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人、楚子，且看孔子在《春秋》中是如何褒贬楚国并影响后世的

《春秋》是孔子为鲁国修订整理的一部史书，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全书不过1.8万余字。因为传抄中有增有减，后世流传的版本字数略有变化。

其实，孔子修订鲁史之前，鲁国的史官已经按年、时、月、日记录本国及天下大事，形成鲁国的史记。因为按照春、夏、秋、冬四时记载征伐、会盟、朝聘、弑君、灾异、丧葬、祭祀等国家大事，所以称为“春秋”。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看到礼崩乐坏、诸侯僭越、臣子弑君，王道秩序崩塌，便想通过修史来明善恶、定褒贬，从中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以鲁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载历史档案为基础，兼采周王室、齐、晋、楚等国史料，在不改变史实的基础上，只修改用词、称谓、语序，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编年体史书，开创了用一字暗含褒贬，区分尊卑善恶的“春秋笔法”。

这些寓褒贬于片言只语的写作特点，在对待楚这个新兴的南方诸侯国称呼上，便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孔子最初的眼中，楚国是遥远南方的蛮夷，算是个小暴发户，他在修订鲁庄公及之前的史实时，尽管楚国早已建国，楚武王已经称王，孔子还是把这个国家称为“荆”。如《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 《春秋·庄公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春秋·庄公十六年》：“秋，荆伐郑。”《春秋·庄公二十三年》：“荆人来聘。”

“荆”是一种植物，也是一个地名，楚国先祖分封到南方这片蛮荒之地，居住在一座长满荆条的大山四周，人们称这座山为荆山，周王室和中原王朝看不起这帮楚人，便蔑称他们是“荆蛮”。在史书中以一个“荆”字来代替堂堂楚国，视楚为未开化蛮夷部落，不承认其诸侯国地位，不单独书写楚君。与此同时，在同一本书中称呼其他诸侯国，却一律按周礼称谓：如称鲁国国君、宋国国君为“公”；称齐国、晋国、卫国国君为“侯”；称中原小国郑国、曾国国君为“伯”；称小国莒、杞、滕的国君为“子”。

到了鲁僖公前后，记载楚国的历史，《春秋》中方改用“楚”国号，不再单用荆；称楚国国君臣民是“楚人”。到这时，孔子已经承认楚是独立邦国，与其他诸侯国同一地位，但仍不认可楚君称王身份，不书爵位。用“楚人”代表楚国群体，不单独褒贬君主。从孔子对楚国的称谓上看，尽管孔子对楚国仍不放在眼里，但在前一阶段把楚人当成蛮夷的基础上，楚国地位还是略有提升。如《春秋·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郑。”如《春秋·僖公三年》：“冬，公子友如齐涖盟。楚人伐郑。”《春秋·僖公六年》：“春，王正月。夏，公会齐侯、宋公……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春秋·僖公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灭黄。”

中后期，鲁宣公至春秋末年，称楚国的君主是“楚子”。“子”是周天子分封给楚最初的子爵（西周初封熊绎为楚子），是周天子认可的合法爵位；给予诸侯爵位，孔子认为这是最高规格了。如《春秋·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春秋·宣公三年》：“春，王正月......楚子伐陆浑之戎。”《春秋·宣公四年》：“冬，楚子伐郑。”

其实，公元前704年，楚武王逼周王室加封自己为王被拒，“王不加我，我自尊耳。”他便自立为楚王，史称楚武王。后来，世代沿袭，自称为王。可是，在孔子这里，他只用周室早年册封楚国熊绎的称呼，所以最高规格也只叫“楚子”。这里有两层用意：一是坚守周礼：否认楚国君主僭越称王的行为，维护周天子独尊地位；二是褒奖楚国：楚国学习中原礼乐、参与中原会盟、礼仪进步，升其为诸侯规格，称“楚子”，体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

那么，从孔子对楚国称谓变化来看，孔子对楚不守周礼、擅自称王，持贬斥态度，所以用一个“荆”字表示自己的蔑视；楚国进入中原争霸，与中原诸侯对等交流甚至是交战，孔子承认其国家实体，所以称为“楚人”；楚国接纳华夏礼制，尊奉周制，孔子依周封爵位正式承认其诸侯身份，是褒扬性升格。从“荆”到“楚人”再到“楚子”，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是体现了孔子维护纲常礼制的态度，也是他抑僭越、明君臣大义最典型的笔法。这种“春秋笔法”，对后世的史学、哲学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史学上看，这种笔法确立了史学书写的规范。它促使史家形成自觉的“忠义”意识，通过精心选词和叙事取舍来暗藏褒贬。从司马迁的“寓论断于叙事”（顾炎武语）到后世正史，都延续了这一范式。但这种笔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过分强调为尊者讳和伦理教化，有时会牺牲历史的客观性，使史学沦为政治附庸的风险。

从哲学上看，奠定了儒家历史伦理观。孔子通过“一字褒贬”将道德审判植入历史叙事，使之成为承载“正名”与“尊王攘夷”等儒家理想的价值载体。此举开创了“以史载道”的传统，让历史书写本身成为一种哲学实践，为后世确立了评判历史的道德坐标。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是对其哲学威慑力的写照与肯定。

从文学上来看，开创了含蓄蕴藉的审美传统。它启发了中国文学“微言大义、讽喻寄托、文以载道”的审美范式。后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提出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都源于此。在创作上，杜甫的“诗史”、唐宋古文运动乃至《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的反讽与暗示手法，都深受其影响。时至今日，它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意方式。

总之，孔子评价楚国的“春秋笔法”不仅仅是他编纂《春秋》时“寓褒贬、别善恶”的书写技巧，更是一种通过“微言大义”来干预现实的文化权力。它起源于经学，却深刻塑造了中国哲学、史学和文学的发展轨迹。春秋笔法不仅是中国传统史学、文学、哲学的技术源头，也是理解中国人文化心理、话语逻辑的关键历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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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百义，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现任《荆楚文库》编辑部主任。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主持策划过《二月河文集》《历史小说大系》《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新时期报告文学大系》等。责任编辑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本人创作、研究结集出版的著作有：小说集《竹溪上的笋叶船》《山野的呼唤》《黑月亮》，历史小说《她从魔窟来》（与人合作），散文集《岁月绵长》，报告文学《步履艰难的中国》《中国反黑行动》（与人合作），回忆录《长江十年》，古籍整理《武经七书译注》《白话劝忍百箴》《预知.预兆.预见》，出版研究专著《出版的文化守望》《书旅留痕》《书业行知录》《我的出版实践与观察》《出版的艺术》等。有《周百义文存》3卷。最新出版的有随笔集《心随书远行》。

【责任编辑：李海燕】

【文中插图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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