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坎一战日军伤亡有多惨烈?第23师团五位联队长尽数殒命,关东军高层迎来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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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鲜为人知的诺门罕战役》、《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第四卷、《第23师团》、《诺门坎战役日军有多惨》等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9年初夏,内蒙古与外蒙古交界的诺门坎,不过是一片牧民放羊的荒草地。

这个地名在关东军的精确军事地图上几乎找不到位置,海拉尔特务机关的田村利美少校翻了半天图纸,才勉强辨认出它的所在,随即向上级打报告称:此地一向平静,毫无军事价值,小题大做实无必要。

关东军上下,也确实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然而短短四个月后,一份沉甸甸的战损报告摆上了东京参谋本部的案头。

报告上的数字触目惊心:第23师团五个联队长无一生还,整个师团几乎打残,参战将士损失率高达80%。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整个大日本帝国陆军高层陷入一种比战场失败更深的震动——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撤职转入预备役,东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作战部长、作战课长同时被扫出局,前线将官被逼自杀,战场上被俘后放回的士兵也大批被迫赴死,理由是"玷污了皇军荣誉"。

整场清洗,从前线一路席卷至东京,无人幸免。

而在这份被压缩过的伤亡数字背后,还藏着一组更触目惊心的账。

当梅津美治郎接任关东军司令官、着手彻查这场战役的全部细节时,他看到的东西,让那间新任司令官刚刚入住的指挥部里,很长时间都沉默着没有声音……



【一】起因:一张说不清楚的地图,和一个注定被点燃的火药桶

1939年5月11日,事情的起点,近乎荒诞。

几十名外蒙古骑兵越过哈拉哈河向东渗透,和当地伪满洲国边防军发生了零星武装冲突。

这种边境摩擦在诺门坎一带年年都有,根子上是一笔说不清楚的烂账:日本和外蒙古各自主张的边界线根本对不上,双方地图上画的界线相差足有十几公里,谁都不肯退让,谁也没有彻底解决的打算。

关东军接到报告后,第一反应不是谈判,而是派兵去"扫荡"。

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的处置逻辑很简单:把越境的人打回去,这种事以前也做过,做过就了事。

他派出了搜索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带着200名骑兵和12辆装甲车,加上伪满兴安骑兵配合,直接冲过去把蒙军驱逐出境。

5月14日到15日,苦战两天,蒙军撤回哈拉哈河西岸,东八百藏率部返回海拉尔,受到了师团部的嘉奖。

小松原觉得此事已经了结。

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蒙军撤退两天后,又渡河回来了,这次身后跟着的是苏联人。

苏联政府依据《苏蒙互助协定》正式介入,将第11坦克旅直接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同时把第57特别军司令部从乌兰巴托迁到距前线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并开始大规模向前沿集结兵力。

这个动静,已经远不是边境摩擦的规模了。

而关东军这边,依旧没往最坏的方向想。

在关东军高层的战略判断里,苏军的动作不过是例行的姿态性增援,吓唬人用的。

更何况,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赢过沙俄;

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日军虽然受损,但并没有大败;

在他们的经验里,苏联人的战斗力完全在日本陆军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况且,打了胜仗的东八百藏刚刚回来庆功,部队士气正旺,正是乘胜扩大战果的好时机。

这种判断,带着一种特有的傲慢。

5月28日拂晓,日军再度出击。

这一次,小松原调集了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的主力约1058人,加上东八百藏中佐的搜索队约200人,以及伪满兴安骑兵第1、2、8团各一部,分三路向苏蒙联军阵地发起围攻。

结果被彻底打脸。

东八百藏搜索队战死115人,失踪81人,几乎全军覆没,东八百藏本人当场被击毙;

山县支队正面进攻遭重创,战死151人,生死不明92人。

两支部队加起来的损失率,远超任何事先的预估,而日军连对岸的阵地边都没摸到。

消息传回关东军司令部,上下哗然。

但参谋们的第一反应,依然不是反思。

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亲赴前线视察,见到溃退下来的士兵,把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当面怒骂一顿,命令他去收拾尸体,然后自己乘飞机返回。

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次组织不力的小失败,找回场子才是正事。

辻政信在诺门坎的角色,值得在这里多说几句。

此人是关东军作战参谋,日本陆军史上以胆大妄为著称的人物,与石原莞尔、濑岛龙三并称"昭和三大参谋",外号"豺狼参谋"。

他做事从不按规矩走,早在战事初期就曾以关东军司令名义擅自发布越权命令,推动前线扩大战斗规模。

东京参谋本部虽然明令不得主动挑事,但他有办法把事情推着走。

正是在他的力主鼓动下,关东军的每一次失利都被包装成"需要报仇"的理由,规模一步步升级,把整个第23师团推向了灾难。

而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真正知道,朱可夫已经悄悄抵达了对岸。



【二】备战:两条完全不同的路,通向同一个战场

1939年6月1日,苏联那边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的事: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的朱可夫,接到了莫斯科打来的电话,被紧急调往远东,接任第57特别军军长,全权指挥诺门坎方向的作战。

6月18日,朱可夫正式抵达塔木察格布拉格指挥部,开始系统评估战场态势。

他的结论是:现有兵力完全不够,必须大规模增兵,而且要在日军发现之前悄悄完成部署。

朱可夫向莫斯科提出请求,几乎要什么给什么:步兵师、坦克旅、炮兵部队、航空兵,还有21名获得过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以及当时最新式的伊-16战斗机和I-153战斗机。

等到所有增援就位,苏蒙联军在诺门坎的总兵力达到5.7万人,拥有498辆坦克、385辆装甲车、542门火炮和515架飞机。

兵力有了,后勤才是真正的难题。

诺门坎前线距离苏联远东铁路线最近的补给中转站博尔贾,足足有750公里。

这段路全是荒漠和草原,没有硬化公路,没有居民点,朱可夫后来回忆说,连前线士兵烧饭用的木材都要从大后方运进来。

他亲自算了一笔账,要在战役发动前完成物资前运,需要:炮兵弹药1.8万吨、航空弹药6500吨、各种油料1.5万吨、燃料7500吨、食物4000吨,再加上其他物资,总量超过5.5万吨。

按运量换算,需要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罐车。

而他手头实际只有1724辆卡车和912辆油罐车,缺口接近一半。

朱可夫直接向莫斯科打报告要车。

苏军后勤系统在十天之内调集了2600辆客货车,采取司机轮换、人歇车不歇的运转方式,在750公里的草原运输线上不分昼夜穿梭,硬是在战役发动前把全部物资送到了前线指定位置。

为保密起见,运输全部在夜间进行,严格无线电管制,前线苏军的炮兵演习刻意使用噪声掩护,所有伪装措施一层叠一层,对日军的情报侦察设置了严密的迷雾。

这套组织动员和保密能力,在1930年代的世界军事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壮举。

日本这边,备战的方式截然不同,而且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错误的方向上。

第23师团是1938年4月4日在熊本组建的三单位制警备师团,总兵力约1.5万人,下辖第64、第71、第72三个步兵联队。

每个步兵联队的编制人数约2909人,配备的炮兵联队使用的是从第5师团淘汰下来的旧式120毫米炮,全师团共22门加农炮,火力比中国战场的二线师团还弱。

更关键的是,直到诺门坎战役爆发前整整一个月,也就是1939年4月,第23师团的士兵才刚刚开始进行野外战术科目训练。

换句话说,这是一支尚未形成完整战斗力的守备部队,被推上了它完全没准备好应对的战场。

关东军在6月下旬做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增兵,第23师团全体出动,加上第1坦克团和第2飞行集团,总兵力纸面上看起来也颇为可观。

然而这次增兵背后,有一个细节透露了日军指挥层的致命轻敌:第23师团军需部部长近泽大佐在出发前就通过空中侦察大致摸清了对方的底细,他看到的数字是苏蒙联军在哈拉哈河方向集结了超过一千辆坦克与装甲车,兵员超过四五万人。

近泽大佐数次提出取消这次进攻,无一被采纳。

与此同时,第23师团此时在前沿构筑的防御工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6月20日之后,双方都在等待时机,前沿频繁发生零星交火。

空战率先打响,苏军的新式战机和有西班牙内战经验的飞行员让日本航空队付出了相当代价。

地面上,第71联队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换了四任部队长——第一任、第二任相继伤亡,第三任森田彻大佐接手后也随时面临险境,第四任东宗治代理部队长后来也在战斗中阵亡。

参谋长大内孜大佐在7月4日夜间混战中被流弹击中当场死亡,继任的冈本参谋长在野战医院遭两名精神崩溃的伤兵袭击身亡——连参谋长都死了两个,这支部队的实际情况,远比外界知道的要惨得多。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8月20日苏军总攻之前。

8月上旬,日军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军后方有大量卡车在行进,参谋们的判断是:苏联人在准备撤退。

这个判断完全错了,错在让人瞠目——那些卡车正是在往前线运送总攻所需的5.5万吨物资。

日军不知道的是,一场精心筹划了两个月、被严密封锁在重重迷雾后面的灭顶之灾,已经在750公里外的补给线上被一辆辆卡车一点一点地送到了他们面前。



【三】总攻:1939年8月20日,草原上的钢铁合围

1939年8月20日,星期日,清晨5时45分。

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就在这天早上不在前线,他去了海拉尔休假,距离前线足足200公里,就算立即出发驱车赶回,也需要整整大半天时间。

前沿上,相当一部分日军将校军官也利用周末外出,防御工事依旧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士兵们照常休整,没有接到任何异常预警。

就在这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苏军的炮击开始了。

542门火炮同时开火,密集程度几乎是一发炮弹砸向每平方米阵地,轰击声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

日军在旷野上构筑的土木工事在炮火中被夷为平地,电话线全部中断,各部队之间的通信陷入混乱。

与此同时,苏联航空兵出动515架飞机对日军后方补给线和预备队集结区进行轰炸,把增援彻底封堵在半路上。

炮击结束后,装甲洪流从南北两翼同时推进。

498辆坦克和385辆装甲车分三路出击,从日军防线的南北两个方向实施大纵深钳形包抄,这套战法的核心是切断日军的退路和补给线,先围后打,把整个第23师团困死在包围圈里。

8月22日,苏军已经迂回至日军侧后方,切断了第23师团与外部的联系。

8月24日,第71联队部分阵地被完全合围,步兵第3大队在这一天被全歼。

日军拼命组织反击,这一点让朱可夫事后都承认超出了他的预期。

8月24日,日军约3000名步兵在没有任何炮火掩护的情况下向苏军阵地发起集团冲锋,被铁丝网、野战工事和密集炮火压住,随后苏军坦克出击将这支反击部队在草原上碾散。

第72联队的遭遇尤为惨烈。

全联队投入作战的2295人,伤亡人数达到2200人,伤亡率接近95%。

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在战斗中失去了左臂,他麾下的所有大队长、中队长全部战死,整个联队的骨架被彻底打碎。

日军第71联队的阵地后面,配属有野战重炮兵联队,在失去步兵保护之后遭到苏军坦克集群碾压,所有大炮全部被毁,野战重炮兵联队长染谷义雄中佐当场自杀。

8月26日,第23师团被完全合围。

这一天,步兵第71联队长森田彻大佐在战斗最激烈时,下令焚烧联队旗和密码本,随后缠着白布条率领残部向苏军装甲部队发起最后冲锋,被苏军坦克碾压阵亡。

森田彻大佐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正是驻扎北平的驻屯步兵第1联队的一名将官,是那场事变的亲历者之一,七年后他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关于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和野炮兵第13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史料记载有两个版本:一说二人在包围圈中阵亡,一说在8月28日突围失败后剖腹自杀,直到9月24日停战后日军收容队在战场上才寻到了他们的遗体以及尚未焚毁的联队旗。

而搜索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早在5月28日第一轮大战中就已被击毙,成为整场战役中第一个阵亡的联队长。

五位联队长,无一生还,两面联队旗被焚毁销毁。

8月23日,一个来自柏林的消息让东京参谋本部陷入震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正式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意味着日本原本谋划的联合德国东西两线夹击苏联的战略设想,被盟友一刀斩断。

日本举棋不定,大本营随即下令停止向诺门坎继续增援——此前从中国战场紧急调动的第5师团、第14师团等援军,被叫停在半途。

8月31日,弹尽粮绝的第23师团残部决定突围。

约2000名士兵在夜色掩护下用手榴弹和刺刀杀出一条路,在第8国境守备队残余人员接应下突出包围圈。

1939年9月16日,诺门坎停战协定正式签署。战役历时4个月,第23师团名存实亡。



【四】伤亡账单背后,藏着一组没有人敢公开的数字

战斗停了,但真正让关东军高层彻夜难眠的,不是前线那些联队旗被烧掉的消息,而是随着战场清点一份份递上来的损失统计。

日本陆军对伤亡数字向来讳莫如深,官方公布的数字经过层层压缩。

日本学者林三朗在《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中留下了一组数据:日军先后投入作战兵力约15975人,损失达到12220人,其中战死4786人、受伤5455人、失踪639人、患病1340人,损失率高达80%。

另有记载显示,仅8月20日苏军总攻发动后的十天内,日军单次战役损失超过2.8万人。

综合各方战后统计,日军在整场诺门坎战役中的真实阵亡人数,不低于18000人,而日军仅有的22门加农炮,也在战役结束时全部丧失。

联队旗的问题,在日本军界引发了更深的震动。

日本陆军的联队旗是颁发自天皇的精神图腾,每个联队只有一面,损失或焚毁是极度耻辱的标志。

诺门坎战役结束后,第23师团有两面联队旗被焚毁——一面是森田彻大佐亲手下令烧掉的第71联队旗,另一面与第64联队旗同时被发现于停战后的战场上,尚未被完全焚毁。

这一前所未有的记录,传回国内后让各部队大为震惊,以至于后续从中国战场增援北上的其他师团,进入诺门坎方向前竟然集体决定不携带各自的联队旗,生怕落得同样的下场。

这件事本身,说明当时日本陆军内部对这场战役的恐惧程度,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第23师团的骨干体系,几乎在这场战役中被连根拔起。

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7月4日阵亡,继任冈本参谋长在野战医院被精神崩溃的伤兵砍死,搜索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5月阵亡,第71联队长森田彻大佐8月26日阵亡,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炮兵第13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在突围失败后相继殒命,第72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失去左臂、在哈尔滨医院治疗期间被免职,随后被逼自杀。

野战重炮兵联队长染谷义雄中佐当场自杀。

搜索队长井置荣一中佐被战场惨状击垮了精神,战后选择自杀。

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战后立即解职编入预备役,不到一年后于1940年10月病逝,终年55岁,未等到任何形式的荣誉追认。

这份名单,密密麻麻写下来,几乎覆盖了一个师团所有的骨干指挥层。

1939年9月3日,东京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发去一封措辞异常强硬的急电,电报编号第三四九号大陆命:立即主动结束诺门坎战事,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这封电报的语气与以往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之间来往公文截然不同——过去关东军擅自行动,东京通常是事后追认;这一次,是绝无商量余地的命令。

关东军收到电报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9月16日停战协定签署后,等待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将官们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而当梅津美治郎以新任关东军司令官的身份抵达长春,翻开那份完整的战役检讨报告,逐页读下去时,报告里记录的某些内容,注定会让接下来的那场洗,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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