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柄、良知与象征：莎士比亚戏剧的多棱镜

“从莎士比亚到J.K.罗琳：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于7月13日在上海博物馆东馆落下帷幕。文学家深邃眼眸的背后，穿越古今的文学价值再现舞台，也叩问着古老而常新的命题。在信息飞速流转的现代社会，我们为什么仍要静下心来，沉入书籍的世界？或许莎士比亚本身便是最好的答案。他的戏剧作品彰显出文学经久不衰的力量：向外观照世界，向内探寻人心，向自身求索艺术的边界。

本次展览上展出的《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伦敦，1623，私人收藏（秦严妍/摄）

向外：文学与社会

社会影响文学，同时文学反向作用于社会观念和政治理解。正如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指出的：“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它以语言这一社会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媒介”，历史剧《亨利五世》的创作便与英国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关联。彼时处于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社会宗教改革余波尚存，民族意识急剧上升。关于理想君主的想象随之成为公共话语的核心议题，而戏剧舞台则成为承载这一议题的重要文化空间。

《亨利五世》中的亨利形象，处于理想君主与马基雅维利式君主两极之间的复杂地带。亨利五世具有公正亲民的一面，他对士兵说“国王也不过是个人，就像我一样”，也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夕以“我们，是少数几个人，幸运的少数几个人，我们，是一支兄弟的队伍”鼓舞人心，近乎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所推崇的德治典范。然而，他同时深知王权不过是一套精心维护的符号体系。亨利独处时冷静地盘算：“除了排场，除了仪典，你还拥有什么？”当他下令杀死所有战俘，当他毫不留情地将昔日酒友福斯塔夫的世界彻底抛在身后，仁君面具下精于算计的政治理性便暴露无遗。真正完整的君主形象，正是在这复杂性之中完成的。

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亨利五世

文学所建构的君主形象经由传播，同样影响社会观念与政治理解。1944年，劳伦斯·奥利弗将此剧搬上银幕，以电影的艺术形式为二战烽火中的英国重新注入勇气。亨利五世的君主形象作为多重社会力量交织的产物，既回应君权神授思想，又折射出民众想象，更服务于国家建构的现实需求。个体君主被这些力量共同塑造，而当文本离开剧场进入不同时代，又反过来塑造新的集体认同与社会共识。

当然，历史累积中形成的思维模式也是值得警惕的。美国霍巴特和威廉姆史密斯学院哲学系荣休教授Steven P. Lee在其代表作《伦理与战争》（Ethics and War）中突破性地指出，阿金库尔战前演讲表层的爱国鼓动实则隐藏着深刻的问题，演讲将战争浪漫化为获取荣耀的途径，遮蔽了死亡与创伤的真实代价。亨利五世固然具有令人信服的魅力，然而战争的残酷本质并不能因此被忽略。

向内：文学与道德

文学不仅表现道德，更是对道德体系的解构与重构。贯穿《亨利四世》的副线福斯塔夫，引领我们反思文学的道德判断。

奥逊·威尔斯饰演的约翰·福斯塔夫

福斯塔夫在市井胡闹中生动反映了英国城市下层社会的生活状态，但我们却往往会先入为主地认为福斯塔夫具有道德层面的瑕疵。他贪酒说谎、逃避责任，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劣人”形象。然而，这种判断未免过于片面。在莎士比亚构建的世界中，道德并非绝对真理，而是社会制度与时代竞赛的产物，其标准具有流动性和历史性。福斯塔夫未必不道德，而更像是一个非道德的存在，一个拒绝接受权威规训、不愿扮演社会角色期待的人。他的真实直接与对感官享乐的坦率追求，使他成为一个揭示人性本真的形象。因此，福斯塔夫的价值不在于其是否道德，而在于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始终坚持自我不加伪饰的“真”的品质。

不同于福斯塔夫，《亨利四世》中的哈尔王子在道德与政治之间权衡取舍，最终完成了自我君主形象的重构。二者相异，却又互为镜像。首先，他们性格相融，福斯塔夫象征放纵欲望和拒绝权威，而哈尔则在他身上暂时投射了对自由的认同；其次，二人的关系同样折射出王权的双重性，福斯塔夫代表世俗肉身和民间语境，哈尔则最终选择政治理性与王权规范；再次，从主题角度看，福斯塔夫和哈尔亦构成辩证统一，如同苏轼笔下的水与月的关系，相映相生，互为补充。“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如若没有福斯塔夫，人性的复杂便会黯然失色。

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并不对人物做价值判断，不把信仰固定在某一方面，也不把道德标准固定在某一方面，不赞美或是批判，只是展现出来，塑造人物并形成其不朽性。我们可以说，人类存在福斯塔夫就存在，暂时打开道德的阀门，对福斯塔夫便更加有亲近感。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道路，“凡作品之文学价值愈高，承认之人不必愈众，而所以承认之故必愈繁……故作品正因见仁见智之不同而愈有文学价值。”（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复数。

向自身：文学与审美

最后，由文学与外在社会权利、道德转向文学内部艺术与审美本身。莎士比亚戏剧之所以历经数百年仍具其不朽的魅力，除了深邃的思想内涵和人物塑造之外，更源于其高度统一的艺术结构和丰富多元的意象体系。

《亨利四世》的王冠意象极具政治意味，贯穿了父子冲突和王位传承的核心主题。在父亲弥留之际，哈尔王子误以为其父已死，试戴王冠而引发父亲的不满。通过这一具象化的意象，观众得以窥见角色复杂的心理动机，以及王权合法性的道德悖论。“啊，王室威严的象征！在你折磨戴着你的人时，你简直就像是在大热天穿着的华丽甲胄，给人安全，却也叫人灼热难耐。”抽象的政治话语因此形象化，伦理冲突以更直观的审美得以表现。

约翰·吉尔古德饰演的亨利四世

悲剧《李尔王》的风暴作为自然现象，伴随着李尔王的出走，成为其内在精神崩溃的外化。喜剧《仲夏夜之梦》中森林、梦境、月光、幻象等多种意象交织，构建了一个充满魔力的诗意空间。传奇剧《暴风雨》中的海洋意象则既是流放与灾难的象征，又是转化与新生的起点，展现了莎士比亚晚期审美从悲剧美到和解美的转型。

在文学理论框架中，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尼采分别揭示了悲剧美的不同层面，而这三种解释也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审美效应机制，从共情出发，经由冲突震撼，最终通向超越。用于莎士比亚戏剧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悲剧机制的流变，也能在喜剧、历史剧和传奇剧中感受到不同戏剧所呈现的情感共鸣和审美升华。四类剧作虽然风格各异，却共同体现了莎士比亚将感性之美、结构之巧与思想之声浑然一体的审美追求，使其戏剧在多重层面上获得艺术的恒久生命力。因此，莎士比亚戏剧美学的核心在于其对人性深度的洞察和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打破悲喜剧的边界，以复杂人物、诗性语言与象征意象，构建多维的戏剧空间。当然，“美是难的”（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不能一概而论地将其分类讨论，只能希望在不同类型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看到同中有异的美。文学的价值，也因此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读者眼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