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百年：在大同博物馆重新看见北魏

司马金龙墓兵马俑阵 司马金龙墓柱础 酒神狄俄尼索斯与大力神赫拉克利斯纹样的北魏金盘 “大同蓝”玻璃器皿 中庭壁画

北魏，这个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方王朝，在公元5世纪以平城（今大同）为都近百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极具开放性与融合性的“北魏平城时代”。

要读懂这段历史，云冈石窟的佛像、墓葬出土的文物、宫殿寺院的残件，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北魏世界。而大同博物馆，正是这个世界最集中的缩影——从气势恢宏的出行仪仗壁画，到檐角残存的琉璃瓦当；从融合中西的升仙柱础，到远道而来的蓝色玻璃器皿；从帝陵的石门构件，到权贵墓中的陶俑阵列……

这里收藏的不仅是文物，更是北魏王朝在平城百年间留下的政治抱负、宗教信仰、审美趣味与生活图景。走进大同博物馆，便如同穿越时空长廊，亲历那个草原与农耕交汇、丝路与中原贯通、佛道与儒术并行的盛大时代，感受北魏平城时代的多元融合与皇家气息。

用北魏的仪仗与星空迎接每一位游人

走进大同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庭一幅通贯场馆三层的巨型壁画。这幅壁画是根据大同市沙岭北魏墓葬群中M7号破多罗太墓的一幅车马仪仗出行图，改编绘制而成的。

沙岭墓群出土于2005年，其中的破多罗太墓建于北魏太延元年（435年），出土之时，壁画已经有些斑驳残缺。大同博物馆的这幅中庭壁画也参考了北魏同时期的其他墓葬壁画元素，予以复原。

如果你在中庭抬头细看，还会看到中庭顶部星星点点的灯光，它们共同组成了北斗七星与二十八星宿的阵列。这类星象图景是北朝至隋唐墓葬穹顶十分常见的装饰题材，寓意漫天星河、天宇浩瀚，尽显古人天地宇宙观。

残砖片瓦背后的佛教意涵与皇家气息

从中庭乘扶梯抵达二层，便穿行于整层北魏平城时代的出土文物之中。它们出自北魏平城时代的太后、高官、武将墓葬，以及皇宫、坛庙、寺院遗址。平城的皇宫、坛庙与寺院，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在如今大同的地表之上，并不能看到除了土、石残迹之外任何北魏建筑的遗存。所幸，大同博物馆还收藏着近四十年间随城市建设不断出土的建筑构件，映照着这座北魏帝都的往昔荣光。

对于中国古代的建筑遗址而言，屋顶上的瓦片、瓦当，台基上的础石、砖块，往往是建筑塌毁后最易留存至今的遗存，残砖断瓦，便是博物馆中绝大多数历史建筑留下的痕迹。

北魏时期的建筑构件有两项突出成就，也是参观大同博物馆的两大看点。

其一，北魏是中国最早将莲花化生与宝相莲花纹样普遍应用于高规格建筑的王朝。这是因为佛教成为北魏自上而下推广的宗教，寺院的营造得到皇家、权贵、高官、百姓的全面支持，迎来一个佛教建筑营造的高潮。

莲花是佛教表示圣洁的瑞相，本就是佛陀、菩萨与众弟子说法图像中的常见元素，“莲花化生”甚至还是佛教描绘的理想国——净土世界的进入方式。因此，在北魏平城时代的瓦当、砖面上，大量莲花或莲花化生童子纹样随处可见。

其二，北魏平城时代的瓦当中，有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一块黄釉琉璃瓦。琉璃需要经二次烧制施釉而成，比灰瓦更质密、防水，将琉璃用于建筑材料，或许是北魏承接秦汉琉璃工艺后的大胆尝试。

北朝隋唐时期琉璃烧造工艺的成本较高，一般只有皇家建筑才会使用琉璃构件点缀装饰。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的北朝、唐代壁画中也能看到一些绿色屋脊、鸱吻甚至瓦片，它们的原型便是琉璃，这些图像反映的是僧侣和工匠对于壁画中佛寺的尊崇，毕竟，《净土经变》《弥勒经变》中的寺院，是佛教提出的“理想国”之中的寺院，玛瑙铺地、琉璃装饰都是用来吸引信众的基本操作。

分藏于三座博物馆里的墓门

北魏已知最早的帝后陵寝，是大同城北的方山永固陵，即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之妻文明太后冯氏的陵墓。冯太后执掌北魏政权二十多年，长期与名义上的儿子（献文帝拓跋弘）、孙子（孝文帝拓跋宏）分掌大权，一国二主。

这种现实地位，使方山永固陵与众不同。冯太后并未选择与夫君葬在一起（武则天模式），甚至都没跟夫君在一个陵园之内（慈禧模式），而是单独设立一个以自己为主的陵园，几乎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方山永固陵在历史上频繁被盗，经上世纪考古挖掘后出土的文物已是十不存一的比例，其中体量最大的，便是墓室甬道的前后两门。这两座墓门也只有一组完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通史陈列，另一组只剩下两件虎头门墩石，现分别在大同博物馆与山西博物院展陈。

永固陵甬道墓门，整体呈尖拱状门楣，犹如一团火焰尖，这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石窟佛龛、佛塔佛龛龛门的常见形态，可能是受丝绸之路影响，佛教艺术在传播过程中，把原本流行于古代波斯地区的尖拱形态带到了中原北方。

尖拱两侧各有一个莲花化生童子，双手捧莲、巾带飘扬，奔向像火焰一样升腾的尖拱，颇有引领冯太后灵魂升往净土世界的寓意。莲花童子下方各有一只孔雀般瑞禽，回首朝向化生童子所奔赴的方向，形成“势”的聚合。

两只孔雀正处于墓门两柱头的位置，孔雀脚下是丝绸包裹柱头的浮雕。两柱插在两件虎头门墩之上，共同组成墓门的形态。虎头门墩流行于北朝隋唐时期，当为辟邪镇墓之用，我们在大同博物馆所能看到的，便是一件虎头门墩原件与一件完整墓门的复制件。

融合中西文化元素的“升天”柱础

司马金龙是北魏平城时代考古发现的墓葬中，级别较高的高官。他是东晋皇族与北魏宗室联姻的后代，爵位琅琊王，即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曾经的爵位。再加上司马金龙与其父司马楚之都曾为北魏立下军功，其地位在权贵高官中自然位阶靠前。

以漆木屏风、墓表为首的司马金龙墓出土文物原件，现藏于山西博物院，作为民族熔炉展厅的重要陈设。不过还有石棺床前挡、帐柱础石、带釉陶俑等一大批文物原件在大同博物馆中展陈，这里甚至还有一组司马金龙墓兵马俑阵，规模在国内北朝文物中数一数二。

最令人心仪的，非龙虎纹莲花帐柱础石莫属。此柱础石是司马金龙墓中帷帐的帐柱础，其中一件装饰着极具中西融合特色的纹样，堪称北魏柱础石的翘楚。

这件柱础石由下部方座与上部圆座构成，反映了柱础与柱礩（zhì）的组合，分别象征“天之圆”与“地之方”。方座的四面分别线刻及浅浮雕了二方连续（指向上下或左右两个方向反复连续排列形成的带状图案）的缠枝，配有乐舞天人，与方座四角之上的圆雕奏乐天人相呼应，共同庆贺墓主人的升仙和化生。

方圆之间连接处是一圈犬牙状的山，这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山岳画法，我们在汉代的博山炉与北朝时期的壁画上都能见到类似图像，云冈石窟的浮雕山岳也采用此造型。这些犬牙状山岳很可能象征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仙山。

仙山之上，是两条龙（身有鱼鳞、头带角）与两头虎（身有条斑、头无角），它们环绕圆座一圈，龙头咬虎尾，虎头咬龙尾。青龙在五行理论中对应东方、春天，白虎对应西方、秋天，从青龙到白虎，再从白虎到青龙，头尾相接，便是一年四季运转的呈现。

青龙、东方、春天往往又象征“生”，白虎、西方、秋天象征“死”，所以龙虎相接，本身又有“生死循环”甚至“死而复生”的寓意。龙虎纹样之上、柱础卯口周围，则是莲花纹样，显然象征佛教的莲花化生。

仅这一件柱础石，北魏工匠便描绘出这样的场景：在演奏西域乐器的天人庆贺下，墓主人司马金龙穿越仙山，在青龙白虎引导下，灵魂通过莲花化生的方式，在仙界或净土获得永生，通往融合中西佛道的理想天国。

司马金龙墓的这件柱础石，将道家的五行理念与佛教的莲花意象结合，既表达“升仙”，又表达“化生”，甚至可将二者视为一体，足见北魏顶级工匠将中原文化与西域元素有机融合的高超造诣。

“大同蓝”背后的丝路与中原

北魏时期，中西文化交融，贸易往来频繁。沿古老的丝绸之路，地中海东岸的玻璃制品及吹制技术传入平城。2002年大同迎宾大道出土的一批蓝色玻璃器皿，很可能就是西域商人经丝绸之路运抵北魏帝都的商品。其核心原料石英砂（二氧化硅）、天然碱（碳酸钠）以及石灰石（氧化钙），都是地中海东岸玻璃吹制的常见材料。

这几件器皿的用途尚不明确，或许是用来盛放珍贵的粉状奢侈品的，比如香料、药品、化妆颜料。从现存器皿的大小、色泽来看，这些被誉为“大同蓝”的玻璃器皿，作为容器存放五石散的概率很大。若果真如此，这些器皿便是汉魏中原服散潮流与升仙信仰在北魏帝都的见证。用这些具备梦幻蓝色的器皿盛放时人眼中的仙药，逻辑上倒也说得通。当然，如果存放的是珍贵一些的香料与颜料倒也不是不可能。

像“大同蓝”玻璃器皿这样的“西器中用”，在整个北朝并不鲜见。丝绸之路的开辟，早在两汉时期便已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面貌。在云冈石窟中，甚至能看到罗马三大柱式的爱奥尼柱、波斯的虎头栱、阿尔泰山一带的狮鹫（格里芬）。北魏及其后的北齐与北周，特洛伊故事、大力神赫拉克利斯、酒神狄俄尼索斯甚至出现在高官们的酒瓶、戒指、金盘之上。古希腊神话中的故事与人物，或许还是他们的谈资呢。

当然，大同博物馆的北魏文物远不止本文提及的这几件，还有大量反映北魏京畿不同阶层、族群衣食住行的器物。千年北魏风华，等待着每一位有心人去观摩、瞩目、感受，穿越时空与北朝岁月深情相逢。

文/寒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