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研究》《延安日记》（包华德著）《美国外交文件》（FRUS）1944年卷 | 百度百科"迪克西使团"词条 |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芭芭拉·塔奇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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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2日，一架涂着美军标志的C-47运输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腾空而起，机头朝向西北方向。
机舱里坐着18名美国军人和外交官。这支队伍有个正式名称——"美军中国战区战时情报局延安观察组"，后来被人叫成了"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
领队的是美军上校大卫·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他在中国待了多年，汉语说得相当流利，对中国事务也算熟悉。
坐在他旁边的，是外交官约翰·谢伟思（John S. Service），国务院派来的，专门负责政治观察和报告撰写。
这架飞机，往前飞了大约三个小时。
落地的地方，是延安东关机场——一片用黄土压平的空地，四周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没有廊桥，没有候机楼，甚至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八月的太阳晒下来，地面烫得厉害。
就在三周之前，这批美国人还在重庆。那里有洋房，有白米饭，有鱼肉，有在酒桌上递来的茅台，有席间不动声色塞过来的各式各样的"好处"。
国民党的官员们把这群美国客人当成了香饽饽，宴席一场接着一场，笑脸一副接着一副，背地里各有各的盘算。
延安这边，前来迎接的人穿着洗了发白的棉布军装，摆上桌的是小米饭、炖土豆、腌萝卜，外加一碟炒鸡蛋。
包瑞德拿起筷子，没说话，低头吃了。
他当时大概没想到，这顿饭后来会成为他回忆录里反复提及的一个画面。
更没想到的是，延安方面招待这群美国客人，最后连伙食费的账都结不清楚——不是不想结，是真的拿不出来。这件事，后来被一字不差地写进了美国外交档案，静静躺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等着后人去翻。
一边是推杯换盏、暗中伸手的重庆，一边是家底见底、连账都对不上的延安。
这两幅画面放在一起，说出来让人半信半疑。但它偏偏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一】迪克西使团的由来：一场由战局倒逼出来的特殊任务
要讲清楚迪克西使团这件事，得先把1944年的战局交代清楚。
那一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为艰难的一年。
日军从1944年4月开始，发动了一场代号"一号作战"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方面通常称之为"豫湘桂战役"。
这场战役的规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都属罕见——日军先后调集约51万兵力，从河南打到湖南，再从湖南打到广西，历时将近八个月，纵贯中国中部和南部。
国民党军队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让盟国方面大为震惊。
河南战场上，1944年4月底，日军仅用37天便攻占了郑州和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在河南的驻军，面对日军进攻时出现了大规模溃退，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当地民众与军队发生冲突的情况——据当时的目击者记录，一些地方的农民因为长期承受军队的征粮压力，在日军进攻时趁势夺取了溃退士兵的武器。
这一情况后来被多位驻华美国记者报道，在美国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湖南战场的情形同样严峻。长沙在1944年6月中旬失守，衡阳在经过漫长的守城战之后，于同年8月宣告失守。广西的桂林和柳州，在11月相继落入日军之手。
在这样的战局背景下，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和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中将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的敌后战场上，实际情况如何？这支力量有没有可能配合美军未来在中国沿海的登陆作战？
带着这些问题，美方向蒋介石提出了派驻观察组的请求。
这个请求提出的时间，其实相当早。早在1942年，史迪威就曾提出过类似的设想，但一直遭到国民政府方面的拖延和推阻。
蒋介石对此始终态度消极，因为他清楚，一旦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独立形成对延安的判断，国民政府此前对延安的种种定性就可能受到质疑。
但到了1944年，战局恶化的程度已经到了无法再拖的地步。豫湘桂战役的节节败退，让华盛顿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能力产生了严重质疑，也让马歇尔和史迪威在谈判桌上的筹码更重了一些。经过反复交涉，蒋介石最终在1944年6月同意了美方的请求。
1944年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为首的第一批观察组成员乘坐C-47运输机飞抵延安，迪克西使团正式成立。
"迪克西"这个名字，来源颇为特别。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迪克西"是南方邦联各州的统称，意指那片"叛乱之地"。美国人用这个词来称呼延安，带着几分内部玩笑的意味，也隐含着他们对延安政治性质的某种初步判断。
使团的核心成员，除包瑞德上校外，还有外交官约翰·谢伟思、雷·克罗姆利（Ray Cromley）、约翰·埃默森（John K. Emmerson），以及医官、情报人员、翻译若干名。
他们的任务，是对延安的军事力量、政治状况、经济条件、民情民风做出系统性的评估，并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发回华盛顿和重庆。
使团在延安的驻扎时间，从1944年7月一直延续到1947年3月，前后将近三年，历经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和战后初期的局势演变。
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派驻正式观察组进驻延安，也是迄今为止留存档案最为完整的一次中美之间的直接接触之一。
【二】重庆：美军观察组在这里看见了什么
在飞往延安之前，这批美国人在重庆停留了一段时间。
1944年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自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来，这座山城承载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外交功能。
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设在这里，各国驻华使馆、军事代表团、新闻记者也大量聚集于此。城里有相对完善的物资供应渠道，也有大量依附于权力体系运转的商业网络。
对于刚到中国或者在中国时间还不长的美国人来说，重庆给他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热闹和复杂。
国民党方面对这批即将前往延安的美国客人，态度是相当积极的。宴席是例行操作。
根据美国外交档案和多位使团成员后来的回忆录，他们在重庆期间参加了数次由国民党官员主办的正式宴请，鱼肉、白酒、洋酒一概备置，陪宴的人来来往往，席间话题看上去是在谈战局，但谈来谈去，始终会绕到同一个方向——
共产党的"威胁"有多大，延安那边的情况有多"复杂"，暗示这些美国人去了之后要保持警惕。
宴席之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互动。
谢伟思在后来给国务院的报告里，记录了一些他在重庆亲身经历或听闻的情况。
有国民党官员主动找到美方人员，以闲聊的方式探询美援物资的采购和分配渠道，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不难理解——有没有可能借助美方的关系，在物资这块分一杯羹。这类试探，在当时的重庆并不罕见。
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之间持续多年的矛盾，相当一部分根源，就在美援物资的去向问题上。
史迪威坚持要求美援必须直接用于前线作战部队，他的理由很简单：美国纳税人的钱，应该用来打日本人，不是用来养活那些坐在后方的人。但他在重庆的实际观察让他极为不满——大量物资在层层转手的过程中被截留、挪用，流向不明，能真正到达前线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种情况，在史迪威写给马歇尔的私人信件里有相当直白的描述。这批信件后来被整理进美国国家档案馆，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原始文献之一。
1944年，随着豫湘桂战役局势持续恶化，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同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美国，由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中将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
史迪威离华之前，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备忘录、报告和私人信件，这些文件后来成为研究抗战中期中美关系的基础文献资料之一。
在重庆停留的这段时间里，包瑞德、谢伟思等人把眼前看到的这些，都记在了脑子里。
等他们真的飞到延安，落在那块黄土地上，看见那顿小米饭的时候，对比就已经摆在眼前了。
这种对比，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是实实在在放在那里的。
当时的美军观察组，在这两个地方各自经历了什么，后来都被他们写进了发回华盛顿的报告里，白纸黑字，一字一句，留在了档案里。
【三】延安，1944年7月：黄土窑洞里的第一印象
飞机降落的那个下午，延安东关机场上的气温很高。
机场跑道是用黄土和碎石压平的，没有任何硬化处理，C-47的轮子落地时扬起一阵尘土。跑道两侧，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山包，沟壑纵横，植被稀少，和重庆湿润的山城气候完全是两个世界。
前来迎接的队伍人不多。穿的是统一的灰色棉布军装，大多数已经洗得发白，看得出来穿了不是一两年。
没有乐队，没有仪仗队，也没有铺着红毯的迎宾通道。几句简短的欢迎词之后，直接带着美国客人往住处走。
住处安排在延安城北王家坪一带。王家坪是延安的军事中枢区域，这里有一批开凿在山壁上的窑洞，是黄土高原最典型的居住形式。
包瑞德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到这批窑洞时，用的措辞是"出乎意料地整洁"——里面有简单的木桌和木椅，墙上钉着地图，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比他原先预想的条件，要好一些。
第一顿饭，端上来的是小米饭、炖土豆、腌萝卜，外加一碟炒鸡蛋。
菜的种类不多，但分量不小。陪同人员解释，这已经是加了菜的，平时的标准就是小米饭加两三样素菜，偶尔有鸡蛋。
这顿饭，在使团多位成员后来的记录里都有提及，描述的内容高度一致。包瑞德在回忆录里说，吃这顿饭的时候他心里有些感触，但没有说出来，只是低头把饭吃完了。
使团成员在安顿下来之后，很快开始了系统性的观察和访谈工作。
他们的工作范围相当广。按照使团的任务要求，他们需要对延安地区的军事力量做出评估，包括兵力规模、武器装备、训练状况、作战能力；同时还要观察和记录延安的政治运作、经济状况、民众生活、医疗卫生条件等各方面情况。
包瑞德带着军事观察人员走访了驻扎在延安附近的八路军部队。他后来在报告里记录，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相当简陋，步枪的型号混杂，弹药储备有限，重武器几乎没有。但部队的纪律状况让他印象深刻——军容整齐，令行禁止，和他在重庆见到的一些国民党部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谢伟思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政治和经济观察上。他在延安期间，进行了数十次正式访谈，走访了延安的工厂、学校、医院、农村，也与各级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谈话。
他整理的访谈记录，后来成为这批报告中内容最为详尽的部分之一。
在经济状况这一项里，谢伟思的记录尤其详细。
延安当时的经济运转方式，和重庆那边有着本质上的差别。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三块：农业税（以实物形式征收，主要是粮食）、大生产运动产出（军民共同参与农业生产），以及少量来自外部的捐款和商业税收。
自1940年国民政府单方面停发八路军军饷之后，边区的财政完全依靠自身维持，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稳定资金注入。
1943年，陕甘宁边区经历了一段财政极度困难的时期。
粮食产量因自然灾害有所下降，加之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持续收紧，边区的物资供给一度告急。这段历史，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相关文献里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到1944年美军观察组抵达时，边区经济状况经过数年大生产运动的积累，已有所好转，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但现金储备依然极为有限。整个边区的货币流通量，和重庆这样的大城市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这个背景，对于理解后来发生的伙食费事件，至关重要。
【四】延安的日常：使团成员记录下来的那些细节
使团在延安驻扎之后，成员们的日常观察，留下了大量具体的细节记录。
这些细节，散落在他们发回华盛顿的各类报告、备忘录和私人信件里，也出现在他们后来各自撰写的回忆录和口述访谈中。
汇总起来，构成了一幅关于1944年至1947年间延安实际状况的相当完整的图景。
关于物资和供给方面，使团的记录是一致的：紧缺，但有序。
延安的物资供给，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分配。从最基本的粮食、棉布、煤炭，到纸张、药品，都有统一的调配标准。
使团成员在观察中发现，这套分配体系在执行层面的漏洞相当少——他们没有发现明显的物资私自截留或挪用现象，至少在他们能够观察到的范围内是这样的。
关于军民关系，使团的记录同样有大量具体描述。
包瑞德在报告里记录，他在延安郊区走访农村时，看到的军队与当地农民之间的日常互动，和他在重庆周边地区见到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没有强征粮食的现象，没有军队欺压百姓的情况，双方的关系在表面上看起来相当平和。
这些观察，谢伟思在他的报告里也有类似的记录。他写道，延安的军民关系，是他在中国各地见过的最为稳定的之一。
他特别提到，在他走访的几个农村里，当地农民对驻扎部队的态度，不是恐惧或者敌视，而是一种日常化的、相对平静的共处状态。
关于人员的个人生活状况，使团的记录同样详细。
延安实行的是供给制，而不是薪金制——也就是说，延安的工作人员不领取货币工资，而是由组织统一提供食宿、服装等基本生活物资。这套制度意味着，个人手中几乎没有可供自由支配的现金。
包瑞德在回忆录里记录了一个他亲眼见到的场景：某天下午，他在王家坪的院子里散步，碰见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坐在窑洞门口，就着自然光补衣裳。
针脚歪歪扭扭，不是手很巧的人，但补得很认真，一针一针地缝。包瑞德当时多看了几眼，这个细节后来出现在了他的回忆录里。
这类细节，在使团成员的记录里出现了不少。他们描述的，是一种高度节俭、物资匮乏、但运转有序的日常生活状态。
这与他们在重庆见到的那种生活方式，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对照。
【五】那笔结不清楚的伙食费，和它背后的账目真相
使团在延安驻扎期间，有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行政事务，后来被写进了正式的外交档案，也在多位成员的回忆录里留下了记录。
这件事，就是伙食费的核算问题。
按照国际惯例，外国观察组或使团在驻扎期间所产生的食宿开销，通常由接待方先行垫付，再由访问方按照约定的标准结算偿付。
这是一套相当常规的外交后勤安排，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和外交场合里普遍施行，本来不应该出现任何麻烦。
但在延安，这件事遇到了两个实实在在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账目本身就对不上。
延安的物资供给，很大一部分不经过市场交易渠道，也就没有对应的货币价格记录。
具体到使团的伙食这一块：有些蔬菜是附近农村的农民自发送来的，没有经过任何购买行为；有些粮食来自边区政府统一调配的库存，是以实物形式征收上来的农业税，同样没有对应的市场价格；还有一部分食材，直接来自军队自己耕种的菜地，更是无从定价。
谢伟思在报告里详细描述了这一情况。他写道，延安方面的财务人员在核算接待开销时，反复面临同一个问题：用什么价格来给这些食材定价？当地根本没有对应的市场，也没有可供参照的价格体系。
这不是人为造成的混乱，而是一种特殊经济运转模式下的客观产物。
第二个困难，更加直接——现金不够。
1944年的陕甘宁边区，现金储备极为有限。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区货币，流通范围主要局限在边区内部，对外购买力相当弱。而美方要求结算的费用，需要以法币或者美元支付，边区政府手头的这类货币，数量非常有限。
据美国外交档案（FRUS 1944年卷）中的相关记录，延安方面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曾经在内部开会讨论过解决方案，包括是否需要向美方说明实际困难、暂缓部分费用的结算。
这件事传到使团成员耳中之后，记录在案的反应，是平静的。
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里，用了相当平实的语气描述了这一情况。
他写道，延安方面在整个处理过程中，没有借此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没有人借机提出索取任何形式的额外补偿，也没有任何人员以接待工作为由谋取私利。
报告写到这里，谢伟思停了一下，加了一句对比——这和重庆某些情形之间的差距，让他印象深刻。
这份报告，后来进入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一边是在重庆酒桌上旁敲侧击、暗中伸手的国民党官员，一边是连伙食费都凑不齐、却没有一个人趁机捞一把的延安财务人员——当谢伟思把这份报告发回华盛顿的那一刻，两幅画面就这样被并排钉在了历史档案里，再也拿不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