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东方网记者熊芳雨7月19日报道：七月的上海，热浪蒸腾，暑气逼人。然而，行知剧场内却座无虚席，大家顶着酷暑如约而至，只为一个人——郑振铎。这个名字，许多人曾在课本上匆匆一瞥，却鲜少有机会真正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7月18日，郑振铎嫡孙、民进郑振铎研究会顾问、福州郑振铎纪念馆名誉馆长郑源，做客行知读书会，携新书《郑振铎日记（1939年）》，与读者分享那段尘封岁月里的惊心动魄。
1937年8月14日，郑振铎站在自家天台上，亲眼目睹远处的开明书店被日军炸毁。彼时，侵略者不仅用炮火轰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文化机构，更派出“兵要地志调查班”，大肆掠夺中国的文献古籍。
为抢救沦陷于上海的大量古籍，郑振铎没有随友人撤往大后方，而是一直坚守孤岛，直至抗战胜利。“从‘八·一三’以后，足足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他如此写道。
他所说的“责任”，便是“书生报国”——为书而战，“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起初，郑振铎散尽家财，以一己之力默默抢救古籍。但到了1939年秋，江南大批古籍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他深感力不从心，遂联合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等志士，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依托中英庚款，系统性地抢救流散文献。
郑源介绍，1939年的日记显示，郑振铎几乎每天下午都去往三马路、四马路一带的书店，与书商接洽，争分夺秒地搜购江南散出的珍本。在日伪环伺的高压之下，他筑起一道拦截文献外流的“大坝”。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成功从日本追索回十五万多册书籍，其中最珍贵的三万四千余册，都与郑振铎的抢救行动密切相关。
这本新发现的日记，还将“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成立时间提前到了1939年11月。郑源谈到，日记中叙述最多的便是各类聚餐——郑振铎每周二去青年会三十三次，周六去航运俱乐部三十六次。当时无法公开开会讨论抗日，他们便以聚餐为名，秘密组织救亡活动。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抗战期间郑振铎冒险抢救文化典籍的壮举，令现场观众无不动容。郑源的讲述，既饱含亲历者后人的深情，又秉持研究者的严谨，将那些历史细节娓娓道来。一本尘封多年的日记，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也让我们对那场无声的文化保卫战，生出由衷的敬意。
行知读书会由宝山区大场镇文化中心、阎华工作室、上海人民出版社市场部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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