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田地被偷全村没人承认，我偷偷洒了泻药进去，第二天傻眼了

第一章 那块地

我叫赵秀兰，今年五十六岁，住在青山县柳林镇的大柳树村。

我们村不大，一百多户人家，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我家就我和老伴刘德贵，还有个在县城上高中的孙子刘小伟。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一年回来一次。

我家有块地，在村东头小河边上，三亩二分，种了几十年的庄稼。那块地是我公公留下来的，土质好，地势平，浇水方便，是村里公认的好地。早些年有人出高价想买，我没舍得。

今年开春，我在地里全种上了西瓜。

为了这几亩西瓜，我和老伴起早贪黑，育苗、施肥、除草、打药，比伺候孩子还上心。功夫不负有心人，瓜苗长得壮实，藤蔓爬得绿油油的，到了六月中旬，瓜田里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躺在那里，看着就喜人。

镇上收瓜的贩子来看过，说品相好，能卖到八毛钱一斤。我算了一下，三亩多地，至少能收两万多斤瓜，那就是一万五六千块钱。

这笔钱对我家来说太重要了。孙子下学期的学费、老伴的风湿药费、过年给儿子媳妇补贴一点，都指着这些瓜。

可就在瓜快熟的那几天，出事了。

那天早上四点多，我照例去地里转转。天刚蒙蒙亮，我沿着田埂走过去，远远就觉得不对劲——瓜田里好像少了点什么。走近一看，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差点没站稳。

地里的西瓜被人偷了。

不是偷一个两个，是成片成片地被摘走了。我哆嗦着数了数，至少有六七十个瓜没了，都是最大最熟的。瓜藤被扯得乱七八糟，有些没熟的也被踩烂了，红色的瓜瓤碎了一地。

我一屁股坐在田埂上，眼泪就下来了。

刘德贵闻讯赶来，蹲在地头抽了半包烟，一句话没说。我知道他心里也难受，他不说话的时候，就是最难的时候。

我去派出所报了案。民警来了，拍了照，做了笔录，问了一圈就走了。临走时那个年轻民警跟我说，农村这种事不好查，没有监控，瓜又长得都一样，让我自己多留意，最好在地里守几晚。

我开始在村里挨家挨户地问。先去的是隔壁的王家，王大山正在院子里刷牙，听我说完，把牙刷往缸子里一戳，瞪着眼说：“秀兰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王家可干不出这种事！”

我又去了李家、张家、赵家，问遍了整个村子，所有人的反应都差不多——先是惊讶，然后是委屈，最后是生气，好像我去问他们就是在侮辱他们的人格。

没有一个人承认。

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村里的长舌妇刘翠花还阴阳怪气地说：“哎哟，谁让你家瓜种得那么好呢，招人眼热呗。再说了，一个村的，吃你几个瓜怎么了？”

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忍住了。我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能跟谁动手？

回到家，刘德贵叹了口气说：“算了吧，抓不到的，这闷亏只能认了。”

我不甘心。

第二天晚上，我和老伴轮流在地里守着。守了两晚，太平无事。可第三天我实在太累了，回家睡了个囫囵觉，天亮再去的时候，又被偷了三十多个。

这次我直接坐在地里哭出了声。

那是我这辈子攒下的希望啊，就这么被人一而再地偷走。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的恨意像火一样烧着。我想到派出所，想到村干部，甚至想到了电视台的调解节目。但我又知道，这种事一旦闹大了，我在村里就没法做人了。农村就这样，低头不见抬头见，撕破脸对谁都不好。

可不撕破脸，我的瓜就白被偷了？

恨到深处，一个主意突然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那个念头一开始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越想越觉得解气，越想越觉得可行。

第二天上午，我骑电动车去了镇上。在兽医站旁边的小药店里，我买了三盒酚酞片。卖药的小姑娘问我干什么用，我说家里老人便秘。她还叮嘱我一次最多吃两片，别过量。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厨房里，用擀面杖把那三盒酚酞片全碾成了粉末，足足有小半碗白色的药粉。然后我又从柜子里翻出半瓶敌敌畏，犹豫了一下，放回去了——那玩意儿是农药，要出人命的。我虽然恨，但还不想杀人。

光酚酞片就够了。

当天下午，趁老伴去镇上办事，我一个人去了瓜地。我挑了二十多个最大最圆的西瓜，用小刀在瓜蒂附近钻了一个细细的小孔，把药粉一点一点灌进去，然后用湿泥把孔糊上，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我边干边在心里发狠：让你们偷，让你们不承认，这回我看你们还嘴硬不嘴硬！

做完这一切，我把地上的痕迹收拾干净，回了家。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踏实，甚至有些兴奋。我在想象明天早上村里的茅房里挤满人的场景，想象那些偷瓜贼捂着肚子龇牙咧嘴的样子，想象他们狼狈不堪地来找我承认错误。

我在想象里笑了。

可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情，让我彻底傻眼了。

那天早上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

第二章 傻眼了

打我电话的是村支书马长河。

“秀兰，你赶紧来镇上医院一趟，快点！”马长河的声音很急，像是出了什么大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难道出人命了？我下的只是泻药啊，顶多拉拉肚子，不可能要人命吧？我的手开始抖，声音也抖了：“出……出啥事了？”

“你先别问了，来了再说，赶紧的！”

挂了电话，我腿都软了。刘德贵问我谁打的电话，我支支吾吾说是村里有事，套上衣服就往外跑。

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可怕的画面。我甚至想好了最坏的情况——如果真出了人命，我就去自首，是我一个人干的，跟刘德贵没关系，跟孙子也没关系。

到了镇医院，我一眼就看见了马长河，他站在急诊室门口，脸色铁青。旁边还站着几个村里的人，有王大山家的媳妇李梅，有张大壮的妈，还有几个我不太认识的中年妇女，一个个都红着眼眶，像是哭过。

我心里更慌了。

“马书记，到底咋了？”我小跑过去，声音都变了调。

马长河看着我，眼神很复杂，像是生气又像是无奈。他张了张嘴，还没说话，急诊室的门开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出来。

“谁是刘小伟的家属？”

我当时就愣住了。

刘小伟？

那是我孙子！

“我是！我是他奶奶！”我一下子冲到医生面前，“我孙子怎么了？他怎么会在这里？”

医生看了看我，说：“初步诊断是食物中毒，已经洗过胃了，现在情况基本稳定，但还需要留院观察。你们家属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

食物中毒。

我孙子食物中毒。

我的脑子像是被人用锤子砸了一下，嗡嗡作响。我踉跄了一下，被马长河扶住了。

“秀兰，你先别急，孩子没事就好。”马长河安慰我，但他的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意味。

我慢慢转过头，看着急诊室的门。透过门上的玻璃，我隐约看见了里面病床上躺着一个人影，瘦瘦小小的，正是我孙子刘小伟。

他怎么会食物中毒？他昨天明明在学校啊！

我猛地想起了什么，浑身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

我昨天在地里做了手脚的那些瓜……

不会的，不会的，小伟在学校，他没回家，他不可能会吃那些瓜的。我在心里拼命安慰自己。

可下一秒，我看见马长河从旁边拎起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半个西瓜，瓜皮上赫然有一个我昨天用湿泥糊过的小孔。

我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这瓜……这瓜是哪来的？”我指着塑料袋，手抖得厉害。

马长河说：“在你们家地头找到的，小伟昨晚从学校回来了，说是想你和德贵了，搭同学爸爸的顺风车回来的。他到了村口，天已经黑了，就去地里想摘个瓜回家给你们一个惊喜。结果吃了几口就……”

马长河后面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声音。我靠在墙上，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下滑。

我的瓜。

我的药。

我的孙子。

这三个词在我脑子里不停地转，转得我想吐。我亲手下的药，毒到的是我自己的孙子。我那个每个周末回家都要搂着我脖子叫“奶奶”的孙子，我那个考试得了第一名第一件事就是跑回来给我看奖状的孙子。

我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

不，两个怎么够。

我恨不得拿脑袋撞墙。

“秀兰，你怎么了？”马长河察觉出我的不对劲，“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抬起头，看着马长河，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说我为了报复偷瓜贼，在自己家的瓜里下了药？说那些药被我亲孙子吃进了肚子里？

我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颓然地摇了摇头。

这时候，急诊室的门开了，护士推着刘小伟出来了。我孙子躺在推床上，小脸煞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手上打着点滴，整个人看起来虚弱极了。

我的心像被刀剜了一样疼。

“小伟……”我扑过去，抓住他的手。

刘小伟看见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声音小小的，哑哑的：“奶奶，我没事，就是肚子有点不舒服。那瓜……那瓜是不是坏了啊？我吃着有点苦……”

坏了？

不是坏了。

是你奶奶在里面下了药啊。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止都止不住。我抱着孙子的手，把脸埋在他手心里，哭得浑身发抖。

刘小伟慌了，用另一只手摸我的头：“奶奶你别哭啊，我真没事，医生说住两天院就好了。你别哭，你一哭我也想哭了……”

周围的护士和病人家属都看着我们，有人小声说“这奶奶多疼孙子啊”。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他们以为我是心疼孙子。

我是心疼，但我更多的是愧疚，是悔恨，是恨不得把自己也毒死的罪孽感。

如果小伟昨晚吃得再多一点，如果药效再猛一点，如果送医院再晚一点……这些“如果”里的任何一个真的发生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办好住院手续后，马长河把我拉到一边，低声问：“秀兰，这瓜到底怎么回事？小伟说是你们家地里的瓜，可你们家地里的瓜怎么会吃出问题来？”

我知道这事瞒不住了。

但我还是不敢说实话。

我擦了擦眼泪，说：“可能是……可能是打农药打多了吧，瓜还没过安全期……”

马长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最终叹了口气说：“以后打药注意点，别让孩子吃到。行了，你在这照顾小伟吧，村里的事我先回去了。”

马长河走了。

刘德贵也接到了电话，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他一进门就骂骂咧咧的，说我不该让孩子一个人去地里，又说那些偷瓜的贼把我们家害惨了。

我听着他骂，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很想告诉他真相，但我开不了口。我了解刘德贵，如果他知道是我下的药害了孙子，他肯定会跟我翻脸。我们三十多年的夫妻情分，可能就毁在这件事上了。

可是不说，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越扎越深。

到了下午，更让我傻眼的事情发生了。

第三章 接二连三

镇医院不大，住院部就两层楼。小伟被安排在二楼的普通病房，四人间，隔壁三张床都空着。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我正在给小伟削苹果，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探头一看，愣住了——走廊里涌进来一群人，全是熟面孔，全是我们大柳树村的。

打头的是王大山，他弓着腰捂着肚子，脸色蜡黄，被他媳妇李梅扶着。后面跟着张大壮和他妈，张大壮一米八的大个子，这会儿佝偻得像个虾米，满头虚汗。再往后还有三四个，赵老三、李瘸子、刘翠花的男人周大胡子……

我数了数，足足有七个人。

全是拉肚子拉得虚脱的。

护士们手忙脚乱地安排床位，病房里一下子塞满了。本来空着的三张床全躺上了人，走廊里还加了两张临时床位。整个二层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排泄物混合的刺鼻味道。

王大山一屁股坐在病床上，捂着肚子直哼哼。李梅在旁边一边给他倒热水一边骂：“让你嘴馋！让你嘴馋！我说了多少回别贪小便宜，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拉成这个鬼样子！”

王大山有气无力地辩解：“我哪知道那瓜有问题啊……哎哟……又来了又来了……”说着又捂着肚子往厕所跑。

我在旁边听着，心跳得像擂鼓。

他们吃了瓜。

他们吃了我的瓜。

我下的药起作用了。

可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害怕。如果小伟没出事，我现在看到这个场面，一定会觉得大快人心，一定会觉得老天有眼。可现在小伟还躺在病床上，而我自己就是害他住院的罪魁祸首，我哪还有脸去看别人的笑话？

更让我心慌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被查出来是我下的药，我怎么办？

偷瓜是小事，往瓜里下药可是犯法的。我虽然不懂法律，但基本的道理还是明白的。往吃的东西里加东西，差点害了人命，这事儿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万一派出所介入调查，万一查到我头上……

我越想越怕，手里的苹果削了一半就放下了。

这时候，王大山突然注意到了我和小伟。

“秀兰嫂子？你们怎么也在这？”王大山一脸惊讶。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李梅就抢着说：“她家小伟也拉肚子了，比你们还早送来呢。”

王大山愣了一下，然后脸上露出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是愧疚，是心虚，还有点害怕。他张了张嘴，最后低下头，没说话。

我瞬间明白了。

王大山偷了我的瓜。

他不敢看我，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吃了偷来的瓜才拉的肚子，而那个瓜的主人——我的孙子，也躺在同一间病房里。

这不就是不打自招吗？

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我该恨他，是他偷了我的瓜，害得我白辛苦一季。可现在他也遭了报应，而且这报应还是我亲手给的。我看着他那副惨样，心里的恨意突然没有那么强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

张大壮那边更热闹。他妈是个出了名的大嗓门，这会儿正对着医生嚷嚷：“医生你给我儿子好好查查，他要是出点什么事，我跟那瓜农没完！谁知道他们往瓜里打了什么药！”

我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

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姓陈，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翻着病历，皱起眉头说：“你们几个的症状都一样，剧烈腹泻、腹痛、恶心，初步判断是摄入了过量的酚酞类泻药。”

“泻药？”张大壮他妈愣住了，“瓜里怎么会有泻药？”

陈医生推了推眼镜，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需要你们自己去找原因。不过从症状的严重程度来看，你们食用的剂量不小，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电解质紊乱甚至脱水休克，特别是老人和孩子风险更大。”

他的目光扫过病房，最后落在小伟身上：“这个小同学中毒最严重，幸好送来得及时。”

我听到这话，后背一阵发凉。

刘德贵一直站在窗边没说话，这会儿突然开口了：“医生，你说的那个什么泻药，是不是农药？”

陈医生摇摇头：“不是农药，就是普通的酚酞片，药店里就能买到的那种通便药。不过正常用量一次一两片，他们这个情况，至少是十几二十片的剂量浓缩在瓜里了。”

病房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赵老三突然说：“这不是意外吧？谁会把那么多泻药弄到瓜里去？”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不敢看任何人。

“肯定是那个种瓜的自己弄的！”李瘸子一拍床板，“他想报复偷瓜的，故意往瓜里下药！”

“对，没错！这他妈就是故意的！”

“报警！必须报警！这是投毒！”

病房里群情激愤，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骂着那个“下药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骂的人就站在两米之外，正低着头假装削苹果。

我手抖得连苹果都快拿不住了。

“行了行了，都别嚷嚷了。”王大山突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王大山在村里辈分高，平时说话有分量。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让我心里发毛。

“你们嚷嚷什么？”王大山说，“咱们自己干了什么事，心里没点数吗？那瓜要不是偷来的，能吃出问题？你们倒好，偷了人家的东西，吃坏了肚子，还有脸报警？”

众人被他这么一说，都不吭声了。

张大壮他妈讪讪地说：“那也不能往瓜里下药啊，这不是害人吗……”

“那你偷人家瓜就不是害人了？”王大山反问，“秀兰嫂子一家几口人就指着那几亩瓜过日子，你们把人家最大的瓜全偷了，秀兰嫂子坐在地里哭了半天，你们都看不见？”

病房里彻底安静了。

我没想到王大山会替我说这些话，一时间鼻子酸酸的，眼眶又红了。

王大山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猜到了什么，但他没有再往下说。

刘德贵这时候突然站起身，走到病房中间，环顾了一圈所有人。

“我刘德贵在村里活了六十多年，从来没干过一件亏心事。”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我种的瓜，每一颗都是辛辛苦苦伺候出来的。你们要穷得买不起瓜，来跟我说，我送你一个两个，那叫人情。可你们偷偷摸摸地摘，一摘就是几十个，那叫什么？那叫偷。”

没人说话。

“这回的事儿，我不追究了。”刘德贵说，“但有一条，谁要是再敢偷我家的瓜，别怪我不念乡亲情分。”

他说完，转身走回窗边，背对着所有人。

病房里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药水滴答的声音。

我看着老伴的背影，第一次觉得他这么高大。

但同时，我心里也更加矛盾了。如果刘德贵知道这一切是我干的，知道是我差点害死了自己的孙子，他还会这么硬气吗？他还会站在我这边吗？

我不敢想。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了，马长河带着两个民警走了进来。

第四章 警察来了

看见民警的那一瞬间，我的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两个民警，一个年纪大些，四十来岁，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基层跑的。另一个年轻些，白白净净，手里拿着个文件夹，像是做记录的。

马长河跟在他们后面，脸色不太好看。

“各位乡亲，这二位是镇派出所的同志，来了解一下情况。”马长河介绍道。

年长的民警姓周，他扫了一圈病房，目光最后落在陈医生身上：“医生，这些病人的情况怎么样？”

陈医生把病历递过去，说：“七名成人患者均为急性腹泻，经补液和对症治疗后，生命体征平稳，预计一到两天可以出院。这名儿童患者情况较重，已洗胃，目前稳定，建议留院观察三天。”

周警官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然后转向病人：“各位，我需要了解一下，你们都是吃了同一个来源的西瓜才出现症状的吗？”

没人吭声。

承认自己吃了同一个来源的西瓜，就等于承认自己偷了瓜。虽然大家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谁也不想当着警察的面说出来。

周警官看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王大山身上：“这位大哥，你说说，怎么回事？”

王大山犹豫了一下，说：“警察同志，不瞒你说，我们这几个人……确实吃了同一个地里的瓜。但那瓜是我们……是我们捡的。”

“捡的？”周警官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地里的瓜能捡？”

王大山脸涨得通红，不说话了。

马长河在旁边叹了口气，说：“周警官，是这样的，最近我们村里出了偷瓜的事，好几家的瓜都被偷了。这几位……”他看了一眼病房里的人，“可能是一时糊涂，动了别人地里的瓜。”

这话说得很委婉了，但意思谁都听得明白。

周警官点点头，说：“偷瓜的事先放一放，我现在要搞清楚的是，瓜里的泻药是怎么回事。医生说了，那不是农药残留，是有人故意把大剂量的酚酞片粉末注入到西瓜里。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

违法犯罪。

这四个字像四把锤子，一下一下砸在我脑袋上。

我扶着床沿的手在发抖，腿也在抖。我拼命控制自己，告诉自己不能露馅，千万不能露馅。

“你们谁知道，这个瓜是谁家的？”周警官问。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我。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剥光了衣服站在众人面前，每一道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身上。

周警官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向我：“这位大姐，瓜是你家的？”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刘德贵替我回答了：“是我家的，村东头河边上那三亩瓜地。”

周警官在本子上记下来，又问：“那你们知不知道瓜里的泻药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刘德贵干脆地说，“我们家也受了害，我孙子就是吃了自己地里的瓜才中毒的。要是我自己下的药，我能让自己的孙子吃？”

这话有理有据，连周警官都点了点头。

只有我知道真相，只有我知道刘德贵的话站不住脚。

“那有没有可能是别人下的药？”周警官问，“比如说，跟你们家有矛盾的人？或者想害你们的人？”

刘德贵想了想，摇了摇头：“我刘德贵在村里没跟人结过仇。”

周警官又问了几个人，大家都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最后他说：“这样，这个事我们派出所会继续调查。你们谁要是想起了什么线索，随时跟我们联系。”

说完，他和另一个民警就走了。

他们走后，病房里的气氛稍微松了一些。但我反而更紧张了，因为我知道这事还没完，警察还会继续查。他们只要去镇上药店一问，就能查到我买酚酞片的事。

我坐在小伟床边，脑子里乱成一团。

小伟睡着了，小脸还是白白的，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做什么不好的梦。我轻轻摸着他的额头，心里又是心疼又是后悔。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宁愿那些瓜全被偷光，也绝不会往里面下药。

可是没有如果。

天快黑的时候，刘德贵让我回家休息，他来守夜。我不想走，但刘德贵态度很坚决，说我年纪大了不能熬夜，而且家里还有鸡鸭要喂。

我只好回去了。

走在回村的路上，天已经黑了。乡村的夜晚很安静，只有远处的狗偶尔叫几声。我一个人走在土路上，越走越慢，最后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

我需要想想怎么办。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本来只是想教训一下偷瓜的人，让他们拉个肚子长个记性，没想到会闹得这么大。我孙子住院了，村里七八个人都进了医院，警察介入了调查。

如果警察查到我头上，我会怎么样？

坐牢？

我活了五十六年，连派出所都没进过几回，要是因为这个事坐了牢，我这辈子就毁了。刘德贵怎么办？孙子怎么办？儿子儿媳在外面打工，要是知道我出了这种事，他们还有脸做人吗？

可不自首的话，这件事就会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压一辈子。

我正想着，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回头一看，是王大山。

他不是应该在医院吗？

“大山，你怎么……”我站了起来。

王大山在离我两三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月光下我看不太清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在看着我。

“秀兰嫂子，我有话跟你说。”王大山的声音很低。

我心里一紧：“你说。”

王大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浑身冰冷的话。

“我知道那药是你下的。”

第五章 摊牌

月光下，王大山的那句话像一盆冷水，把我从头浇到脚。

我本能地想否认，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看着王大山，他也看着我。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背有点驼，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怎么知道的？”我听见自己说。这句话一出口，就等于是承认了。

王大山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说：“今天下午你们都不在的时候，有个护士在走廊里闲聊，说她记得你，说你昨天上午在她们药店买了三盒酚酞片，还说是给老人治便秘用的。”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那个护士是我外甥女，在镇上药店上班。”王大山苦笑了一下，“她今天来医院看她婆婆，正好碰上这事，就顺嘴跟我说了。”

我无力地坐回到石头上。

天意。

这是天意。

我做了坏事，老天爷就不给我留任何退路。

“秀兰嫂子，你放心，我没告诉别人。”王大山说，“我跟我外甥女说了，这事不准往外传。她答应了。”

我抬头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王大山又吸了一口烟，说：“其实我今天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单独聊聊。有些话当着德贵哥的面不好说。”

“什么话？”

“对不起。”

我愣住了。

王大山在我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把烟头掐灭，低着头说：“那些瓜，是我偷的。”

虽然我已经猜到了，但听他亲口说出来，我还是觉得心头一堵。

“不光是我，”王大山说，“张大壮、赵老三、李瘸子、周大胡子，我们都参与了。我们几个每天晚上凑一块打牌，那天大壮说你家地里的瓜长得特别好，咱们去摘几个尝尝。一开始真的是想摘几个尝尝，可到了地里一看，那瓜又大又圆，一摘就收不住手了……”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什么。骂他？打他？可我自己做的事比他还过分。

“第一次偷了之后，我们其实也心虚。”王大山说，“可过了两天没事，就又去了第二次。第二次被你们发现了，你在地头装了灯，我们没敢再去。谁知道我们不去，又让别人趁了虚。”

“你是说，后来还有别人偷？”我问。

王大山点点头：“第三次不是我们干的。村里偷你家瓜的不止一拨人。你家那几亩瓜太招眼了，谁看了都眼馋。”

我听得心里发凉。我一直以为是一伙人干的，没想到是好几拨人。种了这么多年的地，我还是头一回知道，我们村里住着这么多贼。

“大山，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问。

王大山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我后悔了。躺在医院里那会儿，我看见小伟躺在病床上，小脸煞白，手上扎着针，我心里难受。那孩子见了我还叫了一声王爷爷，我当时恨不得抽自己俩耳光。”

他的声音有点哽咽了。

“秀兰嫂子，我王大山活了大半辈子，没干过什么亏心事，这回是真的糊涂了。”他说，“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没用，但我想让你知道，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种事了。那些瓜值多少钱，我赔你。”

我摇了摇头：“不用赔了。”

“要赔的。”王大山很坚持，“不光我一个人，其他那几个人的，我也替他们赔。这事是我们做的不对，该认就得认。”

我看着王大山，心里突然不那么难受了。

“大山，你猜的没错，那药确实是我下的。”我说，“我用擀面杖把酚酞片碾成粉末，灌到瓜里，用泥巴封住口子。我本来是想让偷瓜的人吃点苦头，没想到小伟那天晚上回来了，还去地里摘了瓜……”

说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又流了下来。

王大山叹了口气，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巾。

“秀兰嫂子，这事不能全怪你。”他说，“是我们偷瓜在先，你也是被逼急了。”

“可小伟差点出事。”我哭着说，“要是他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孩子不是没事吗？”王大山安慰我，“吃一堑长一智，以后遇事别这么冲动了。”

我擦了擦眼泪，问：“大山，你说警察会不会查到我？”

王大山想了想，说：“这事我去想办法。那个护士是我外甥女，药店那边的记录我能让她帮忙处理一下。只要药店那边查不到，警察就没有证据。”

“可万一……”

“没有万一。”王大山打断我，“这事就这么定了。你那三盒药的记录我帮你抹掉，医院这边的人我来沟通。大家都吃了亏也认了亏，谁也不会再追究。”

我看着他，月光下他的表情很认真。

“你为什么要帮我？”我问，“我差点害了你们。”

王大山笑了笑，那笑容在月光下显得有些苦涩：“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你是被逼急了，跟我一样，都是一时糊涂。再说，要不是我们先偷你的瓜，你也不会干这事。论起来，我们才是始作俑者。”

我沉默了。

“秀兰嫂子，回吧，天晚了。”王大山站起来，“明天还得去医院呢。”

我也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

“大山，”我叫住他，“那些瓜的钱，真的不用赔了。这事的教训，咱们都记住就行了。”

王大山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夜色里。

我站在月光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小路尽头，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事情好像解决了，但又好像没有解决。王大山肯帮我掩盖真相，但这不代表我就没有罪过了。我亲手下的药，差点害死自己的孙子，这个事实永远改变不了。

我回到家，院子里黑漆漆的。鸡鸭都睡了，只有那条老黄狗摇着尾巴迎上来。我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心里空落落的。

这个家，我和刘德贵守了三十多年，一砖一瓦都是我们自己置办的。儿子小时候在这院子里学走路，孙子小时候也在这院子里学走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在这个家里干出这种差点害死自己亲人的事。

我走进厨房，看见案板上还放着那根擀面杖——就是我用它碾碎酚酞片的那根。我拿起它，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放进了灶膛里。明天早上生火做饭的时候，它就会被烧成灰。

有些痕迹可以抹去，但心里的痕迹抹不掉。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一遍遍回放着这几天的画面——瓜被偷时的愤怒，下药时的决绝，看到小伟躺在病床上时的惊恐，被王大山揭穿时的慌乱。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

王大山答应帮我掩盖，但能掩盖得住吗？就算派出所查不到，可村里人的闲言碎语怎么堵？更重要的是，我怎么面对刘德贵？怎么面对小伟？怎么面对自己的良心？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跟刘德贵说实话。

三十多年的夫妻，我不能瞒着他。他要打要骂要离婚，我都认。但我不能让他蒙在鼓里，替我扛着那些他根本不知道的事。

想通了这一点，我反而踏实了一些。

早上六点，我起床做了早饭，用饭盒装好，骑电动车去了镇医院。

第六章 坦白

到了医院，刘德贵正在走廊尽头的开水房打水。他背对着我，花白的头发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刺眼。

“德贵。”我叫了他一声。

他转过身来，眼圈发黑，一看就是一夜没睡。“你来了，小伟刚醒，精神好多了，说想喝粥。”

我把饭盒递给他：“我熬了小米粥，放了点红糖。”

刘德贵接过饭盒，看了我一眼：“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昨晚没睡好？”

“德贵，我有话跟你说。”我深吸了一口气，“很重要的话。”

刘德贵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慢慢严肃起来。他跟我过了三十多年，我什么表情代表什么事情，他最清楚。

“你说。”

“找个没人的地方说。”

我们下了楼，来到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清晨的花园没什么人，只有几只麻雀在草地上跳来跳去。

“秀兰，你这一大早的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事？”刘德贵问。

我看着他的脸，五十多岁的人了，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里多了好多。这些年他在外面打工，在工地搬砖扛水泥，落下了风湿的毛病，手指关节都变了形。他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大半辈子，我却干出了那种事。

眼泪不争气地涌了上来。

“德贵，那个瓜里的药，是我下的。”

刘德贵愣住了。

他看着我，眼神从困惑变成震惊，从震惊变成难以置信，最后变成一种我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愤怒。

“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几乎听不见。

“那三盒酚酞片是我在镇上药店买的，我用擀面杖碾碎了灌到瓜里的。”我哭着说，“我恨那些偷瓜的人，想让他们吃了拉肚子，没想到小伟那天晚上回来了，还去地里摘了瓜……”

话没说完，刘德贵一巴掌打在了我脸上。

不是很重，但足够让我愣住。我和刘德贵结婚三十多年，吵架的时候也有，但他从来没动过手。这是第一次。

“你……”刘德贵指着我，手指在发抖，“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了小伟？！”

“我知道，我知道……”我捂着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不知道！”刘德贵吼了出来，“医生说了，小伟中毒程度最重，要是再晚送半小时，肾衰竭都有可能！你知道肾衰竭是什么吗？那是要命的！”

我蹲在地上，哭得说不出话来。

刘德贵也蹲了下来，但不是安慰我，而是抱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我以为他在骂我，但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在哭。

刘德贵哭了。

这个在工地上砸断两根手指都没掉眼泪的男人，这个穷得吃不上饭都没皱过眉头的男人，蹲在医院花园的石子路上，哭得像个孩子。

他的哭声比他的巴掌更让我难受。

“德贵，你打我吧，你打我吧……”我跪着爬过去，抓住他的手往自己身上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小伟，对不起这个家……”

刘德贵甩开我的手，站了起来。他背对着我，用袖子擦了擦脸，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凉到骨子里的话。

“赵秀兰，我想跟你离婚。”

我的哭声戛然而止。

离婚。

这个词从刘德贵嘴里说出来，比我听到的任何话都可怕。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离婚是比天还大的事。村里有对夫妻打了一辈子架都没离，因为离了婚的女人在村里抬不起头，离了婚的男人也被人戳脊梁骨。

刘德贵居然说出了这两个字，他是真的寒心了。

“德贵……”我站起来，去拉他的胳膊。

他甩开了。

“你先别碰我。”他说，声音冷得像冬天的井水，“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说完，他大步走进了住院楼，留下我一个人站在花园里。

我站在那里，太阳升起来了，照在我身上，但我感觉不到一点温度。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王大山。

“秀兰嫂子，你怎么在这站着？我刚才在楼上看见你和德贵哥……”他话说到一半，看见我脸上的巴掌印，明白了什么，没再说下去。

“他都知道了？”王大山问。

我点点头。

“他要跟你离婚？”

我又点点头。

王大山沉默了一会儿，说：“别太难过，德贵哥就是说气话。这事换谁知道了都得生气，等气消了就好了。”

我摇摇头。我知道刘德贵的脾气，他平时什么都能忍，但一旦触到底线，谁说都没用。他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这个家、这个孙子，我差点把两样都毁了，他怎么可能原谅我？

“我去看看小伟。”我哑着嗓子说。

“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别去比较好。”王大山拦住我，“德贵哥正在气头上，你现在去，万一当着孩子的面吵起来，对孩子不好。”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

“那我先回去了。”我说，“小伟这边，你帮我照看一下，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

王大山答应了。

我骑电动车回了村。一路上脑子里全是刘德贵那句“我想跟你离婚”，那五个字像五根钉子，钉在我心里，每呼吸一下都疼。

到了村口，我看见一群人围在村委会门口，不知道在干什么。我没心情理会，直接回了家。

刚到家门口，邻居张婶就迎了上来：“秀兰，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村东头那片瓜地，今天一早又被人偷了！”张婶说，“这回不是你们一家，是连着三四家的瓜都被偷了。马支书都急了，把派出所的人又叫来了。”

我心里一惊。昨晚村里那么多人在医院，居然还有人趁这个机会偷瓜？

“偷了多少？”我问。

“好几家的加起来，少说上千斤。”张婶说，“现在村委会门口围了一堆人，闹哄哄的，说是要组织巡逻队。”

我听了，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们村的偷瓜贼，原来真的不止王大出一伙。也就是说，就算我不往瓜里下药，也挡不住别人来偷。我那三亩瓜地，早就被人盯上了。

可这些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刘德贵要跟我离婚。

我回到屋里，坐在床边发呆。这个家突然变得很陌生，到处都是刘德贵的影子——他常坐的那把藤椅，他用了几十年的搪瓷缸子，他挂在门后的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

三十多年的夫妻，说离就离？

我越想越难受，越想越绝望。我给儿子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好久才接通，那头闹哄哄的，是车间机器的声音。

“妈，怎么了？”儿子的声音听起来很匆忙。

“儿子，妈犯错了。”我一开口就哭了。

“啥错啊？妈你别哭，慢慢说。”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妈，爸就是一时生气，不会真离的。”儿子最后说，“你先别急，我请几天假回去一趟，当面劝劝爸。”

“你别回来，”我说，“你上班不容易，别耽误了工作。”

“家里都这样了我还上什么班？”儿子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妈你等着，我这就去买票。”

挂了电话，我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儿子要回来了，也许他能劝住刘德贵。

但我没想到的是，儿子还没回来，另一件事先发生了。

下午三点多，我的手机响了，是马长河打来的。

“秀兰，你现在赶紧来村委会一趟。”马长河的语气很急。

“怎么了？”

“偷瓜的事有线索了，你过来配合一下调查。”

我心里咯噔一下。配合调查？是查偷瓜的事还是查下药的事？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到了村委会，我发现里面的阵仗比我想象的大得多。除了马长河和早上那两个民警，还有七八个村民，都是家里瓜地被偷的。周警官坐在会议桌前，面前放着一个笔记本。

“赵大姐，请坐。”周警官示意我坐下，“我们正在调查村里的系列偷瓜案件，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一下。”

我坐下了，手心里全是汗。

周警官问了一些常规问题：瓜地什么时候被偷的，被偷了多少，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最近有没有跟人结过怨，等等。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了，心里一直在打鼓，生怕他话锋一转问起泻药的事。

但周警官始终没有提泻药的事，问完偷瓜的情况就让我走了。

我走出村委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看来王大山真的搞定了药店那边的记录，警察暂时没有查到我头上。

但我刚走到家门口，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

“是赵秀兰吗？”一个女声，听起来很年轻。

“我是，你哪位？”

“我是镇药店的小陈，就是卖酚酞片给你的那个人。”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第七章 小陈护士

听见“酚酞片”三个字，我的手又开始抖了。

“你……你有什么事？”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

“赵阿姨，你别紧张。”电话那头的女孩说话很温和，“我是王大山的表外甥女，我叫陈小雨。我表舅跟我说了你的事，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药店的销售记录我已经处理好了，你不用担心。”

我靠在门框上，浑身的力气一下子被抽空了。

“谢谢你，姑娘。”我说，“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陈小雨说，“我表舅跟我说了前因后果，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不过赵阿姨，我有件事想当面跟你聊聊，你现在方便吗？”

我犹豫了一下。虽然王大山说他外甥女会帮忙，但我跟这个陈小雨素不相识，她要跟我聊什么？

“行吧，你说个地方。”

“就镇上的老味道面馆吧，半个小时后。”

我挂了电话，骑上电动车又去了镇上。

老味道面馆在镇子东头，门面不大，但开了二十多年，镇上的人都知道。我到的时候，陈小雨已经坐在里面了。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确实是那天卖药给我的姑娘，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干干净净的。

“赵阿姨，这边。”她朝我招手。

我在她对面坐下，她给我倒了一杯茶。

“赵阿姨，我叫陈小雨，你叫我小雨就行。”她笑着说，“那天你来买药我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但也没多想。昨天我表舅跟我说了医院的事，我才把前因后果串起来。”

我低头看着茶杯，不知道说什么好。

陈小雨接着说：“赵阿姨，我把你叫来，不是因为药的事。那个我已经处理好了，销售系统里你买酚酞片的记录被我删掉了，我同事那边也打了招呼，你不用担心。”

“那你找我是……”

“是因为我想跟你说另一件事。”陈小雨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赵阿姨，你知道你这种行为有多危险吗？”

我愣了一下。

“我不是吓唬你，”陈小雨说，“酚酞片虽然是普通的非处方药，但过量服用会导致严重的电解质紊乱，对老年人和儿童的肾脏损伤尤其大。万一有人本身就有肾病或者心脏病，可能直接就出大事了。”

我听得后背发凉。

“幸运的是，这次没有出人命。”陈小雨说，“但下次可不能这么干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责怪你，我是想让你知道，遇到事不能这么解决。你可以报警，可以装监控，甚至可以找村委会调解，但不能自己当法官。”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姑娘，你说得对。”我说，“我这回是真的知道错了。现在我们家也闹翻了，我老伴要跟我离婚，孙子还在医院里。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后悔过。”

陈小雨叹了口气：“我表舅跟我说了你家的情况。赵阿姨，你也是个苦命人，辛辛苦苦种的瓜被人偷了，警察又查不出来，换谁都咽不下这口气。但你用的方法太极端了。”

“是啊，”我苦笑了一下，“我当时脑子里全是恨，根本没想到后果。”

“我理解。”陈小雨说，“我在药店上班三年了，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买安眠药的，有买老鼠药的，一看就是遇上了过不去的坎。每次我都多问几句，能劝就劝。”

她顿了顿，又说：“赵阿姨，其实我今天叫你来，还有个事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我表舅他们偷你瓜的事，你能不能……算了？”陈小雨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但我表舅这些年过得不顺，他要是留了案底，家里的日子就更难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本来也没想追究。再说我自己也有错，要是真追究起来，我也跑不了。”

陈小雨明显松了一口气。

“不过，”我接着说，“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帮我劝劝我家老头子。他现在连我的面都不想见。”

陈小雨想了想，说：“这个我不敢打包票，但我会试试。对了，你儿子的电话是多少？我觉得这事得让家里人都参与进来。”

我犹豫了一下，把儿子的电话号码给了她。

回到家已经是傍晚了。院子里冷冷清清的，老黄狗趴在窝里，看见我也只是摇了摇尾巴没动弹。我喂了鸡鸭，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着西边天空烧红的晚霞，心里像塞了一团乱麻。

手机响了，是儿子打来的。

“妈，我买了明天的票，后天到家。”儿子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刚才有个叫陈小雨的姑娘给我打电话了，把事情都跟我说了。”

我心里一紧：“她怎么说的？”

“她都说了。”儿子沉默了一会儿，“妈，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你要是真气不过，你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回来帮你处理。你一个人干这种事，出了事怎么办？”

我听着儿子的数落，眼泪又下来了。是啊，我要是给儿子打个电话就好了，可我当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什么都顾不上了。

“爸那边我来劝。”儿子说，“妈你别太自责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想办法解决。你这两天先别去医院，等我回来。”

我应了一声，挂了电话。

晚饭我一个人吃的，没什么胃口，扒了两口就放下了。洗完碗，我在院子里坐着发呆，门突然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是王大山。他手里提着一袋子水果，站在门口有点局促。

“秀兰嫂子，我来看看你。”他说。

我让他进了院子。他把水果放在石桌上，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下了。

“德贵哥那边怎么样了？”他问。

我摇摇头：“还是不理我。”

王大山叹了口气：“我今天去医院换我妈的时候，碰见德贵哥了。他坐在走廊里，一个人抽闷烟，看着挺可怜的。”

我听了心里更难受了。

“大山，你说我该怎么办？”我问，“我真不想离婚。”

王大山想了想，说：“秀兰嫂子，德贵哥生气不是因为你下了药，而是因为你差点害了小伟，更因为你瞒着他。你想想，这事他要是从别人嘴里听说了，那是什么感觉？自己的老婆干了这么大的事，自己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我低下头，他说得对。

“你得让他看到你的诚意。”王大山说，“不是嘴上说说，是真心实意地认错，让他知道你真的后悔了，以后真的不会再干这种糊涂事了。”

“可是他现在连话都不跟我说。”

“那就等。”王大山说，“等他气消一点再说。两口子的事，外人帮不了太多。你也不用太担心，德贵哥不是那种狠心的人，三十多年的夫妻，哪能说离就离。”

王大山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他走后，我反复琢磨他的话，觉得有道理。刘德贵生气的根本原因，是我瞒着他干了这么大的事。我们三十多年夫妻，一直都是有什么事商量着来的，这回我却一个人做了主，还把全家都连累了进去。

我决定等儿子回来后，一起去医院，当着刘德贵的面，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清楚，该认的错全认，该担的责任全担。

但现在，我还得面对另一个问题。

晚上八点多，马长河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偷瓜的事有新进展了。

“偷瓜的团伙抓到了两个，是邻村的。”马长河说，“他们交代了，在咱们村偷了好几家，你们家的两次也是他们干的。”

“两次？”我愣住了，“你是说我们家两次被偷都是邻村的人干的？”

“对，他们交代得清清楚楚。不过……”马长河顿了顿，“他们还交代了一个事，说最后一次去你们家地里偷瓜的时候，偷的瓜里面有几个是坏的，吃起来有苦味。”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

“他们吃了那几个瓜之后，也拉肚子了。”马长河说，“周警官现在怀疑，你们家地里的瓜被人做了手脚。”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

“秀兰，你在听吗？”马长河问。

“在，在听。”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

“周警官说，如果瓜里的东西是有人故意放的，那这个事可能就不是简单的偷瓜案了。他说要深入调查，查出来是谁下的药。”

我感觉天旋地转。

王大山不是说都处理好了吗？药店记录删了，为什么警察还要继续查？

“喂？秀兰？你怎么不说话？”马长河在电话那头喊。

“我……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这事明天再说吧。”我匆匆挂了电话。

完了。

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没想到警察还在查。而且现在不光是我们村的人在查，连邻村的偷瓜贼也成了调查对象。他们只要一直查下去，早晚会查到我头上。

我该怎么办？

第八章 雪上加霜

那一夜我又是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个决定——趁警察还没查到我头上之前，我必须先把家里的事理顺了。不管刘德贵怎么对我，我得去医院看孙子。

我到医院的时候，刘德贵正给小伟喂粥。看见我进来，他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把粥碗往桌上一放，起身就往外走。

小伟看着我，又看看爷爷的背影，小脸上满是困惑：“奶奶，爷爷怎么了？”

“没事，爷爷累了，出去透透气。”我勉强笑了笑，在床边坐下，接过粥碗继续喂他。

小伟的精神比昨天好多了，脸上有了些血色。他一边喝粥一边跟我说学校的事，说他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三，说老师表扬他了，说他同桌给他写了一封信但他看不懂。

我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奶奶，你怎么又哭了？”小伟伸手帮我擦眼泪，“你是不是担心我啊？我都好了，医生说明天就能出院了。”

“奶奶不是担心你，奶奶是高兴。”我把他搂在怀里，下巴抵着他的头顶，闻着他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味道。

这么好的孩子，我差点害了他。

“小伟，奶奶对不起你。”我说。

“什么对不起啊？”小伟从我怀里抬起头，不解地看着我。

“那个瓜……是奶奶没看好，让瓜坏了，才让你吃坏的。”我说着，眼泪又流了一脸。

小伟伸出手帮我擦眼泪，认真地说：“奶奶你别哭了，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嘴馋。我以后不偷吃地里的瓜了，好不好？”

我把他抱得更紧了。

这时候病房门开了，李梅探进头来：“秀兰嫂子，你出来一下。”

我擦了擦眼泪，跟小伟说了一声，走出病房。走廊里，李梅一脸焦急。

“怎么了？”

“王大山他……他又拉了。”李梅脸上又是着急又是尴尬，“一上午跑了七八趟厕所，医生都来看两回了。我说让他转去县医院，他死活不肯。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我跟着李梅去了隔壁病房。王大山躺在床上，脸色比昨天还差，嘴唇发白，眼窝深陷，整个人像是脱水了一样。

“秀兰嫂子来了。”李梅推了推他。

王大山睁开眼看见我，勉强挤出个笑容：“嫂子来了，我没事，就是多跑了几趟茅房。”

我在床边坐下，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一阵愧疚。他吃了我下了药的瓜才变成这样的，虽然他是偷瓜贼，但这件事的因在我。

“大山，听李梅的，去县医院看看吧。”我说。

“不去，费那钱干啥。”王大山摆摆手，“陈医生说了，就是药劲还没过干净，再输两天液就好了。”

我劝了几句，他都不听。最后我只好出来，在走廊里碰见了陈医生。

“陈医生，王大山的情况怎么样？”

陈医生翻了翻病历，说：“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同批入院的其他人基本都恢复得差不多了，就他还反复腹泻。我怀疑他可能本身就有肠胃方面的基础疾病，这次被泻药一刺激，把老毛病勾起来了。”

“严重吗？”

“说严重也不严重，说不严重也得重视。”陈医生说，“最好还是去县医院做个肠镜，我们这儿条件有限，查不出根本问题。”

我把这话转告给了李梅，让她无论如何想办法把王大山弄到县医院去。李梅答应了。

从王大山病房出来，我在走廊里看到了刘德贵。他坐在尽头的长椅上，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两人不知道在聊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走近了才发现，那个中年男人我认识，是镇上的法律工作者，姓宋，村里人都叫他宋老师，专门帮人写状子、调解纠纷什么的。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刘德贵找法律工作者干什么？难道他真的想离婚？

“德贵。”我硬着头皮叫了一声。

刘德贵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倒是宋老师站了起来，礼貌地朝我点了点头：“嫂子来了。”

“你们聊什么呢？”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随意一些。

“没什么，随便聊聊。”刘德贵站起身，对宋老师说，“宋老师，那事回头再说吧，我先走了。”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小伟的病房。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宋老师似乎看出了什么，轻声说：“嫂子，别多想，德贵哥就是心里堵得慌，找我说说话。”

“他是不是要跟我离婚？”我直接问了。

宋老师沉默了一下，说：“德贵哥确实有这个念头，但还没最后决定。嫂子，你要是想挽回，就趁这两天他气还没消透，赶紧想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他现在见都不想见我。”

“那就找中间人。”宋老师说，“找个德贵哥信得过的人，帮你们传传话，先把这个僵局打破了。两口子的事，就怕僵着，僵着僵着就真凉了。”

我点了点头，心里琢磨着该找谁当这个中间人。

马长河？不行，他是村干部，这事让他知道了不好。

儿子？可他还没到家。

想来想去，我想到了一个人——陈小雨。

虽然才认识两天，但这姑娘说话办事有分寸，而且她是学药的，懂得多，也许能帮我说上话。

我拿出手机，给陈小雨打了电话。

“赵阿姨，怎么了？”陈小雨很快接了。

我把刘德贵找法律工作者的事跟她说了。陈小雨沉默了一会儿，说：“赵阿姨，你别急，我今天下午正好要去医院给王大山送东西，到时候我找机会跟刘叔叔聊聊。”

“那就拜托你了。”我说。

“我尽力吧。”

下午，陈小雨果然来了医院。她先去看了王大山，然后又去了小伟的病房。我在走廊里远远地看着，她跟刘德贵在病房门口说了好一会儿话。刘德贵的表情一开始很冷，后来慢慢缓和了一些，最后居然点了点头。

陈小雨走后，刘德贵朝我这边看了一眼。那一眼不再是冰冷的，虽然也谈不上热情，但至少少了一些敌意。

我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

傍晚，儿子刘建国回来了。

第九章 儿子归来

刘建国是我和刘德贵的独生子，今年三十四岁，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

他是直接从火车站赶到医院的，拎着一个大旅行袋，风尘仆仆。一进病房就扑到小伟床边，上上下下把孩子检查了一遍，确认没事之后，才松了一口气。

“爸，妈。”他站直身子，看了看刘德贵，又看了看我。

刘德贵哼了一声，算是答应了。我走过去拉了拉儿子的手，想说什么，眼眶先红了。

“妈，别哭了，我回来了。”刘建国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对刘德贵说，“爸，你跟我出来一下。”

父子俩走出了病房。我想跟上去，被刘建国用眼神制止了。

我坐在小伟床边，心不在焉地给孙子削苹果。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刘建国一个人回来了，脸色不太好。

“你爸呢？”我问。

“在外面抽烟。”刘建国在床边坐下，看了看小伟，欲言又止。

小伟很懂事地说：“爸爸，你跟奶奶出去说吧，我自己看动画片。”

我和刘建国来到走廊里。他靠在墙上，揉了揉太阳穴，说：“妈，你这次真的把爸伤着了。”

“我知道。”我低下头。

“爸跟我说，他不是气你下药，是气你不跟家里人商量，一个人干出这么大的事。”刘建国叹了口气，“他说你们三十多年的夫妻，一直都是有什么事一起扛的，这次你却把他当外人。”

我听着，心里像刀绞一样。

“还有小伟，”刘建国接着说，“爸说他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小伟。他在外面打工这些年，攒的每一分钱都是为小伟攒的。你差点害了小伟，他觉得自己没保护好孙子，更恨的是他自己。”

我愣住了：“他恨他自己？”

“是啊，他说如果他当时在地里守着，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刘建国摇摇头，“妈，我爸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些年他在外面累死累活，回来从来不说一个苦字，就是不想让你们担心。”

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妈，我问你，你真的知道错了吗？”刘建国看着我的眼睛。

“知道了。”我说，“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后悔过。”

“那就行。”刘建国直起身子，“爸那边我去劝。但妈，你得答应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准一个人扛，更不准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有什么事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能回来就回来，不能回来也会帮你想办法。”

“我答应你。”我说。

刘建国抱了抱我，说：“行了，别哭了。我回来了，这个家散不了。”

晚上，刘建国把我和刘德贵叫到一起，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吃了顿饭。三个人坐在桌子前，气氛很沉闷，谁都不先开口说话。

最后还是刘建国打破了沉默。

“爸，妈，我今年三十四了。”他端起酒杯，“从小到大，我没见你们红过脸。我知道这次的事很大，妈确实做错了。但爸，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犯过错？”

刘德贵不说话，闷头喝酒。

“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回你丢了工钱，回家跟妈发脾气，把碗都摔了。”刘建国说，“后来发现是工友拿错了，你又去给妈道歉。妈二话没说就原谅你了。”

“那能一样吗？”刘德贵终于开口了，“那回是摔碗，这回事差点出人命！”

“是不一样。”刘建国说，“但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一时冲动犯了错。妈这回是错的离谱，但她不是坏人。你跟她过了三十多年，比我清楚。”

刘德贵又沉默了。

“爸，我在外面上班这些年，最怕的就是家里出事。”刘建国继续说，“我们车间有个工友，去年家里闹矛盾，他爹妈离婚了，六十多岁的人，离了之后两个人都过得不好，不到半年，老头就中风了。”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我不想你们也变成那样。”

刘德贵端起酒杯，一口闷了下去。他放下杯子，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酒劲上来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没说一定要离。”他哑着嗓子说，“我就是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刘建国说，“妈做错了，就得认错，就得改。爸你生气，也正常。但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看着刘德贵，鼓足勇气说：“德贵，是我错了。我不该瞒着你干那种事，更不该差点害了小伟。你怎么罚我都行，我认。但求你别跟我离婚。”

刘德贵看着我，好一会儿没说话。最后他把酒杯往桌上一顿，说：“离什么婚，我就是吓吓你。但赵秀兰，我丑话说在前头，以后这个家，大事小事都得商量着来，你要是再一个人做主，我真不跟你过了。”

我拼命点头，眼泪又掉下来了。

“行了，别哭了，吃饭。”刘德贵把一筷子菜夹到我碗里。

刘建国在旁边笑了，端起酒杯说：“来，爸，妈，咱们喝一个。”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在那家小饭馆里坐到很晚。刘建国讲他在广东的见闻，讲小伟的学习，讲他对未来的打算。刘德贵慢慢喝了不少酒，话也多起来，还说起我年轻时候的糗事，把刘建国笑得前仰后合。

我看着他们父子俩有说有笑的样子，心里头那块压了好几天的石头，终于松动了一些。

吃完饭回医院的路上，刘德贵走在前面，我和儿子走在后面。刘建国突然小声跟我说：“妈，那个陈小雨给我打电话说的事，我都知道了。”

“什么事？”

“就是警察还在查的事。”刘建国压低了声音，“她说药店的记录虽然删了，但邻村那两个偷瓜贼也吃了有药的瓜，警察可能顺着那条线查过来。”

我心里一紧：“那怎么办？”

“别慌，我明天去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刘建国说，“这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回到医院，小伟已经睡了。刘德贵喝了酒有些上头，靠在陪护椅上打起了呼噜。我和刘建国坐在走廊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妈，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刘建国突然说，“你为什么非要种那几亩瓜？我和小伟他妈妈在外面挣钱，够家里用的。”

“够什么够，”我白了他一眼，“你们在外面也不容易，房租那么贵，还要养孩子。我跟你爸能动弹一天，就帮你们攒一天。小伟以后上大学要钱，娶媳妇要钱，哪样不要钱？”

刘建国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妈，等我再多挣点钱，就不让你和爸种地了。”

“不种地我干啥？”我笑了，“闲不住。”

正说着，我的手机响了。我一看，是马长河打来的。

“秀兰，明天上午九点，你和德贵都来村委会一趟。”马长河说。

“又怎么了？”

“周警官那边有了新进展，说是那个下药的人有线索了。”

第十章 峰回路转

挂了马长河的电话，我一整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早上，我把马长河的话告诉了刘建国。他想了想，说：“妈，你别怕，到时候你什么都别说，我来说。”

“可是……”

“没有可是。”刘建国打断了我的话，“你听我的就行。”

八点半，我们一家三口到了村委会。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马长河、周警官、年轻的实习民警，还有王大山——他不是应该在县医院吗？怎么回来了？旁边还坐着张大壮和赵老三，三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

“都到齐了，那咱们开始吧。”周警官翻开了面前的笔记本。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刘建国在桌子下面握了握我的手，示意我别慌。

“经过这两天的调查，我们基本查清了偷瓜案件的来龙去脉。”周警官说，“偷瓜的主要是两拨人。第一拨是大柳树村的王大山、张大壮、赵老三等七人，先后两次偷盗赵秀兰家西瓜共计一百余个。第二拨是邻村的孙某和钱某，也偷了赵秀兰家及村里其他几家的西瓜。”

王大山的头低得快埋到桌子底下去了。张大壮和赵老三也一个比一个脸红。

“偷瓜的事实已经清楚了。按照法律规定，盗窃数额较大的，可以处行政拘留并处罚款。你们偷的这些瓜，市场价值加起来有好几千块钱，够立案标准了。”

王大山猛地抬起头，脸都白了：“周警官，我们……”

“你先听我说完。”周警官抬手制止了他，“偷瓜的事先放一放，我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瓜里的药是谁放的。”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

我的心快跳出嗓子眼了。

“我们查了镇上的药店，所有药店的酚酞片销售记录都查了，没有发现异常。”周警官说。

我愣了一下。王大山不是说只让他外甥女删了记录吗？怎么所有药店的记录都查不到？

我看向王大山，他朝我微微摇了摇头，意思是让我别说话。

“但是，”周警官话锋一转，“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邻村的孙某在吃了偷来的西瓜后出现了腹泻症状，他吃的那半个西瓜被我们拿去化验了，确实含有高浓度的酚酞。”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这就说明，那些泻药不是意外混入的，而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

没有人说话。

“孙某交代，他们去偷瓜的那天晚上，亲眼看到有一个人在地里鬼鬼祟祟地干什么。”周警官继续说，“根据孙某描述的体貌特征，我们已经锁定了嫌疑人。”

我浑身冰凉。那天晚上我在地里灌药的时候，难道被人看见了？

“是谁？”马长河问。

周警官正要说话，会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陈小雨站在门口，气喘吁吁的，像是跑过来的。

“周警官，我有情况要反映。”她说。

周警官皱了皱眉：“你是？”

“我叫陈小雨，是镇上药店的药剂师。”陈小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关于瓜地里的药是谁放的，我有话要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她身上。

“你说。”周警官示意她继续。

陈小雨深吸了一口气，说：“那些酚酞片，是我给赵秀兰的。”

会议室里炸了锅。

“小雨！”王大山急得站了起来。

“表舅，你让我把话说完。”陈小雨很平静，“周警官，事情是这样的。前些天，赵秀兰来我们药店买酚酞片，说是家里老人便秘。但她一下子买了三盒，我当时就起了疑心。在我的追问下，她跟我说了实情——她家的瓜被人偷了，她气不过，想买酚酞片碾碎了放到瓜里报复偷瓜的人。”

周警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你明知她要干这种事，还把药卖给她？”

“我劝她了，但没劝住。”陈小雨说，“后来我想了个主意——我把酚酞片换成了维生素片，给她的是外形相似但完全没有药效的维生素C片。”

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我。

“你说什么？”周警官问。

“我的意思是，赵秀兰以为自己往瓜里放的是泻药，但实际上那些白色粉末只是普通的维生素C，没有任何致泻作用。”陈小雨说，“这一点，你们可以拿剩下的粉末去化验。”

她从牛皮纸信封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白色粉末：“这是赵秀兰当时碾碎后没用完的，我让她给我留了一份。你们现在就可以拿去化验。”

周警官接过塑料袋，递给旁边的实习民警：“马上去化验。”

实习民警接过袋子跑了出去。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维生素C？我放的竟然是维生素C？那为什么小伟他们还是拉肚子了？

“陈小雨，你这个说法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周警官说，“如果瓜里的粉末是维生素C，那为什么吃了瓜的人全都拉肚子了？医院检验出来的结果明明是酚酞中毒。”

陈小雨说：“因为真正的酚酞片，是偷瓜的人自己放进去的。”

会议室里又炸了锅。

“你胡说什么！”张大壮第一个跳了起来。

“我没有胡说。”陈小雨说，“我查了我们药店的监控和销售记录。在赵秀兰买药的第二天，有一个人也来买了三盒酚酞片。”

她顿了顿，看向王大山：“表舅，那个人是李梅嫂子。”

王大山像被人打了一拳，整个人定住了。

“李梅嫂子买酚酞片干什么？”陈小雨说，“我开始也不知道。但后来我问了李梅嫂子，她说你最近便秘。可我查了一下你住院后的用药记录，你入院时根本没有便秘的症状。”

王大山脸涨得通红：“小雨，你到底想说什么？”

“表舅，我不是想害你，我是想救你。”陈小雨看着他，眼里突然涌出了泪水，“你不承认偷瓜的事，警察要拘留你。你承认了偷瓜的事，警察也要拘留你。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瓜里的药被人查出来是你家里人放的，你就是偷瓜加投毒两罪并罚，那就不光是拘留的事了！”

王大山彻底愣住了。

“你住院后，李梅嫂子来找过我。”陈小雨说，“她哭着跟我说，她看你每天晚上出去偷瓜，劝不住，又怕你吃出问题，就买了酚酞片，趁你不注意掺在你吃的瓜里，想让你拉肚子长长记性。可她不知道你偷来的瓜又分给了其他人，结果所有人都拉了肚子。”

“后来赵秀兰来找我买药，我就将计就计，给了她维生素片。我以为这样她就不会惹上麻烦，谁知道事情闹得这么大。”

会议室里静得可怕。

王大山呆呆地坐在那里，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表舅，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事说出来，就是不想你一错再错。”陈小雨擦了擦眼泪，“你替李梅嫂子瞒着，瞒不住的。警察早晚会查出来，到时候你们俩都完了。”

周警官看着陈小雨，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李梅放的药？”

“有。”陈小雨说，“李梅嫂子买药的记录还在我们药店的系统里，我刚才来之前已经打印出来了。还有，你们可以去问李梅嫂子本人。”

周警官沉默了一会儿，对实习民警说：“去把李梅叫来。”

等待的时间里，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王大山一直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张大壮和赵老三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在旁边听着这一切，脑子里的信息太多，一时间处理不过来。我放在瓜里的是维生素C？那为什么小伟吃了几口就中毒了？如果小伟中的不是我的药，那是谁的药？

二十分钟后，实习民警回来了，身后跟着李梅。

李梅一进门，看见满屋子的人，腿就软了。她靠在门框上，脸色白得像纸，眼睛里全是惊恐。

“李梅，进来坐下。”周警官指了指一把椅子。

李梅哆哆嗦嗦地坐下了，不敢看任何人。

“我问你，你是不是在镇上药店买了三盒酚酞片？”周警官开门见山。

李梅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捂着脸，哭了好一会儿才说：“是……是我买的。”

“为什么买？”

“我家大山那几天每天晚上都出去，回来就带一两个西瓜。”李梅哭着说，“我问他是哪来的，他不说。后来我偷偷跟着他，发现他去人家地里偷瓜。我劝他别偷了，他不听，说大家都偷，不偷白不偷。”

“我怕他吃坏肚子，就在他带回来的瓜里下了药，想让他拉拉肚子长长记性，以后就不敢偷了。”李梅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知道他偷的瓜还分给了别人，更不知道秀兰嫂子家的瓜里也有药……我当时就是想让大山一个人吃点苦头，我真没想到会害到别人，更没想到会害到小伟……”

“你下了多少？”周警官问。

“一盒半。”李梅哭着说，“我碾碎了一盒半的药片，分成好几份，塞到好几个瓜里了。我以为最多就是多跑几趟茅房，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周警官看了看手里的记录，皱起了眉头：“一盒半？你知道一盒多少片吗？一盒一百片，一盒半就是一百五十片。成人一次最多吃两片，你那一百五十片分到几个瓜里，每个瓜的剂量至少是正常用量的十几倍。”

李梅哭得说不出话了。

我听着这一切，心里像是打翻了调料铺，酸的苦的辣的咸的搅在一起，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药害了小伟，背负了好几天差点害死亲孙子的罪孽感，连老伴要跟我离婚我都认了。现在突然告诉我，我放的根本不是泻药，小伟中的也不是我的药。

那我这些天的痛苦算什么？

我的巴掌白挨了？我的眼泪白流了？我的婚姻差点白散了？

不，不能这么说。

虽然我放的不是真正的泻药，但我想放的是。在我的心里，我是真的想去害人的，只是因为陈小雨的善念，才没有真正造成危害。我的罪不在结果，而在念头。

想到这里，我心里突然一阵后怕。如果陈小雨当时没有换药呢？如果我真的把三盒酚酞片灌进了瓜里呢？加上李梅的那一盒半，那剂量就太大了，说不定真的会出人命。

那我这辈子就真的毁了。

我正想着，实习民警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化验单。

第十一章 水落石出

实习民警把化验单递给周警官，低声说了几句话。周警官看了看单子，点了点头。

“化验结果出来了。陈小雨提供的白色粉末，主要成分确实是维生素C，不是酚酞。”周警官宣布。

会议室里一阵哗然。

“所以，瓜地里的西瓜中，有一部分含有高浓度酚酞——那是李梅下的。另一部分含有的白色粉末是维生素C——那是赵秀兰放的。但因为两种粉末外观相似，而且两个人都往瓜里塞了东西，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同一个人干的。”

周警官合上笔记本，看着一屋子的人，表情很严肃。

“现在事情已经基本清楚了。偷瓜的是两拨人——王大山一伙和邻村的孙某钱某。往瓜里下药的是两个人——李梅和赵秀兰。李梅下的是真正的酚酞片，赵秀兰以为自己也下了药，但实际上她下的是被陈小雨掉了包的维生素C。”

“这都什么事啊……”马长河揉了揉太阳穴，一脸无奈。

“那这个事怎么处理？”张大壮小心翼翼地问。

周警官看了他一眼，说：“偷瓜的事和投药的事分开处理。偷瓜的，按照盗窃处理，考虑到你们认错态度较好，而且愿意赔偿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李梅的行为涉嫌投毒，虽然主观上没有害人的恶意，但客观上造成了多人身体受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李梅听到“法律责任”四个字，哭得更厉害了。王大山猛地站起来，走到周警官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

“周警官，这事全赖我！”王大山红着眼睛说，“要不是我先偷瓜，我老婆也不会往瓜里下药。你要拘留就拘留我，怎么罚都行，求你别追究我老婆，她都是为了我……”

“你先起来。”周警官把他扶起来，“法律的事，不是我说了算。不过李梅的情况确实有从轻情节——她主观上是想让你们不要继续偷瓜，不是故意伤害别人，而且认罪态度好，愿意承担责任。”

他顿了顿，看向马长河：“马书记，这个案子，我的建议是尽量走调解程序。能调解的就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走法律程序。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闹到法庭上对谁都不好。”

马长河连忙点头：“对对对，调解好，调解好。”

周警官又转向我：“赵秀兰，虽然你放的粉末不是真正的泻药，但你的主观意图是明确的，你确实想去报复偷瓜的人。严格来说，你的行为也构成了投毒未遂。不过考虑到你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而且是被人偷瓜在先、一时气愤所致，我建议你也通过调解解决问题。你同意吗？”

我点了点头。都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不同意吗？

“那就这样。所有涉案人员，下午都到派出所来做笔录。之后由村委会主持，进行一次集中调解。”

周警官说完，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他一走，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松了下来，但没人说话。大家都低着头，各怀心事。

王大山扶着哭成泪人的李梅坐在角落里。张大壮和赵老三灰溜溜地走了。马长河揉着太阳穴，一脸头疼的表情。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一切，心里的感受复杂得说不清楚。

刘德贵走到我身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回家吧。”

就三个字，但我听出了其中的分量——他不跟我离婚了。

我的眼泪又上来了。这回不是伤心，不是委屈，而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后怕。

刘建国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妈，走吧，回去再说。”

我们一家三口走出村委会。外面阳光很烈，照得人睁不开眼。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这口气憋了好几天，终于吐出来了。

回到家，刘德贵坐在藤椅上，我坐在床沿上，刘建国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三个人沉默了好久，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最后还是刘德贵先说话了。

“秀兰，打你那一巴掌，疼不疼？”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不疼。”我说。

“胡说，我手都打疼了，你脸能不疼？”刘德贵叹了口气，“那巴掌打出去我就后悔了。咱俩过了三十多年，我从来没动过你一根手指头。”

“你打的对。”我说，“我该打。”

“该打也不能打。”刘德贵摇了摇头，“咱们老刘家祖上三代，没出过打老婆的男人。到我这辈，破了例了。”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突然弯下腰，朝我鞠了一躬。

“干啥呢你！”我吓了一跳，赶紧扶住他。

“给你赔不是。”刘德贵直起身子，眼眶也红了，“那天在医院，你说要离婚就打你骂你都行，我以为你是认错。后来才知道，你是宁愿离婚也不肯跟我说实话。秀兰，咱俩夫妻三十多年，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说的？”

“我怕。”我老实说，“我怕你知道真相后更生气。”

“你瞒着我，我就不生气了？”刘德贵说，“你越瞒我越生气。你要是一开始就告诉我，咱俩一起想办法，说不定现在啥事都没有。”

“爸，妈，你们都别说了。”刘建国站起来，“这事都过去了。下午还要去派出所做笔录，完了还得调解。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

我和刘德贵都闭上了嘴。

下午两点，我们准时到了镇派出所。李梅、王大山、张大壮、赵老三都在，陈小雨也来了。周警官让我们分别做了笔录，每个人把自己干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做笔录的时候，李梅一直拉着我的手哭，边哭边说她对不起我，对不起小伟。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说“孩子没事就好”。

做完笔录后，调解在村委会举行。马长河主持，周警官列席。

调解的过程我不想细说了，说起来都累。总之最后达成了几个结果：

第一，王大山、张大壮、赵老三等人赔偿我的瓜钱，一共三千六百元。

第二，李梅承担所有中毒人员的医药费，包括小伟的住院费用。

第三，我和李梅互相不追究对方的投药行为，陈小雨作为证人签字。

第四，我和李梅都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做类似的事情。

第五，大柳树村成立治安巡逻队，由各家各户轮流值守，防止偷盗事件再次发生。

签完调解协议，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事情终于有了个了结。

但我心里知道，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的痕迹，可能这辈子都消不掉。

调解结束后，王大山夫妇专门来给我和刘德贵道歉。李梅哭得眼睛都肿了，反反复复地说“对不起”。王大山站在旁边，低着头，像个小学生。

“行了，别哭了。”我说，“都不容易。你们家的医药费也不少，那三千六的赔偿就算了吧。”

“不行！”王大山立刻抬起头，“该赔的一定要赔。这是我们欠你的。”

“我说算了就算了。”我坚持，“都是一个村的，以后还要低头不见抬头见。把这页翻过去吧。”

王大山看着我，半天没说话。最后他使劲点了点头，转过身去，肩膀抖了几下。

第十二章 和好

调解过后的第二天，小伟出院了。

陈医生说孩子恢复得不错，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回家后注意饮食清淡，过几天就能完全恢复。

出院的时候，王大山和李梅也来了。李梅提了一大袋营养品，非要塞给我们。我推辞了两回，最后还是收下了。

回到村里，已经是傍晚了。我做了几个小伟爱吃的菜，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刘建国给小伟夹菜，刘德贵给我夹菜，小伟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咧着嘴笑。

“奶奶，你和爷爷和好了吗？”小伟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这孩子怎么看出来的。

“傻孩子，爷爷奶奶什么时候不好了？”刘德贵板着脸说。

“骗人，”小伟撇嘴，“前几天在医院，爷爷都不理奶奶，我又不是看不见。”

我和刘德贵对视了一眼，都有些尴尬。

“那天是爷爷心情不好，不是不理奶奶。”刘德贵摸了摸孙子的头，“以后不会了。”

小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吃完晚饭，刘建国帮着我收拾碗筷，刘德贵带着小伟去院子里乘凉。厨房里只有我和儿子两个人。

“妈，我后天就得回去了。”刘建国说，“厂里只批了四天假。”

“回吧，家里没事了。”我说。

“妈，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刘建国停下手里洗碗的动作，认真地看着我。

“什么事？”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别一个人扛，更别干傻事。这次是运气好，陈小雨把药换了，不然你现在可能已经在拘留所里了。”

我点了点头。

“爸那个人，嘴硬心软。”刘建国继续说，“他生你的气，气几天就好了。你看今天吃饭的时候，他不照样给你夹菜？他这辈子就认准了你一个，离婚什么的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我说。

刘建国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妈，其实我一直挺愧疚的。我和小伟他妈在外面打工，把你们老两口和一个孩子扔在家里。你们在家种地、带孩子，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还要为我们操心。我在外面挣钱有什么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差点都不知道。”

“说这些干啥。”我打断他，“你们在外面好好干，我们在家好好过，比什么都强。”

刘建国不再说了，低头洗碗。我从侧面看着他的脸，发现他的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三十四岁的人，看着却像四十多。在工厂里日夜倒班，铁打的人也扛不住。

想到这里，我心里又是一阵发酸。

但日子总得往前过。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村委会。马长河正在办公室里跟人商量巡逻队的事，见我来了，站起来招呼我坐下。

“秀兰，你来得正好，我有事跟你商量。”马长河说，“咱们村这次偷瓜的事闹得这么大，说到底还是因为没人管。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就剩些老人妇女，那些小偷小摸的人就有了可乘之机。我想把巡逻队正规化，每家每户出一个壮劳力，每天晚上轮流值班。”

“这是好事。”我说，“我们家算一个。”

“那就好。”马长河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又抬头看着我，“秀兰，还有个事。这次的事，你受委屈了。作为村干部，我没管好村里的事，让你家的瓜被偷了那么多次，我也有责任。”

我摇摇头：“不怪你，马书记。是我们村的风气坏了。”

“是啊，风气坏了。”马长河叹了口气，“以前大柳树村哪有这种事？谁家的果树伸到墙外头，过路的人摘一个尝尝都不好意思。现在倒好，一偷就是几十个瓜，还觉得理所应当。人心不古啊。”

从村委会出来，我在村里转了转。经过王大山家门口的时候，正好碰见他推着电动车要出门。

“秀兰嫂子。”他叫住我，“正好碰见你，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那天晚上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王大山问。

“你说过好多话，你指哪句？”

“就是我说我知道药是你下的那句。”王大山挠了挠头，“其实那天晚上，我骗了你。”

“骗了我？”

“嗯。”王大山的表情有些愧疚，“其实我外甥女根本没说你在药店买酚酞片的事。我是自己猜的。那天在医院，你的表情太明显了，谁看都知道你心里有事。我诈你一下，没想到你就承认了。”

我愣住了。

原来从头到尾，根本没有所谓的“药店护士外甥女告密”，全是王大山在诈我。而我被他一诈，就全招了。

“你……”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不起，嫂子。”王大山认真地说，“虽然你干的那些事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但我觉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