、评级、企业信用管理、信用保险、信用担保、商账追收、数据供应商等参加研讨，包括在华的外资征信和评级机构的高管。除此之外，企业信用经理人和地方行业协会的负责人也被邀请参与。在历次研讨或审查会议上，无论是学术性还是技术性的争论都是最激烈的，本土化问题十分突出。除此之外，让人记忆犹新的事情还有（1）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联动，术语集中加入了失信惩戒、信用监管等条目；（2）在形成上报稿的最后时刻，删去了“商账追收”术语条目；（3）将“信用管理师”列入术语条目，以配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国家职业建设项目；（4）企业信用等级划分标准采用“四等十级制”，有别于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金标委”，英文缩写SAC/TC 180）对信用评级标准的“三等九级制”划分；（5）在企业信用等级划分标准初稿中，曾有初稿针对各信用等级对应列举了企业失信与守信的表现行为，在形成上报稿时将列举和注释全部删除，原因坚持国家标准编制规范的原则，不允许采用列举式表述，因为列举是无法穷尽的，尽管列举失信行为对标准的落地应用是会有所助益的。

在陈玉忠组长的主持下，在技术工作组时期编制了14项信用国标，国标委分别于2008、2009和2011年分三批次发布实施。在专业分类上，后一批次发布的信用国标可分为两类，即“征信类”和“电子商务信控”类，它们分别是《企业信用调查报告格式规范基本信息报告、普通调查报告、深度调查报告》《个人信用调查报告格式规范基本信息报告》《信用主体标识规范》《基于电子商务活动的交易主体企业信用档案规范》《基于电子商务活动的交易主体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与等级表示规范》《基于电子商务活动的交易主体 个人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及表示规范》《基于电子商务活动的交易主体 个人信用档案规范》。

作为委员，我有幸参加了上述全部信用国标（电子商务信控类国标除外）的起草或评审工作，也名列最初编制的8项信用国标的起草人。此后，我在技术工作组（后为“技术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转为评审。

图4 2006年，几名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委员与秘书处工作人员合影

在2004-2015期间，除了标准编制工作，技术工作组还举办过一些宣传信用标准化工作的会议和活动。

2005年9月19日，国标委在京举办了“国家信用标准化论坛”大会，这是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首次承办的信用标准化主题大型会议活动。我在会上做了题为“从外部和历史经验看我国的社会信用国家标准架构”的发言。

图5 2005年秋，林钧跃在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承办的信用标准化论坛上发言

在2009年6月16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在全国开展“质量和安全年”活动的部署，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在京举办了“质量诚信论坛”，这项会议活动由中标院和《中国质量报社》联合承办，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及其质量信用分技术委员会全力以赴参加会议承办。在会上，我的发言题目是“信用国家标准在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中的应用”。在会后，我接受了《中国标准化》杂志的约稿，该刊的2009年第9期刊发了我撰写的“论企业信用制度建设”论文。

图6 2009年夏，林钧跃在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承办的论坛上发言

在技术工作组时期，有一件特殊的事情值得提及。2006年秋末的一天，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参加会议后正要离开的几位委员被陈玉忠组长留下，说是要完成一项紧急调研任务，上级要了解信用国标系列中有多大比例的内容是与企业社会责任存在交集的。

这项任务有着很深刻的政治背景。200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了一个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负责起草一个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即后来的ISO 26000:2010标准，该标准的名称是《社会责任指南（Guidanc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对于这项国际标准的制定，政府的立场曾经历过从“警惕与抵制”到“主动参与并影响”的转变。在最初阶段，政府和社会都对这项标准的制定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当时，政府和企业界普遍认为，该项国际标准有可能成为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的“新型贸易壁垒”，特别是标准会以人权、劳工、环境等条款限制中国产品出口。2005年，国务院成立了由原国家质检总局和国标委牵头，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交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全国总工会等多部委参与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中国工作组”，负责统一对外立场和参与谈判，争取在该项标准中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比如强调自愿性、避免歧视性条款、尊重国家主权和发展阶段差异等。政府为此派出了高级别的代表团赴日内瓦国际标准化组织总部，实地考察标准制定机制。另一方面，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在修订，修法工作涉及是否考虑接受ISO 26000和SA8000（由美国民间组织制定的《社会责任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标准）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后来，从200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看，中国接受了社会责任理念，使“保护劳动者”从道德倡导上升为法律义务。

技术工作组接到的这项任务，目的是为上级提供数据，分析信用国标系列作为某种替代的可能性。那日下午，经过数小时的查询和对比，在全面考虑了信用国标系列设计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二者交集约为28%--30%的结论。

令人难忘的信用标准化工作还有一项，即唯一的强制性信用国标《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制规则（GB 32100-2015）》编制工作。这项强制性信用国标的实际效力逼近法律，因此它是所有信用国标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这项任务是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批准和督办的，具有时间紧和任务重的特点。

2015年5月16日上午，在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代码中心”）二层会议室召开了标准起草组成立暨标准研讨会，会议主办是技术工作组，我应邀参加这个会议。那日的会议，与会者人数远超常规的标准研讨会，除了几名委员和代码中心的领导，与会人员还有若干政府部门和外省市信用协会的负责人。

原本以为会议只是研讨《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制规则》的初稿，但发下来的资料有一摞，还包含《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础数据元》《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操作规范》《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管理规范》《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交换接口》四项标准的初稿。而且，这次会议的不寻常之处是，这些标准的初稿并未像其它标准研讨会那样，事前发下文稿的电子版，让与会者能够提前审看。

可以说，在我参加过的所有标准研讨会中，这次会议的讨论激烈程度最高的一次，其中既有技术观点碰撞的原因，也有技术专家和政府公务员之间的站位不同的原因，氛围紧张大约是因为这项任务特殊重要吧。后来，这项由总理交办的任务还是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通过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这组标准的质量是很高的。

不同层级的信用标准化工作

除了编制信用国标之外，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委员们也常被受邀参加信用行业标准（以下简称“信用行标”）研制的技术支持工作，我先后参加过5项信用行标的研讨和审查。

在2010年之后，多是通过技术工作组和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使我有机会参加过多项信用行业标准的研讨和评审工作，也参与过二十多项信用团体标准的编制和评审工作。

图7 2018年初，参加中国医药物资协会的团体标准编制启动会合影

图8 2024年夏，在发布会上介绍北京市社会公信建设促进会编制的团体标准

图9 信用类行业标准示意

参与国际标准研制活动

我先后参加过两项信用类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其中一项国际标准完成编制，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

2006年，由德、法、英、荷等国发起了一个编制信用评级国际标准的项目，得到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批准，成立了名称为ISO/PC235 "Rating services"的信用评级服务国际标准研制项目委员会。PC（Project Committee）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一个组织形式/层级，是为了开展特定标准化项目而设立的组织机构。

2007年4月，该组织在德国柏林召开了成立会议，首批成员国以欧洲国家为主，亚洲成员只有日本和韩国。该组织的主席国是德国，标准文本由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Fitch）公司负责起草。那时，中国不是ISO/PC235的发起国，也不是会员国，因此没能参加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该组织决定于2007年10月末在瑞典国家标准院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修改信用评级服务标准草拟稿。该组织向中国发出邀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及技术工作组决定派我和秘书处的钱玉民赴瑞典参会。会议于10月29日开始，会期两天，共有十余个国家的代表参会，中国是观察员国。德国代表团负责人艾文灵博士（Dr.Oliver Eveling）主持了会议，他介绍了信用评级标准起草的背景和技术观点。惠誉（英国）公司的经理人亨特（Richard Hunter）代表起草组介绍了第一版标准文本内容，给出了编制说明，也额外讲述了研制工作中的一些特殊的技术考虑。

图10 2007年10月29日，林钧跃赴瑞典国家标准院参加国际标准审查会

我在会前就拿到了这项国际标准的初稿文本，对起草组的技术方案和不寻常观点有了大致的了解，该项国际标准虽由惠誉公司的团队起草，却超出了金融信用评级的范畴，而且采用四等十级制，大约是该组织希望所起草的标准未来能有更宽广的应用覆盖面。也就是说，该组织力图起草一个更基础的通用型信用评级标准，不仅服务于金融评级。从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组成看，来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人员极少，反而有美国邓白氏公司、欧美律师、企业信用管理人员和欧洲中小企业组织的负责人参会。

在第一天上午的会议上，起草组做了编制说明，主席国也介绍了技术观点。随后，与会者发言热烈，但不同群体之间的争辩也非常激烈，甚至让会议看上去像个吵架会。我在会议上做了两次发言，站在维护国家利益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杜绝基于国际标准做出信用等级对发债融资的“管辖权”，不反对融入非金融的企业信用风险评估技术的一派观点。在会上，我也介绍了中国的信用国标，代表技术工作组向大会赠送了中国信用国标拷贝，并在茶歇期间分发了中国信用国标单行本。多国与会代表对中国编制了五项信用国标和还在继续立项新标准的情况表示惊讶和赞赏。

图11 2007年10月30日，与会代表在瑞典国家标准院休息厅合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认为国际标准编制要具有国际代表性，建议第三次标准审查会议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召开。当时，中国是唯一愿意承办会议的非欧洲国家，因此会议决定第三次标准审查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时间定在2008年3月下旬。后来，该组织的第三次标准审查会如期在北京召开，但我因故未能赶回北京参会，遗憾地错过了这次会议。

我第二次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国际标准编制活动是在2015年秋。当年9月23-24日，国际标准化组织的TC290技术委员会所属的第一工作组（WG1）在北京的元辰鑫酒店召开了第二届年会，会议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承办，研讨国际标准《在线消费者评论—关于收集、审核和发布网上消费者评论的原则和要求（Online Consumer Reviews）》的文本条款。该项国际标准是由法国标准化协会申请立项的，并由法国担任主席国，其核心内容是要求电商平台公开评论发布流程、禁止虚假或有偿评论、明确激励措施、保护评论者隐私，并建立投诉与纠正机制。除了在会议上发言，餐叙期间，也与外国代表做了较为深入的交谈。当然，我也事先看过这项国际标准的初稿，提出过修改意见。

在2018年，最终定名为《在线消费者评论—原则与要求（ISO 20488:2018）》国际标准发布。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同志为这项国际标准的编制做了大量工作，在起草工作的一段时期，据说秘书处负责人周莉每周都要参加线上碰头会。因为中欧（主要是法国）之间有6-7个小时的时差，她经常得在北京时间的夜间参会。

图12 2015年9月23日部分与会代表在会后合影

2021年夏秋时节，国标委有过外宣中国标准的政策精神，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申报的项目得到批准，秘书处开始组织《信用 基本术语（GB/T22117-2018）》的英译工作，即首个英译版信用国标的翻译工作。尽管是做信用国标的翻译工作，但技术工作流程依旧按照标准编制技术规范进行。在组织上，由时任中标院信用研究室周莉主任担任起草组组长，我担任评审组组长。

周莉主任提供给我一个英译版本的初稿，我做了细致的审读，提出了修改意见。通过这个标准的翻译工作，让我认识到信用国标的翻译工作难度很大，有道、百度等翻译软件及现今的AI工具只能用作翻译工作的参考和提示，工具是无法完成高质量的翻译工作的。翻译信用国标，既不能全文对译，也不能完全意译。特别是仅社会信用体系一方面的内容，就创造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生出了许多当前只在中国社会中使用的新词汇，而且大多数的新词还没被英文辞书纳入。

在这项任务下达时，正处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工作都是通过线上会议方式进行的。在英文版的标准审查过程中，除了李安渝委员之外，评审组还邀请了著名征信技术专家李铭和刘新海参加，以及华夏邓白氏公司的高管人员，他们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修改建议，并提供了书面修改意见。

图13 2018年发布的首个信用国标英译本封面

组织建设

2005年5月，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的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工作组成立。2006年12月，在此基础上，技术工作组向国标委提出成立“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70）”的申请。经国标委批准，技术工作组启动了筹建工作。然而，因为信用标准化工作是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联动的，而当时国务院正在设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新领导机制。2007年，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运行的诸般制度均需调整和重置，致使技术委员会成立之事只能一再推后。

2006-2008年期间，虽然技术委员会（TC）尚未正式成立，但两个分技术委员会（SC）却先行成立了。2008年12月，经国标委批准，“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质量信用分技术委员会（SAC/TC470/SC2）”和“全国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商业信用分技术委员会（SAC/TC470/SC1）”两个分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

主持技术工作组的陈玉忠组长兼秘书长于2010年夏季调离，赴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担任主任之职，秘书处的尹彦和宋黎同志也随之被调到该中心任职。自此，技术工作组暨技术委员会筹备处的工作班子换将，交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汤万金副院长负责，原班子中的李向华同志留任，周莉、江洲和叶如意等同志调入。

作为我国信用标准化工作最初的推动者，陈玉忠同志为信用标准化建设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功劳并未因调职升职而被业界遗忘。2025年，上海市信用服务行业协会在纪念成立20周年之际，向陈玉忠同志颁发了“开拓者”荣誉称号，从业界这个侧面对他推动信用标准化工作的功劳予以高度评价。

图14 表彰陈玉忠同志对我国信用标准化工作做出贡献的奖牌

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阶段

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信用体系覆盖范围扩大至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四大领域。2012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运行的领导机制仍是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但内部领导机制有所变化，即部际联席会议改为双牵头制，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担任第一牵头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下简称“人总行”）担任第二牵头单位，而且两个牵头单位明确了分工。由于这个缘故，信用标准化组织改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领导。

2016年春节刚过，国标委就下发了《关于成立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批复》（国标委综合〔2016〕9号），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将原申报的名称改为“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70）”。由时任国家发改委连维良副主任担任主任委员，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都派出一名代表担任技术委员会委员，委员人数扩充至75人。在这届技术委员会的组成中，在技术工作组时期一起工作的几名技术专家吴晶妹、韩福荣、蒋家东、李安渝、高观等人都连任了委员。

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由汤万金副院长出任秘书长，日常工作由信用研究室的周莉和江洲两位主任负责。由于组织规模扩大，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也增加了，老熟人李向华和叶如意继续留任，新增了赵燕和孟翠竹等同志。

图15 2017年9月8日，林钧跃在全国社会信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年会上发言

技术委员会成立以来，信用标准化工作步入了快车道。十年间，技术委员会大约完成了五六十项信用国标编制任务，而且还在逐步修订旧国标。

然而，信用标准化工作的方向也随之产生了重大转变，任务目标转变为主要为公共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也更倾向于支持有信用监管职能的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国标立项请求，大力支持公共征信系统和社会信用统一代码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化，服务于政府信用监管的信用国标数量也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在市场型（通用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控行业各分支建设和企业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信用标准化的支持力度减弱了。为此，在2025年12月19日召开的技术委员会年会上，我在发言中提出了几项建议，其中一项建议是希望解决分配给信控行业各分支信用国标立项资源问题，我希望国标委的政策能向信控行业做稍许倾斜，让信用国标能完整覆盖每个信控行业的分支，达到每个行业分支都有至少一个信用国标作为引领，再由它们自主做好团体标准配套工作。

多年来，我一直建议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加强信用国标的宣贯工作，并参加过秘书处组织的信用国标在建立企业信用管理中应用的培训。但是，秘书处每年获得的工作经费很少，秘书处的人员编制也很少，基本上不具备推动信用国标宣贯和落地实施工作的能力。尽管有主持秘书处工作的周莉委员大力推动过《企业质量信用报告编写指南（GB/T 31870-2015）》施行、来自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的刘栋栋委员长期推动《企业诚信管理体系（GB/T 31950-2015）》在企业中应用、来自深圳市信用促进会的鲜涛委员推动《信控服务机构分类及编码规范（GBT45805-2025）》落地实施，但这种宣贯方式的力度极其有限。当然，国标委也没有鼓励利用社会力量推动国标宣贯的政策。总之，多种原因致使信用国标宣贯工作的效果远不尽如人意。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994年，我国建立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是负责这项制度建设和运行的政府主管部门。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这个制度框架中的一个技术组成部分，标准的编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原名称为“国家职业标准”。2017年，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号）的相关要求，标准更名为“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指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职业活动的内容，对从业人员工作能力水平的规范性要求。它是衡量劳动者从业资格和能力的重要尺度，是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技能人才评价、就业服务以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性文件。

人社部印发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技术规程（2018年版）》（以下简称“《规程》”）提供了编制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技术性指导和规范性要求。对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工作而言，其作用相当于《标准化工作导则（GBT1.1-2020）》对国家标准编制发挥的作用。《规程》对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编写格式、内容结构、等级划分、功能模块等做出了具体规定，还规定了“职业”的职业活动内容、技能要求、知识水平、职业道德以及等级划分。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附有权重表，明确各模块在整个标准中的分值占比，用于指导培训和考试命题。 因此，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被视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核心依据，而培训教材在本质上是对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各项条款做出的详细解释。

图16 新旧两版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05年6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下达了开发信用管理师职业的任务，由中国市场学会承担开发任务。2005年9月7日，中心印发了《关于成立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信用管理师专业委员会的通知》（劳社鉴发［2005］17号文），承担信用管理师职业设计和建设的所有技术工作。专业委员会由23名业界专家学者组成，我被聘任为主任委员。因此，作为技术负责人，我有幸地两次组织开发了2006年版的《信用管理师 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和《信用管理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年版）》，以及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条目撰写和修订、培训教材总纂和分册主编、国家卷库和题库开发等多项技术工作，并在职业建设过程中先后引入了第二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企业信用制度、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诚信管理、企业合规管理等。

2021年12月2日，人社部办公厅印发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网约配送员等18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92号），其中包括了《信用管理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年版）》。次年3月，该项国家职业标准由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

关于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建设历程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工作的细节，已在2025刊出的本人另一篇回忆文章中详细介绍，文章的标题是“立信之业：创建‘信用管理师’职业志略”，在此不予赘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95年，我开始系统性地将美欧的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和技术方法引入国内。在1995-1999期间，我曾在多种报刊上发文章，介绍企业信用管理和征信技术，走访数十家企业进行调研，了解企业在国内外贸易中遇到的信用风险，并于1999年出版了国内首部企业信用管理专著《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原以为这部专著涉及的专业面很窄，又是在传授新管理方法，却没料到这部专著居然卖得挺火。在图书出版发行几个月后，在1999年10月2日版《中国经营报》上刊出了中关村风入松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这部专著赫然上榜。

在此后的数年间，我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传播企业信用管理方法与企业征信技术，同时开始研究信用管理方法的本土化，以及企业信用制度（包括企业诚信自律与社会责任）的建设问题。在1999年，课题研究使得信用管理理论成为“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即社会信用体系）”设计的主要理论依据。尽管当时已有一批业界同仁在共同努力，但从国内企业设立信用管理部门的数量和从业人数来看，推广工作的成效十分有限。转机出现在2002年和2005年，2002年我国高校开启了信用管理专业教育。2005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创建“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国家的这两项举措为第二代企业和消费者信用管理方法在国内落地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因为是面向广大企业，自2007年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认证项目考培工作启动以来，企业和消费者信用管理技术得以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同时也助推了企业征信业的发展。因此，于我个人而言，能够以技术负责人的身份领衔创建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并牵头研制《信用管理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殷切期望

历经三届国家级信用标准化组织二十二年的持续推动，信用标准化框架的顶层设计业已展开，由国标委发布实施的信用国标已近百项，推动信用标准化工作的成效显著，硕果累累。

站在当前这个承前启后的节点上，系统梳理参加信用标准化工作一路走来的足迹，科学地评价其成就与不足，看清前路，有着必要性。基于我个人的研究和经历，对信用标准化事业怀有更高的期待。

首先，在信用国标数量已相当多且持续增长的今天，除了用于支撑信用信息基础设施和政府信用监管工作的信用国标之外，如何让信用国标被企业和信控业界广泛、深入地使用，其重要性已经上升。为此，技术委员会似应在标准宣贯上投入更多人力物力，特别是面向广大企业和各个行业，助力它们在国内外建立健全信用风险防控制度、诚信自律制度和合规制度。因此，需要编写成套用于详解标准条款和介绍应用方法的宣贯教材，建设专门的网站或公众号以提供信用国标组合落地的培训与咨询，并开展试点示范工作。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由秘书处建立研究和培训班子，取得政府主管部门加大拨款和资源倾斜，或争取出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促进性政策。

其次，技术委员会应敦促上级主管部门关注信用标准化立项资源分配的平衡问题，既要满足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信用标准化需求，也要考虑尚无明确政府主管部门的信控行业分支及企业的信用管理制度建设的信用标准化技术支撑。在本质上，是调整信用标准化工作在公共型与市场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间的着力平衡。

第三，技术委员会需要设法提高对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标准化工作的技术支持力度，让具有行业特色的信用国标撑起各行各业的信用标准化框架，让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建设围绕国标指明的方向展开，推广有针对性的信控技术，并在信用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中得到应用。

第四，在中国政府全面提出全球治理理念与倡议的今天，推进信用标准化工作需要具有国际视野，通用型的信用国标要考虑国际适用性、接受度和译文可读性，与跨境征信服务平台积极合作，逐步将多种外文版的中国信用标准推向国际。信用国标走向国际在国标委的职能范围，因此技术委员会需要争取得到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理解与支持，特别强调信用国标走向国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作为我国首批参加信用标准化建设工作的一名老兵，我眼见老一代委员同仁逐渐隐退，年富力强的中生代干将们正全面走向一线。我希望后来者能完成我辈未竟的信用标准化事业，继往开来，完成信用标准化工作的火炬接力。

让中国信用标准率先成为中国经济制度和市场治理类标准走向世界的先锋，让信用之光照亮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之路！

源点注：本文作者林钧跃（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信用管理师专业委员会主任、源点特约专家），经作者授权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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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源源

校稿：昊宇

排版：源点苏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