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海派文化的研究路径

海派文化究竟何指，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看似棘手，但其实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这是因为，它恰恰证明了海派文化的活力，海派文化内在的丰富性、矛盾性、冲突性和成长性。

当代海派文化和近代海派文化

“海派”和“海派文化”是两个概念。前者正式提出是在1910到1920年代，长期在一定语境中被认为带有负面贬义；后者的提出是在1980年代中期上海有关研讨会上，提出时即带有正面引导的考虑，并就此对从过去的海派中延伸出的“海派文化”进行“文化追认”，世博会期间更是以弘扬的姿态出现。如熊月之先生所说：海派文化有一个正名、扬名的过程。许多文章和场合中出现了“新海派”“优秀海派文化”等新提法。熊月之先生认为“海派文化”没有新旧之分。本文认为，恰如其分的提法可以用大跨度的历史概念来表示，即“近代海派文化”和“当代海派文化”。

对于“近代海派文化”与“当代海派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解读和阐释，一个基本出发点如《海派文化新论》所说：“就是对上海在不同历史阶段城市定位的根本性不同，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远东大都市的根本区分。”“当代海派文化”的本质性内涵，“主要来源于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经济社会的创新实践，来源于浦东开发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新的上海现代城市格局，更来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近代海派文化”是近现代社会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当代海派文化”则是当代社会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的产物，两者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一以贯之的是“现代性”。

认为海派文化是市民文化、移民文化、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通俗文化、海洋文化、码头文化都没有错，但这些面相都是从属和侧面，而不是本质和主面。本文的理解认为：海派文化的本质属性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文化”，如果提炼关键词，那就是“现代化”（或“现代性”）“国际”“大” “都市”。这些不是空洞概念。上海的“现代性”“国际化程度”，以及作为中国“超大城市”所具备的“发达都市性”，都是可以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社会流动性、媒体集聚度、文化多样性、都市空间生产和日常生活革命等历史发生学上去进行学术研究和得到实证的，这也是其他许多中国城市在当时无法比拟的。而所谓精明、灵活、得体、通达、专业、势利、市侩、腔调、克勒、拎得清、讲规矩、有边界，以及张爱玲所说“奇异的智慧”等众多带隐喻性的词汇，都只是对海派文化的表征性描述。如果认同本质属性的提纲挈领，“当代海派文化”与“近代海派文化”不同的就是“当代海派文化”加上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今天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相契合。

当代海派文化的内涵概括

“开放、创新、包容”是“当代海派文化”的核心内涵。《海派文化新论》将其具体表述为五个方面：人民本位的价值追求、开放引领的融合优势、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包容共生的活力源泉和经世致用的实践路径。该书出版后，作者觉得还不够精准和全面，经过深入思考，觉得应该增加“依法治理”和“生活方式”两个维度，并调整相关用词，将“当代海派文化”归纳为“七位一体”的有机结构，即人民本位的价值追求、开放引领的国际视野、创新发展的市场机制、包容共生的活力源泉、依法治理的契约精神、经世济用的实践路径、时尚精致的生活方式。理论概括要尽量能够全覆盖，这一“七位一体”的有机结构基本能够做到。关于“生活方式”的维度表述，正如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所说，“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侵入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且从而接纳那里的身体，才能实现持久存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必须证明它对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具有创造性的影响”。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视角对海派生活方式的表述，可以较为直观地体现出上海人的文化特质，当然，它的内涵更多地表现在前面六个方面。

跳出上海看海派文化

上海的优势在于“背靠长江口，面向太平洋”。过去的研究，经常把海派文化框定在地域文化内，而没有看到海派文化“地域属性”和“超地域属性”的两重性。在上海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把海派文化放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超地域高度上去认识，看到它“背靠长江”“面朝大海”的禀赋。

新近研究发现，海派文化除了受以江浙为主的江南文化影响外，其实还受到北京、广东、福建等全国各地的文化影响。上海开埠前，就有关山东公所、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潮惠会馆、四明公所等地方贸易行会，开埠后，金融业又有“北四行”“南三行”之谓，众多地方会馆和南北银行交错所形成的“五方杂处”的局面，是上海接受全国影响的例证。以广东文化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对上海早期转型发展的重要影响，又是一例。政治人物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容闳是广东人；经济人物徐润、郑观应、唐廷枢是广东人；著名电影人郑正秋、郑君里、蔡楚生、阮玲玉、胡蝶是广东人；在上海开端的“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是广东人；著名出版物《良友》画报、《天下》月刊的创始人是广东人；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是广东侨商开的，把粤菜带来上海的广东厨师更是不计其数。对上海产生影响的域外文化虽以英美法为主，但也不止欧美文化，地处欧亚的苏俄的相关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其他海外国家的文化对上海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上海形成了“华洋杂处”的局面。对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和全世界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并不细致，完全可以编一本《海派文化域外来源史》（域外不仅指世界各国，也指上海地域外的全国各地）。

至于海派在1949年以后是否存在的问题，也一直有不同看法，但如果“跳出上海看海派”，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49年以后，作为艺术范畴的海派，如海派戏剧等可能确实是不存在了，但是，作为一种文明生活方式的海派其实在民间并没有消失。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上海工厂、专家、技工内迁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有20多万上海技术骨干奔赴全国各地。1956年以后，上海定位服务全国。大小“三线建设”加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约有近200万上海人从繁华大都市反向奔赴贫瘠地区。据统计，1957年上海市区人口609万，1976年降至552万。仅医疗系统从上海迁至偏远地区的就有：1949年，上海东南医学院整体内迁安徽怀远，建立安徽医科大学；1950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整体内迁武汉，成立中南同济医学院；195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分迁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及附属医院；1970年，上海市卫生学校整体内迁云南楚雄，成立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1972年，上海铁道医学院内迁宁夏，成立宁夏医科大学；上海闸北医院整体内迁淮北，与当地医院合并成立淮北市人民医院；上海市延安医院整体内迁昆明，成立昆明市延安医院。海派文化的种子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到处都有“小上海”，青藏高原、云贵边陲、敦煌古城、伊犁河畔，处处留下上海远行者的足迹。可见海派文化在1949年后，尤其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传播并没有停止。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上海人移居到世界各地，形成了海派文化的全球化。这些海外上海人在改革开放后带回大量投资、技术、管理、信息，对上海的迅速崛起至关重要。正是在“海派文化”向全国全世界的传播扩散过程中，形成了上海人奉献、牺牲、爱城、爱国等新的当代海派文化特质。对于他们的贡献，我们也缺乏细致的研究，应该有一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海派文化传播史》，强调上海在这个过程中对全国的奉献，以及海外上海人对上海崛起的贡献。

海派文化与主体性

岁月如梭，一转眼，改革开放已快50年。“海派文化”的正式提出和正向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说明它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当代海派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和改革开放史联系在一起，编一本《海派文化改革开放史》。如果把1949年前《海派文化域外来源史》、1949年以后《海派文化传播史》以及《海派文化改革开放史》三部史搞清楚，相信也可以把“近代海派文化”和“当代海派文化”基本说清楚。

“近代海派文化”以“江南文化”为主要“接口”，安装上西方文明为主的“驱动程序”而形成，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复制—粘贴”或“冲击—反应”的被动接受过程，而是一个“编译—蒸馏”或“集成—会通”的本土化改造过程，“西化”的同时也是“化西”，是一个文明互鉴的过程。早在明末，作为海派精神先驱的徐光启等有识之士就提出“会通以求超胜”，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之后300年，集聚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以商务印书馆等为代表的新闻出版业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正如同今天在芯片等关键领域迎头赶超的科学家们。当下，中国经过将近5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生动而巨大的社会实践，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初步实现了当年徐光启“岁月间拱受其成”的梦想，此刻再来谈“会通以求超胜”就有了基础和底气，但毕竟，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如何深入理解今天所谈的“主体性”，包括和历史上一直提的“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有什么异同，“当代海派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建构起自己的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当代文明的一部分，都是新的问题起点，督促我们探索前行。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原标题：《当代海派文化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