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推开门的那一刻，一股浓烈的檀香味冲进鼻腔。
客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大白天屋里暗得像傍晚。
法蒂玛跪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块牌位，嘴里念叨着什么。
我仔细听，后背一阵发凉——她在用蹩脚的中文喊“公公”。
我清清楚楚记得，出国前她从没见过我父母。
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地上摊开的行李箱里，放着我爸生前穿的那件中山装。
这件衣服，我亲手放进棺材里的。
01
我叫丁永强，今年四十五。五年前，我孤身一人来到卡塔尔。
那时候刚离了婚，前妻沈娟带着女儿走了，说我这人没出息，一辈子就窝在厂里当个工人。
我心一横，把房子卖了，借了五万块，跟着一个老乡跑到多哈。
刚开始的日子别提多苦了。
我睡地下室，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又冷得骨头疼。为了省钱，一天就吃一顿饭，啃个馕饼就点咸菜。白天去工地上搬砖，晚上摆地摊卖些小商品。
就这么熬了半年，我攒了点本钱，在劳工集中的街区租了个小门面，卖建材。也是那时候认识了李明。
李明比我小三岁，来卡塔尔更早，会说阿拉伯语。他看我人生地不熟，主动帮我翻译、跑手续，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
后来他说，永强哥，咱俩合伙干吧。我想了想，答应了。
生意确实好起来了。卡塔尔那些年搞建设，建材供不应求，我们的小店从一间扩到三间，从零售做到批发，钱像流水一样进账。
但李明跟我说，咱们外国人在这边做生意，光靠关系不行，得有个本地人出面。
他说这话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永强哥，你要是能娶个本地老婆，那什么事都好办了。这边风俗允许一夫多妻，你娶一个，生意就稳了。”
我当时觉得荒唐。我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国内还有女儿，怎么可能在这边结婚？再说，我心里还惦记着沈娟。
但李明的意思是试试。他帮我找了个中间人，介绍了法蒂玛。
法蒂玛那年三十三岁，离婚的，带着个小女儿。
她家在本地也不算富裕，父亲早逝，母亲身体不好。
她听说我要娶她，开出的条件很简单：帮她弟弟上学，赡养她母亲。
我犹豫了一个月，还是点了头。
说心里话，我对法蒂玛没什么感情，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我需要一个本地老婆撑门面，她需要钱供养家人。各取所需。
婚礼办得简单，请了几个朋友吃了一顿饭。法蒂玛搬进了我租的房子里，每天给我做饭、洗衣服，日子倒也过得去。
生意确实顺了。客户听说我娶了本地人，态度好了很多，订单也多了。李明说得没错，这一步走对了。
但事情很快就变了味。
法蒂玛嫁过来一年后，李明又说，永强哥，你再娶一个吧。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法蒂玛一个人忙不过来，再娶一个，你店铺的管理也能上一个台阶。
我说我不缺人手。李明笑着说，你不懂，这边有钱的华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你不娶，别人还以为你没本事。
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娶了阿伊莎。
阿伊莎跟法蒂玛完全是两个类型。法蒂玛温顺、沉默，像个影子一样活着。阿伊莎精明、外向，嘴皮子利索，来了以后直接接手了店铺的财务。
她跟我说，老公，你只管在外面谈生意，店里的账我来管。
我当时想，多个帮手也好。谁知道这一步，等于把刀递到了别人手上。
此后两年，我又娶了玛利亚姆和努尔。
玛利亚姆是叙利亚人，那年从战乱中逃出来，孤身一人流落在卡塔尔。
我娶她，说难听点，有点可怜她的意思。
努尔则是最小的，二十二岁，家里穷，嫁给我算是给她家一条活路。
四个老婆，三间店铺，一栋大别墅。表面上我什么都有了，风光无限。
可实际上呢？
四个女人没有一个是真心跟我的。
法蒂玛图我的钱，阿伊莎图我的势，玛利亚姆图我给她一个安身之所，努尔图我养活她娘家。
我就像个提款机，每天回到家，面对的是四个各怀心思的女人。
她们之间天天明争暗斗。法蒂玛说阿伊莎乱花钱，阿伊莎说法蒂玛太懒，玛利亚姆夹在中间谁也不得罪，努尔年轻气盛干脆不理人。
每天晚上吃饭，饭桌上没人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叮当声。我坐在主位上，看着她们，心里常常冒出一个念头——我这是图什么？
图钱？钱是不少，可我花得出去吗？在卡塔尔，我一个外国人，花多了就有人查。
图面子？国内亲戚都知道我在这边干了什么，背地里骂我“丢了祖宗的脸”。
图女人？四个老婆，没有一个是我想说话的。
有时候半夜睡不着，我就爬起来，站在阳台上抽烟。沙漠的风呼呼地吹，远处的城市灯火通明，但我觉得那些光都跟我没关系。它们照不到我心里。
那段时间，我唯一能说上几句话的，是李明。
他经常来我家吃饭，跟阿伊莎聊得很投机。我那时候没往心里去，觉得他们是谈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个傻子。
父亲病危的消息是母亲打电话来的。那天我正在店里盘点库存，手机响了，我一看来电显示是国内的号码，心就咯噔一下。
母亲在电话那头哭：“永强，你爸住院了，脑溢血，医生说情况不好。你赶紧回来。”
我手里的笔掉在地上。我爸那个倔老头，一辈子没求过人，临了临了，连打个电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立刻订了机票，回家收拾东西。四个女人闻讯都围过来，这个说要跟我回去照顾，那个说要去见公婆。
我烦得要命，吼了一句：“一个都不准去！”
她们愣住了，面面相觑。我没解释，拖着行李箱就出了门。飞机上，我靠在座位上，脑子里全是父亲的影子。
我爸是个老工人，一辈子在厂里拧螺丝，退休金两千块。他对我的期望很简单——踏踏实实过日子，别干出格的事。
可我偏偏干了他最不能容忍的事。
娶了四个老婆，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有亲戚给我爸打电话说，你家永强在卡塔尔当皇帝呢，娶了一后宫。我爸气得摔了电话，整整三天没吃饭。
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接我的电话。我寄回去的钱，他全退回来。母亲在电话里叹气：“你爸就是这个脾气，你别怪他。”
我不怪他。我怪我自己。如果当年我没出国，没听李明的话，老老实实在国内找个工作，哪怕一个月赚三千块，他老人家也不至于带着怨气走。
飞机落地的时候，国内是凌晨三点。我打了车直接去医院。走廊里的灯惨白惨白的，母亲坐在长椅上，头发白了大半，人瘦了一圈。
她看见我，张了张嘴，只说了一句：“进去看看吧，你爸想见你最后一面。”
我推开ICU的门，父亲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他闭着眼，呼吸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我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粗大，全是老茧。我叫了一声爸，他没应我。我又叫了一声，他还是没应。
我在床边守了三天三夜。第三天傍晚，父亲忽然睁开了眼睛。我凑过去，听见他含含糊糊说了一句：“永强……你……你不行……”
后面的话没说完，他就闭上了眼。
我永远也猜不到他最后想说的是什么。
02
父亲的丧事办了三天。
按照老家的规矩，我作为儿子，披麻戴孝，跪在灵前烧纸。
亲戚们进进出出，有的哭几声，有的磕个头，更多的则是站在那里，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五年前我走的时候，是个离了婚的穷光蛋，谁都瞧不上。
现在我回来了，穿着一身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西装，手腕上戴着块金表，可人人都躲着我，像躲瘟疫一样。
我妈说，你爸住院那段时间，村里传遍了你的那些事。
“什么那些事？”我问。
“你在国外娶了四个老婆的事。”我妈眼圈红了，“你爸最要面子，他受不了。”
我没说话。我还能说什么呢？做的事是自己做的，后果也得自己扛。
第三天下午出殡，抬棺的时候，村里来了个中年男人，穿着一身黑，站在人群后面。我仔细一看，是沈娟的新老公。
沈娟也来了，带着女儿小雅。
小雅今年十六岁了，个子比我走时长高了一大截，扎着马尾辫，穿了一身校服。她站在沈娟身边，看我一眼，又很快移开了视线。
出殡的队伍走了一段路，她忽然小跑着追上来，递给我一把香。
“给你爷爷上的。”她说完就跑了。
我握着那把香，手心出汗。
小雅从七岁起就跟我没什么来往了，离婚后沈娟不让我见她。
我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往沈娟卡里打两千块钱，就当是抚养费。
后来沈娟给我打电话，说别打了，她有了新家庭，不想让小雅知道这笔钱是我给的。
我知道她是在保护小雅，可我心里还是难受。
父亲的骨灰盒放进墓地的时候，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膝盖硌在碎石子上，疼得我龇牙咧嘴，但我没吭声。
我妈站在旁边，哭得站不住。我扶着她，看她满脸的褶子，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葬礼结束后，我在老家住下来。母亲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三间平房，墙皮都掉了，屋顶漏雨。院子里种了几棵青菜，长得稀稀拉拉。
我把行李箱打开，拿出三沓钱，塞到她手里：“妈，这钱你拿着，把房子修修。”
她没接，推回来：“我不要你的钱。”
“为什么？”
“你爸说了，你的钱脏。”
我愣在那里，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我妈看了看我的脸色，叹了口气：“你别怪你妈说话难听。你爸走之前，给所有亲戚都打过电话，说你……说你在国外干了丢人的事。”
“我干了什么丢人的事？”我急了，“我凭本事赚钱，又没偷又没抢，怎么就丢人了？”
“你正经娶一个老婆回来，谁都说你好。你娶四个，算怎么回事？”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对啊，算怎么回事呢？我自己也说不清。
那段时间，我天天待在家里。白天去我爸坟前坐一会儿，晚上就喝酒。我妈看我这样，也不说了，就默默给我做饭。
村里人看见我，有的绕着走，有的跟上来搭话，拐弯抹角问我在国外怎么样。我简单应付几句就走。
有一天傍晚，我蹲在院子里抽烟，小雅忽然来了。她骑着自行车，背上背着书包，在门口停下，看着我问：“你什么时候走？”
“过段时间。”
“那你走之前，能不能去学校一趟？”
“去学校干什么？”
她咬了咬嘴唇：“同学们都说我爸在外面娶了四个老婆，说我爸不要脸。你去学校露个面，让他们看看，我爸不是什么怪物。”
我掐灭烟头，看着她。她已经不是那个趴在我肩膀上撒娇的小女孩了。她站在我面前，倔强地昂着头，眼眶却红了。
“好，我去。”
第二天，我换了身干净衣服，去了小雅的学校。正是课间，操场上全是学生。我站在校门口等了一会儿，小雅出来了，领着我往教学楼走。
她走得很快，我跟着她。
经过操场的时候，我感觉到很多目光落在身上。
有窃窃私语的声音，我听不清说了什么，但能感受到那些目光里的好奇和打量。
小雅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大声说：“看什么看？这是我爸，从国外回来的，有什么好看的？”
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这个孩子，她嘴上说不认我，心里还是想让我证明什么。
后来沈娟给我打电话，说小雅回去以后哭了很久。我问为什么哭，沈娟说，她说她觉得她爸老了很多。
我听着这话，愣了好半天。
回国第二十八天，阿伊莎开始频繁打电话。
不是问“什么时候回来”，而是说“店里出了点问题，你赶紧处理”。
我问什么问题，她说“账目不对，有些账收不回来”。
我说你看着办就行，她说不行，必须你亲自回来签字。
我心里有点犯嘀咕。这些年阿伊莎管账，我基本没操过心。她忽然催得这么急，让我有些不安。
我又打电话给李明，问店里什么情况。李明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有几笔款子压着没回来，让我不用担心。
他说话的语气很轻松，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法蒂玛倒是打过一次电话，支支吾吾的，问她什么都说没事。我心里更不安了。
转眼我回国已经住了两个多月，母亲的气色好了些，小雅也没再给我甩脸色。
我一度想，要不在国内待下去算了。
店给李明管着，钱照分，我就不回去了。
但阿伊莎的电话越来越急，从每天一次变成了每天三次。她说那边税务局在查账，必须要我本人回去处理。
我只好订了回程的机票。
走的那天，母亲送我到村口。
她拉着我的手，一句话也没说，就看着我上车。
车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站在原地，风吹着她花白的头发，像一根稻草。
我闭上眼睛，告诉自己：处理完那些破事就回来。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等我回到卡塔尔的时候，迎接我的，是一个完全塌了的世界。
03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
多哈的太阳还是那么毒，一出航站楼，热浪兜头盖脸地扑上来。我拖着行李走出机场，拦了辆出租车。
一路上，我看着窗外熟悉又陌生的街景。
沙漠、高楼、椰枣树，还有那些裹着长袍的女人。
一切都跟走的时候一样，可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车开进别墅区，在一栋白色的房子前停下。我付了车钱，提着行李箱走到门口，掏出钥匙。
插进去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不对——门的锁换了。
我愣了两秒，又试了试，钥匙插不进去。我又换了把钥匙，还是不行。
我敲了敲门。没人应。
我又使劲敲了几下，里面传来脚步声。门被拉开一条缝，露出一只眼睛——是法蒂玛。她看见是我，脸色变了一下，好像没想到我会回来。
“你回来了？”她说话的声音很轻，眼神飘忽不定。
“怎么锁换了？”我问。
她没回答，打开门让我进去。
我拎着箱子进门，习惯性地往客厅走。刚走了两步，我就停住了。
客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大白天屋里暗得像傍晚。客厅正中间的地上摊着一张垫子，垫子前面摆着一块牌位，旁边点着几根香，烟雾缭绕的。
法蒂玛跪在垫子上，正在烧纸。
我放下箱子，走过去想看那块牌子上写的什么。走近了，我看清楚上面的字，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
牌位上写着：先父丁忠华之灵位。
那是我爸的名字。
我的心脏猛跳了几下，血液冲上头顶。我一把抓住法蒂玛的胳膊：“这牌位哪来的？”
她用蹩脚的中文说：“我……我请的。”
“你从哪请的？”
“从……从中国。”她的声音在发抖。
“你什么时候回中国了？你根本没回去过！”我几乎是在吼。
她不敢看我的眼睛，低下头，嘴里嘟囔着什么。我听不清楚，大概是什么“对不起”之类的话。
我松开她，盯着那块牌位。越看越不对劲，这牌位的字体、木头颜色，都跟我老家祠堂里的那些一模一样。
我问我妈要过我爸的照片，打算放一张在店里，我妈说等纸烧完了再给。这牌位，显然不是我妈给的。
“法蒂玛，你说实话。这牌位到底是从哪来的？”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嘴唇哆嗦了半天，只说出了一句：“你……你去问阿伊莎吧。”
说完她就站起来跑了出去，留下一屋子的香烟和我站在那里，脑子嗡嗡作响。
我蹲下来，仔细看那块牌位。
牌位前还摆着几样供品，一碟苹果，一碟点心，还有一碗米饭。
米饭上插着三根筷子，那是我老家的规矩——给去世的人供饭，筷子要竖着插。
我爸走了快三个月了，我都没给他在异国他乡立个牌位。法蒂玛一个本地女人，怎么会想到做这种事？
更让我浑身发毛的是——牌位旁边那张纸上，写着我爸的生辰八字。那是我爸的命盘，我小时候听他念过，记得很清楚。
法蒂玛不可能知道这个。
除非有人告诉了她。
我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几圈，越想越不对劲。我打电话给阿伊莎，电话响了很久才接。她的声音很平静：“你回来了？我在店里，你过来吧。”
我挂了电话，看了一眼地上的牌位，心头一阵发毛，转身出了门。
街上又热又燥，我走得很快，后背很快就湿透了。
走到店门口，我看见卷帘门拉着，只留了一条缝。
我猫腰钻进去，店里的灯亮着，阿伊莎坐在柜台后面，正在算账。
她看见我，笑了笑：“回来了？瘦了点，国内待得不习惯吧？”
我没心情跟她寒暄：“我问你，我家客厅那块牌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法蒂玛会知道我爸的生辰八字？”
阿伊莎手里的笔停下了，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那块牌位啊，”她放下笔，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是我让她摆的。”
“你为什么让她摆？”
“因为你爸的事，我们这里也得祭拜一下。这是中国人的规矩，不是吗？”
“我家的规矩，用不着你来定。”我盯着她，“还有，那牌位是谁做的？”
阿伊莎的表情僵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她转身坐回柜台后面，拿起笔继续写：“你爸走的时候，我找人查了你们那边的规矩，照着做的。”
“你查的？你怎么查的？”
她抬起头，嘴角带着一丝笑：“你忘了吗？你的手机里，有你家人的联系方式。”
我心里一沉。我的手机确实放店里过，有时候充电忘了拿，是阿伊莎帮我看着。
可那里面，只有我妈和我前妻的电话。牌位上的生辰八字，我不记得存过。
她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还没来得及继续问，阿伊莎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这个，你先看看。”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变更通知。上面写着，我的建材店法人代表，已经在一个月前换成了李明。
“李明怎么成了法人？”我声音都变了。
“你不在，店里的事情总要有人出面。你放心，你还是老板，只是挂个名。等你稳定下来，我们再改回来。”
她说得很轻松，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感觉血液在往头上涌：“法人代表换了，我怎么不知道？”
“我打电话跟你商量过，你也同意了。”
“我没有！”
“你忘了？”她直视着我的眼睛，“你回国后第三周，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店里要办个手续，需要法人签字。你说‘你看着办’。你忘了？”
我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确实打过这个电话。当时我在医院，我爸还活着，我在走廊里接的电话。她说什么我没仔细听，随口说了句“你看着办”。
就这四个字，她把我的店，连同我的身份，全拱手让给了别人。
“阿伊莎，你跟李明，到底在搞什么鬼？”
她的表情没变，笑着倒了杯茶递给我：“你别多想，生意上的事，正常手续。等你不忙了，我们再签个协议，把法人改回来。”
我看着那杯茶，没有接。
这个女人，从她进门那天起，就在算计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