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普鲁士独特的军事区划制，如何把全国农奴变成战争机器？

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别的国家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而普鲁士是一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在18世纪的时候，普鲁士这个地方土地并不肥沃，国土支离破碎，周围还全是大国强国。

但是他们却靠着一套非常特别的制度，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兵营，把地里的农奴变成了战斗力极强的士兵。

这套制度就是在1733年正式确立的军事区划制。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聊聊，这套制度到底是具体怎么运转的，它又是怎么改变了整个欧洲历史的走向。

一、

在1733年之前，欧洲各国的军队想要打仗，主要靠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花大价钱去招募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给钱就打仗，不给钱就哗变，到了战场上遇到危险逃跑的概率非常高。

第二种办法就是在国内的街头或者酒馆里强拉壮丁，这种方式非常野蛮，经常导致农村的劳动力在春耕或者秋收的时候被抓走，直接破坏了地方上的农业生产，甚至会引发农民的武装暴动。

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非常看重军队建设，人称士兵王。

他发现如果继续用这两种办法，普鲁士根本没办法在欧洲立足。

因为普鲁士底子薄，人口少，财政收入也无法长期支撑庞大的雇佣兵开支。

为了解决兵源和军费的矛盾，士兵王在1733年正式颁布了县区条例，这就标志着军事区划制正式作为一项国家法律确立了下来。

这套制度的第一步，是把整个普鲁士王国的土地进行重新划分。

政府不去管原有的行政边界，而是按照人口数量和纳税户的分布，把全国切成了一个个招募区，在德语里叫做连区或者县区。

每一个招募区在划分好之后，就雷打不动地和军队里的一个特定步兵团或者骑兵团绑定在一起。

也就是说，这个团如果缺了兵员，只能去自己对应的那个招募区里面抓人或者招人，绝对不允许去别人的地盘上插手。

这种定向绑定之后，紧接着就是进行彻底的人口普查和全民登记。

根据条例规定，招募区内的所有底层平民男子，只要到了10岁左右，他的名字和家庭住址就会被当地的团部登记在征兵册上。

这些小男孩在登记之后，脖子上必须围上一条特定颜色的红领巾。

这个红领巾不是什么装饰品，而是一种人身依附的标记，意思是这个孩子从现在开始在法律上就不完全属于他的父母了，也不完全属于他的地主，而是成了国王的预备财产。

这些孩子在成年之前，如果没有得到当地军事长官的批准，是绝对不能离开这个招募区的，否则就会被直接当作逃兵来处理。

等到这些男孩子长到18岁到20岁之间，身体发育成熟了，团部就会根据当年的减员情况，把他们正式征召进兵营。

进入兵营之初，这些农奴青年要接受长达一年到两年的全脱产初训。

当时的普鲁士操练非常残酷，军官和士官手里都拿着藤条和皮鞭。

新兵如果动作做错了，或者反应慢了，就会遭到直接的肉体殴打。

这种训练不要求士兵有任何个人的想法，只需要他们对军官的口令形成完全的条件反射。

比如装填火药、清理枪膛、端枪射击这几个动作，在训练中被拆解成了几十个标准的步骤，士兵每天要重复成百上千次，直到每个人在烟雾弥漫、震耳欲聋的战场上都能像没有感情的工具一样机械地执行命令。

二、

如果只是把人抓来训练，那和过去的强拉壮丁没有本质区别，军事区划制最核心的设计，在于它把军事训练和农村的封建农奴制进行了一种极为深度的结合。

新兵在完成了一到两年的初始魔鬼训练之后，并不会一直待在兵营里。

除了每年固定的集训时间之外，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就是大约十到十个月的时间，这些士兵会被放假。

他们脱下军装，回到自己原本居住的农村，重新拿起锄头帮地主干活。

这时候，他们又变回了普通的农奴，可以结婚，可以生子，可以正常参与农业生产。

但是，他们回乡之后并不是彻底自由的，他们的制服、武器和装备平时都会被锁在村里的特定仓库里，或者由自己带回家妥善保管。

士兵每天干完活，必须向留在当地的士官或者军官报备自己的行踪，到了每年的春季，也就是北德意志平原农闲的时候，全普鲁士就会吹响集结号。

这些平时在田里种地的农奴，必须在几天之内从各个村庄汇集到指定地点，穿上制服，拿起火枪，重新回归到自己所属的班、排、连、团的建制当中。

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里，他们要进行高强度的整体复训、队列操练和大规模的阅兵。

等到春季集训结束，农忙时节到来，他们又立刻解散，各回各家去收割小麦和黑麦。

这种亦兵亦农的弹性设计，完美地解决了当时两个最致命的冲突。

首先是解决了军队长官和地方地主的矛盾。

在普鲁士，农村的土地和农奴都属于容克贵族阶层。如果国家把劳动力长年抽干，容克地主的庄园就会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荒芜，地主阶层就会反对国王，而军事区划制让农奴在大部分时间里继续为地主创造财富，保证了贵族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普鲁士军队的军官全部由这些容克贵族子弟担任。

也就是说，在村子里，容克地主是农奴的主人，掌握着农奴的租税和惩罚权；

而到了兵营和战场上，这个容克地主就是这个连队的连长或者团里的团长。

农奴士兵在军队里看到的长官，就是他在家乡天天见到的地主老爷。

这种双重权威的完全重合，让农民在战场上的顺从变得非常自然，他们只要像在田里服从主人那样服从军官就可以了。

其次，这种制度彻底解决了逃兵的问题。

在18世纪，逃兵是所有欧洲军队最头疼的事情，但是普鲁士的军事区划制把同一个村子、同一个县区的年轻人编在同一个连队里。

在排成横队向敌人前进的时候，站在你左边的可能是你的亲兄弟，站在你右边的可能是你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而前方挥舞佩剑的排长可能就是你们村管事的管家。

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如果想要逃跑，心理压力会极大，因为如果一个人在战场上逃跑了，或者在放假期间当了逃兵，他的军官兼地主会立刻在老家采取报复行动。他的父母会被罚款或者剥夺财产，他的兄弟会被直接抓来顶替他的兵额，他们全家在那个熟人社会里会彻底抬不起头来。

这种严厉的连带责任和家乡纽带，直接把逃兵的隐性成本推到了最高点，使得普鲁士军队的本国籍士兵具有了极高的稳定性。

三、

当然，士兵王和后来的腓特烈大帝非常清楚，如果把地里的棒小伙全部抽调去当兵，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财政肯定会崩溃。

因此，军事区划制在执行过程中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经济豁免规则。

条例明确规定，所有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经商的商人、拥有特定技术的工匠，是一律免除兵役的，因为他们需要留在城市里给国家纳税，提供商品。

在农村，如果一个农户家里很有钱，资产超过了1000泰勒，那么这个富裕农民的长子也是可以免除兵役的，因为国家需要他继承家业，继续当一个合格的纳税人。

另外，当时刚刚兴起的纺织业、采矿业、冶铁业等军工产业链上的工人，也在豁免名单之列。

通过这种精准的筛选，军事区划制最后收割的，实际上是农村里那些最贫困、没有土地继承权的农奴次子，或者是没有固定工作的剩余劳动力。

这些人原本在农村就是地主的负担，也是社会动荡的隐患。国家把他们编入军队，既没有破坏城市工商业，也没有动摇农村的核心农业资产，反而把这些闲置的人口资源变成了高效的军事消耗品。

到了17世纪40年代，腓特烈大帝继承了父亲留下的这套军事资产。

当时普鲁士的总人口只有大约240万人，在欧洲绝对算不上人口大国，但是凭借着军事区划制，普鲁士却在极短的时间里维持了一支数量高达76000人到80000人的常备军。

这个军民比例达到了惊人的3.6%左右，是当时全欧洲最高的。

作为对比，同时期的法国拥有2400万人口，但常备军也只有16万人左右，军民比例连1/100都不到；

奥地利拥有1600多万人口，军队也只有10万人上下。

普鲁士正是靠着这种超高比例的动员能力，在数量上拉近了与欧洲一流大国的差距。

除了数量庞大，这套制度带来的另一个巨大优势是恐怖的动员速度。

在七年战争期间，面对法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三大强国的联合夹击，普鲁士多次陷入绝境，但是因为每一个步兵团的兵源地都集中在特定的县区，只要国王的动员令下达，各地的休假兵可以在5到7天之内迅速穿戴整齐，在当地的团部完成集结和满员。

而同时期的其他大国，由于兵源分散在全国各地，光是把散落的士兵召集起来、补充马匹和粮草，往往就需要花费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这种速度上的绝对优势，让腓特烈大帝能够在内线作战中，利用时间差，在不同的战场上调动兵力，逐个击破敌人的部队。

军事区划制在整个18世纪为普鲁士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帮助这个原本弱小的邦国通过战争吞并了西里西亚，正式跻身欧洲五大强国的行列，然而这种将整个国家强行塞进兵营的做法，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后果。

长期的军事压榨让普鲁士的底层社会承担了极大的痛苦，社会各阶层之间形成了绝对的服从和盲从。

到了19世纪初，随着拿破仑带着法国大革命后由自由公民组成的近代民族军队席卷欧洲，普鲁士这种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和皮鞭操练基础上的旧制度终于露出了疲态。

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曾经不可一世的普鲁士军队被法军彻底击溃，军事区划制也随之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然而，它在这一百年间给德意志民族性格里注入的绝对服从和军国主义基因，却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深刻地影响着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