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租房第二天与女房东发生关系，确诊HPV后索赔3万元

女房东性格外向，男租客性格内向。租房后的第二天、第三天和第五天，双方各发生了一次关系。随后，男租客发现下体不适，经公立三甲医院检查确诊感染HPV，遂向法院起诉女房东索赔3万元。

1989年出生的于某，系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某小区女业主，其名下房屋对外招租。1996年出生的男租客王某因无居所，于2022年10月13日看到该招租信息后，承租案涉房屋居住，于某自住于王某隔壁房间。于某性格外向，主动向王某示好，后在其主动邀约下，二人于2022年10月14日晚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王某主张当日其曾要求佩戴安全套，但被于某自行摘除。此后，二人又分别于2022年10月15日、10月17日两次发生无保护性行为。

2022年10月19日，王某自觉下体不适，随即质问于某是否患有性传播疾病，于某未直接回应。10月20日，王某帮于某代收外卖时，发现其购买的药物疑似用于性传播疾病治疗；10月26日，王某又在于某住所抽屉内查获另一种涉性传播疾病治疗类药物，遂再次向于某核实病情，于某仅告知其曾赴正规医院进行HPV筛查，未明确说明检查结果。

2022年10月28日，王某前往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就诊，查体后诊断为支原体感染，医嘱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10月30日，王某再次向于某确认是否患有性传播疾病，于某承认此前曾确诊性传播疾病，并告知王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复诊排查。2022年11月2日，王某赴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体检，检测结果提示人乳头瘤病毒（HPV）阳性，接诊医师告知该病症关联常见性传播疾病范畴，建议陪同伴侣同步就诊明确诊断。

确诊后王某为治疗支出多项医疗费用，但病症疗程及预后转归暂无法经临床确认，截至诉讼时王某仍处于持续治疗阶段。

王某主张：于某明知自身患有传染性性传播疾病，知晓与他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会损害对方身体健康，仍主动多次邀约王某发生性关系，放任传染风险实际发生，最终导致王某感染HPV病毒。王某确诊后不仅身体遭受病症侵扰，同时承受严重精神打击，因后续治疗周期及痊愈概率均处于不确定状态，长期背负高额心理压力，至今受案涉事件影响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于某应当就王某全部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于某辩称：王某所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王某承租房屋后，得知本人独居，主动提出发生性关系的邀约；本人既往未确诊性传播疾病，仅在备孕阶段遵医嘱完成妇科体检时查出普通妇科炎症，所购药物均为妇科炎症对症用药，并非性传播疾病治疗药物。双方发生争议后，本人于2022年11月28日前往东北国际医院完成专项筛查，HIV、TP等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023年1月9日再次赴东港市新兴卫生院复查，HPV全部分型指标均为阴性，足以证明王某HPV感染结果与本人无关联。同时HPV传播途径并非仅限定于性行为，王某无法举证其仅与本人存在性接触，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支撑，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王某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围绕各自主张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证据交换与当庭质证，对各方均无异议的证据，当庭确认其证明效力并附卷留存。

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及已核实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如下：王某因承租于某所有的房屋与于某相识。王某自述其于2022年10月14日、10月15日、10月17日先后三次与于某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后续主张于某患有性传播疾病，现王某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检测提示人乳头瘤病毒（HPV）阳性，王某认为该感染结果系于某传播所致，据此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于某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

本院裁判认为：成年男女基于自主意愿发生的性行为，虽不属于社会公序层面倡导的行为范畴，但并未被我国现行法律明确禁止。本案中，双方均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依法享有自主决定性行为的人身权利，同时也应当清晰预知未采取防护措施发生性行为所伴随的健康风险。王某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性行为过程中存在威胁、胁迫等违背其个人意愿的情形，且王某正值青壮年，体能相较于同龄女性具备明显优势，若遭遇违背自身意愿的不法侵害，完全有能力即时中止行为，但王某自述在三日内连续三次与于某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足以认定双方所有性行为均属自愿，不存在侵权责任法定构成要件中要求的不法侵害行为，王某基于侵权关系提出的全部赔偿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元，由王某自行负担。

来源：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辽0112民初178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