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经济学家与美国新古典经济学，1933–1945

来源：经济学原理

I. 引言

20 世纪20 年代至 30 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智力资本迁移。本文考察的对象，正是在这场迁移浪潮中构成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早期研究生院核心的德语经济学家群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流亡美国的经济学家中，选择在该机构寻求庇护的学者，对美国经济学产生了较为特殊的影响：一方面，他们集中于同一学术机构；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本身也具有相当突出的特征与水准。本文设定了三个目标：首先，概述这些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其次，评估他们对美国经济学的影响；最后，解释冷战爆发之后，其学术遗产为何出现明显的消退。

1933年4月，希特勒政府开始以种族与政治为由，大规模解雇大学教授与研究人员。截至1934年底，遭到解雇的学者超过1200名，其中约650人被迫离开了德国。面对这场悲剧，其他国家的学者深感负有道德责任，必须尽力减轻迫害所造成的个人伤害；与此同时，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德国决定抛弃其最宝贵人力资本的举措，客观上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相关的救援项目几乎立刻便付诸行动。

在美国，营救学者的初步行动由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于 1933 年春率先展开。作为社会研究新学院当时的院长，他在该机构内创立了著名的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e）。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及新近成立的德国学者援助委员会（Committee in Aid of German Scholars）等组织，也为流亡知识分子提供支持，并经常与该机构展开合作。

不同于英国对学术潜力尚待发掘的年轻知识分子持开放态度，美国主要欢迎已经确立学术声誉的成熟学者。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美国 1929 年颁布的法律。该法对不同国籍移民的年度入境人数设置了严格配额；大学教授及其家属只有在获得高等教育机构聘用后，才能取得不占用国籍配额的入境许可。约翰逊在一份阐述其引进流亡学者计划的无日期备忘录（可能写于1933年）中写道：

「我们提出这一项目，并不是为了提供慈善救济，而是希望通过招募那些被迫离职的一流学者，充实美国的教育体系。因此，凡是提交给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候选人，都必须经过细致考察，包括过往履历和学术水准……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引进能够加强美国教育体系的学者，我们便只关注那些已经证明自身能力，并且在未来多年仍有望持续产出学术成果的人。」

约翰逊的立场并非精英主义，而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精明判断。1933 年的美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数百万美国民众饱受严重贫困之苦，任何旨在援助外籍人士的项目，都必须证明它也能够为美国本身带来益处；这种现实考量进一步强化了约翰逊对高学术标准的坚持。

II. 流亡大学

流亡大学于 1933 年 10 月正式开办。最初的师资队伍由两名美国人和多位流亡学者共同组成。两名美国人分别是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阿尔文·约翰逊，以及教授心理学与哲学的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首批流亡学者包括马克斯·阿斯科利（Max Ascoli，政治学）、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农业经济学）、格哈德·科尔姆（Gerhard Colm，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阿瑟·法伊勒（Arthur Feiler，经济学）、爱德华·海曼（Eduard Heimann，经济学与社会学）、埃米尔·莱德雷尔（Emil Lederer，经济学）、汉斯·施派尔（Hans Speier，社会学）、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心理学与哲学）以及弗里达·温德利希（Frieda Wunderlich，劳动经济学）。此后十年间，又有多位流亡经济学家陆续加入师资队伍。1934 年，汉斯·施陶丁格（Hans Staudinger，经济地理学与公共政策）、阿尔弗雷德·卡勒（Alfred Kähler）与弗里茨·莱曼（Fritz Lehmann，货币与银行学）相继到来。曾撰写经济学方法论著作的哲学家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于 1938 年抵美任教。随后，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阿道夫·洛韦（Adolph Lowe，经济理论与社会学）、赫伯特·布洛克（Herbert Block，国防经济学与管制经济学）以及汉斯·奈瑟（Hans Neisser，经济理论与货币经济学），分别于 1939 年、1940 年、1941 年和1943 年加入。

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曾描述过现代流亡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

「在民族主义时代，流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痛苦。当知识分子离开祖国时，他们经历的远不只是居住地的变更。他们必须切断自己与历史传统和共同经验之间的联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并用这门语言思考和感受；换言之，他们必须重新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失去职业、财产与地位已经足够痛苦，但更为沉重的负担在于，他们必须去适应另一种民族文化。

即使在纳粹德国的情形中，流亡意味着逃离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适应新文化的过程也并不会因此变得轻松。」

与其他地方的流亡者相比，来到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学者，也许没有同样强烈地承受这些困境。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长期受到德国大学密切学术交流的影响。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由于美国国内缺乏充足的研究生培养机会，大量美国学生前往德国继续深造。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取得德国博士学位后返回美国，并开始在本国建设社会科学。20世纪初，随着美国各大学陆续授予社会科学高级学位，这股学生迁移浪潮逐渐减弱；而当时美国高校的师资队伍，主要由曾在德国接受教育的教授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他慈善组织提供的博士后奖学金支持下，德美两国学者之间的联系得以恢复。到了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社会科学已经具有更强的理论色彩，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在这一点上仍有不足；不过，美国的社会科学仍深受德国教授重视历史维度的影响，而也是这些教授曾培养出了美国新兴院系的创立者。双方对历史与制度力量重要性的共同认可，极大地促进了流亡者融入专业的学术共同体。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师资队伍几乎完全由流亡学者构成，诺伊曼所描述的那种环境错位带来的割裂感，在这里大为减弱。1

1. 来到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流亡者往往选择长期留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这里的学术氛围比其他机构更具启发性，也更能提供支持。在核心学者中，只有马尔沙克的任期不足5 年。施陶丁格、海曼、洛韦、奈瑟等许多学者，则一直任教至退休。事实上，奈瑟在转入社会研究新学院之前，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拥有一份持续10 年的稳定教职。

现有证据表明，作为研究生院唯一的意大利籍创始成员，马克斯·阿斯科利在以德语为主的同僚群体中感到了些许的孤立。1934 年 1 月，他在写给历史学家兼社会改革家卡洛·罗塞利（Carlo Rosselli）的信中坦言：

「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是流亡大学里唯一的意大利籍教师，也因此相当孤单。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会成为一名『德国』教授和英文作家……目前的薪水足以维持生活，周围的氛围在我看来也相当不错。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想和你谈谈这些流亡的德国人……不得不与其他受迫害的自由派人士站在同一阵线，实在是一种不幸。他们来到这里，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恢复自己的学术生涯！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不过，我不想过多责怪这些德国人：毕竟，做一名流亡者，是一门极难学会的生存技艺。」

阿斯科利曾努力扩大研究生院内意大利学者的阵容，但成效有限。1935 年，他的老师兼朋友、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Gaetano Salvemini）曾短暂入职，随后很快转到哈佛大学任教。阿斯科利在意大利时便已结识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940 年，斯拉法在英国面临被作为敌国侨民拘留的风险，阿斯科利试图安排他以研究生院成员身份移居美国。不过，斯拉法最终只经历了极短时间的拘留，便获准继续在剑桥大学工作，且未再受到干扰。他的另一位朋友、法学家兼社会学家尼诺·莱维（Nino Levi）于 1939 年加入研究生院师资队伍，但在 1941年因骑马事故受伤去世。2此外，另一项引进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卡比亚蒂（Antonio Cabiati）的计划也没有取得结果。

2. 巧合的是，莱维与斯拉法私交甚笃。由于当时的预算限制几乎阻碍了莱维的任命，为了促成这项人事安排，斯拉法甚至个人出资500 美元补贴莱维的薪水，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开支。

III. 经济学家及其研究工作

流亡大学经济学系的师资队伍，由一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进入学术成熟阶段的学者构成。其中不少人曾在魏玛政府担任行政或顾问职务：汉斯·施陶丁格曾供职于国家经济部以及普鲁士贸易和工业部；阿瑟·法伊勒在 1920 年至 1930 年间出任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以卡特尔法庭委员身份代表公众利益；在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年，爱德华·海曼出任社会化委员会秘书，负责推动在德国经济领域引入社会主义改革；汉斯·奈瑟也曾担任过共和国的经济顾问。

这支师资队伍整体上偏向进步主义，其中多位创始成员曾活跃于德国改革经济学阵营中的「基尔学派」（Kieler Schule）。洛韦曾任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下设的世界经济统计与国际商业周期研究部主任。1927年，他聘请科尔姆担任副主任；1930 年，洛韦转赴基尔大学出任经济理论与社会学教授后，科尔姆接替他主持该部门，而原本一直在该部门任职的奈瑟随后升任副主任。莱德雷尔虽然从未正式任职于基尔大学，但他的研究路径与奈瑟、洛韦关系密切。马尔沙克在海德堡大学正是在莱德雷尔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于1928 年至 1930 年间前往基尔研究所开展工作；在基尔任职期间，他撰写了探讨需求弹性的教授资格论文，随后直接提交给海德堡大学。

这些学者的教育背景都包含对马克思思想的研读。奈瑟、洛韦、莱德雷尔与海曼尤其赞赏马克思的社会学分析，以及他尖锐的批判视角。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海曼的评价准确概括了这一群体的基本共识：

「就对现实的洞察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学展现出了远超现代正统理论的优越性。马克思抓住了现实中的核心要义、紧迫难题与根本变迁：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生产的转变，原本独立的劳动者由此聚集为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工，运转顺畅的竞争性市场也随之演变为受到多重垄断因素阻碍的市场……不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首先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其次，这一理论无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内部衍生的具体问题；最后，对于马克思理论问题试图达成的真正目标来说，该理论并非必要。」

他们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经济计划持程度不一的支持态度，但对苏联式共产主义并无好感。「基尔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学者们深刻意识到，市场力量并不能保证社会结果符合人道和进步目标；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是他们相信，一个管理得当的国家能够完成自发市场力量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法西斯主义让他们付出了惨痛代价，也让他们清楚看见国家机器可能释放出的破坏力量。这段经历影响了他们流亡后撰写的许多著作，使他们格外敏锐地意识到，要在国家作为进步改革推动者的角色，与国家本身的压迫倾向之间取得平衡，面临着极大困难。莱德雷尔抵达社会研究新学院后，对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行以及经济计划必要性的看法发生了变化。面对技术变革造成的劳动力替代效应，他不再对市场机制的补偿能力抱有过度悲观的态度；同时，他也放弃了早先对全面经济计划的坚持，转而主张更多依靠赤字开支与公共工程等传统政策干预手段。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变化，显然反映出他越来越担心国家权力遭到滥用的风险。

尽管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们清楚认识到了正统经济学的局限，并对其理论命题声称的普遍适用性持怀疑态度，但在早期阶段，他们并不敌视正统经济学。奈瑟、莱德雷尔、马尔沙克，甚至当时的洛韦，都在积极检验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边界，并试图加以拓展。在这一点上，他们只是在延续流亡前已经确立的研究计划。例如，在离开德国之前，奈瑟与莱德雷尔就曾质疑过一种传统论断。该论断认为，因新技术而失去岗位的劳动力，会由于随后的工资下降与投资品部门的扩张而迅速重新获得就业。他们的批评集中于标准理论忽视的几个问题：部门失衡、技术性失业、资本短缺，以及工资下降可能对总需求和就业产生的不利循环影响。

他们主张的并不是摒弃正统分析工具，而是以更精确、更有解释力的方式使用这些工具。虽然奈瑟对传统的失业分析持保留态度，但他仍明确指出：

「边际生产力理论揭示了一项基本经济现象，即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部分替代的可能性……当这一理论同瓦尔拉斯（Walras）追随者建立的方程体系结合起来时，它就能够在关于市场经济的理性理论框架内，最大限度地逼近经济现实。」

1936 年，尽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将就业、有效需求与宏观不稳定问题推向经济学讨论的中心，但爱德华·海曼仍坚持将稀缺性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位置，并将市场理解为一套通过标准供求机制配置资源的制度。不过，这种对正统分析框架的保留，并不意味着他们满足于在既有理论内部处理现代经济问题。海曼、莱德雷尔、奈瑟与洛韦同样意识到，古典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开辟的理论传统，对于分析现代经济问题仍有重要意义：这一传统不仅重视技术变革，也关注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具体包括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方式，以及生产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的互补关系。

流亡学者的研究路径兼具批判意识与方法上的折衷取向。他们既运用标准分析工具，也吸收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洞见，同时广泛借鉴社会学、政治学与哲学文献；在这些交叉领域，经济学家本身也作出了大量贡献。支撑这一研究路径的唯一准则，是拒绝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只要承认科学具有价值，就必须承认科学不能「屈从于任何信条」；正如莱德雷尔所言：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无法分离出那些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的事实，也无法开展实验。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解释，任何事实都有可能被扭曲，用来支撑某种论点……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对事实本身的评估也不同，相同事实往往会引出截然不同的论断。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从不同视角审视事实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的基本信念被当作教条，并被视为理所当然；如果我们预先设定了任何明确且不容反驳的假设……那么，我们的说理过程便会失去意义。」

对这一原则的坚定维护，来自成员共同的背景与经历，也由此成为了流亡大学的一项显著特征。

在理论研究方面，莱德雷尔、洛韦、马尔沙克与奈瑟主要探讨稳定性与经济动态问题。奈瑟则继续推进他对货币经济学和失业问题的研究。考虑到他们长期关注这些议题，这一群体对凯恩斯的《通论》反应的冷淡，便格外值得注意。奈瑟与莱德雷尔大体赞同凯恩斯对有效需求作用的强调，但两人在书评中的回应仍相当平淡。奈瑟认为，《通论》的核心贡献在于驳斥萨伊定律。他虽然将凯恩斯的著作评价为「在『动态』理论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却仍对书中大量内容提出批评。奈瑟批评凯恩斯预设产能充分利用必然带来充分就业，并指出凯恩斯忽视了一种现实可能：即便资本存量已经得到充分使用，也可能无法吸纳全部可用劳动力（这一现象在当今学界被称为资本短缺型失业）。此外，凯恩斯还完全忽略了技术性失业问题。奈瑟同样批评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论述，也没有接受凯恩斯提出的一项判断：工资逐渐下降会使企业家预期利润减少，进而削减投资。4奈瑟还怀疑了乘数机制在分析上是否稳固，并认为作为凯恩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机制获得了超出其价值的关注。莱德雷尔则将《通论》称为一部「异常丰富且极具启发性的著作」，但他批评凯恩斯无视若干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例如消费品部门与生产资料部门之间的技术关联。莱德雷尔还指出，凯恩斯的论述同早期商业周期文献以及马克思的分析体系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4. 在这一点上，奈瑟几乎已经预见到了「理性预期」的概念：「我不明白，为什么企业家会仅仅因为对『未来工资水平能够维持』的信心发生动摇，就决定削减投资；至少在他们现有的认识中，降低工资仍是摆脱经济萧条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除非他们热切研读了凯恩斯的著作，并彻底改变了这种心态，否则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

凯恩斯的著作引发了大量围绕货币、利息与有效需求展开的讨论，但研究生院几乎没有参与这场学术热潮，也很少留下可见贡献。4一种合理解释是，奈瑟、莱德雷尔与洛韦在流亡前的研究中已经处理过类似议题，因此他们看待《通论》时，更多将它视为一种重要且有趣、但略显混乱的变体论述，而不是全新的理论突破。奈瑟与莱德雷尔的书评，确实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奈瑟甚至明确提出：「凯恩斯的理论中没有任何内容与正统学说相悖；两者的分歧仅仅主要体现在对投资条件的看法上。」洛韦早期的重要著作，曾试图拆解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中的货币学说；但在后来的论著中，他对货币问题的兴趣明显减弱。他对经济危机的货币解释不以为意，主张周期的运行根本上是由非货币因素驱动的，而货币因素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周期的波峰与波谷。同样，洛韦对《通论》的评价不高，部分原因在于该书解释大规模失业时，更侧重于货币因素，而非结构性因素。5至少在这一点上，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由于过度关注了经济的生产结构，判断上存在明显盲点：功能失调的货币安排，几乎无疑加重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与30 年代的经济危机。

4.不过，来自意大利的流亡者弗朗哥·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构成了一个重要例外。虽然他在研究生院任教时间不长，却于1944 年获得了社会研究新学院博士学位。在马尔沙克与洛韦指导下，他完成了一篇讨论凯恩斯体系中流动性偏好作用的博士论文；这项研究后来成为战后新古典综合派的重要支柱。莫迪利亚尼的核心结论是，凯恩斯的失业均衡建立在一个隐含假设之上，即名义工资不具有充分弹性。这一结论也印证了本文的观察：在这一时期，研究生院并未试图抛弃新古典经济学，而是致力于提升其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尽管马尔沙克在莫迪利亚尼完成博士论文之前便已离开社会研究新学院，但他似乎对莫迪利亚尼这一阶段的研究发挥了主导作用。莫迪利亚尼在自传中称马尔沙克为「一位关键人物」，却没有提及洛韦。

5.洛韦在《经济增长的路径》（The Path of Economic Growth）中评论道，「凯恩斯模型的高度聚合性」使该模型无法处理他所关注的问题。

尽管前文已经说明，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经济学持保留态度；但同时也必须指出，他们认可凯恩斯论证中的若干关键判断。具体而言，他们一致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与持续性失业构成了资本主义现实的常态；在面临失业状况时，削减工资不仅无法化解危机，反而会使困境进一步加重；因此，要纠正这些问题，必须依赖于国家的政策干预。

不出意料，流亡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的大量研究聚焦于战争经济学。1939 年，研究生院在阿尔弗雷德·卡勒与社会学家汉斯·施派尔共同主编下，出版了《我们时代的战争》（War in Our Time）。这部著作意在反思战争的社会影响，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启发意义。贯穿全书并在研究生院战争研究中占据主导位置的核心议题，是现代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并扰乱了平民生活。格哈德·科尔姆与阿尔弗雷德·卡勒考察了战争融资难题。莱德雷尔、赫伯特·布洛克、卡尔·勃兰特与弗里达·温德利希则将重点放在资源配置，以及维持战争运转所必需的经济结构重组上。洛韦、马尔沙克、温德利希、阿瑟·法伊勒与汉斯·施陶丁格共同主持了一项研究项目，专门考察德国与俄罗斯的社会及经济控制。1939年至 1947 年间，围绕现代战争引发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研究生院产出了一批相当重要的文献；这些学术成果本应得到独立的专门研究。

研究生院也对经济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一个重点，是揭示经济分析中的社会学层面。本文无法全面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接下来的简要评述，仍能勾勒出他们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取向。

他们坚定认同跨学科研究的原则。正如哲学家、研究生院成员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所观察到的那样，该机构的「独特教育优势」在于：

「将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统一院系来教授，并以跨系合作为基础……对人类事务的考察，只能在社会科学总体的统一领域内进行，而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在其他学术机构，人们可以脱离社会学研究社会心理学，脱离思想史研究社会学，脱离政治哲学研究政府管理，脱离其他学科研究经济学；然而，研究生院的学生能够深刻意识到，社会科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教学团队几乎每一位成员，不仅精通自己所属『系别』的专门领域，也由于专业训练、研究取向与科学信念的共同作用，熟悉从总体视角探讨人类事务。」

这种理解体现在早期研究生院一项标志性的制度安排中：由全体师资共同讲授的跨学科研讨课。方法论议题成为了连接不同学科的桥梁，并在研讨课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尤其强调历史与制度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他们明确指出，产权安排、消费模式以及对需求的认识，都受到法律框架与社会习俗的约束，而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背景；同时，一旦理论充分纳入社会学现实，就必须为非均衡状态与经济不稳定留下位置。海曼的论断准确概括了这种普遍共识：「理论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批评者所设想的那种，将社会学与政治学影响排除在外的封闭体系……相反，一个抽离了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社会学与政治学假设的理论体系，是无法想象的。」

IV. 流亡大学的影响与遗产

研究生院成立仅仅数年，便在社会科学领域确立了创新研究重镇的声誉。院内学者在各大核心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著述，奈瑟、洛韦、马尔沙克与科尔姆更是享有国际盛誉。科尔姆对多项新政举措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战争期间，奈瑟与科尔姆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参与了战争动员及战后恢复的经济计划编制。1938 年，随着欧洲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日益增大，研究生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再次资助下，启动了一项规模庞大的「和平研究项目」（Peace Research Project）。该项目不仅产出了关于德国与俄罗斯经济的重量级实证研究，也考察了维系战后长期和平所需要的制度条件。由此孕育的方案「堪称一种全球性的新政」，在一定意义上预告了马歇尔计划与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出现。

然而，战后时期，社会研究新学院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开始减弱。诸多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衰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该师资队伍所秉持的折衷主义，阻碍了其在学科内部维持强有力的影响。流亡学者从未建立起通常意义上边界清晰的学说传统，也从未有意将自己的集体研究标识为某种独特传统的代表（正如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那样）。前文已经指出，尽管他们清楚认识到，自己正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推进到同时代大多数学者认为难以达到的位置，但他们依然将自身的研究工作，理解为在新古典框架内部展开的探索。

还必须承认，更广泛的政治因素在削弱社会研究新学院经济学家影响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生院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引发了美国国务院保守官员对颠覆活动的猜忌。一段令人不安的历史清楚显示，国务院对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救援行动抱有敌意：自 1940 年起，官僚机构不断给约翰逊的救援工作制造障碍，有时甚至造成悲剧。1945 年之后，格哈德·科尔姆（Gerhard Colm）在华盛顿的职业生涯也陷入困境。6关于战后政府与研究生院之间交往的历史记录，至今仍不完整。不过，可以合理推测，冷战初期的政治气候压缩了该院师资队伍发挥影响的空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务院怀疑研究生院具有颠覆意图的同时，研究生院曾试图招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而这两位学者最终都明确拒绝了该机构提供的教职。*

6. 不过，科尔姆后来成为1948 年西德货币改革的核心设计者之一，而这场改革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

*译者注：哈耶克被罗宾斯挽留在了伦敦政经，而米塞斯则毫无疑问，无法接受与一群支持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们共事——因此选择去了隔壁纽约大学。

1945 年后，社会研究新学院经济学家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对《通论》及其引发的理论革命兴趣有限。在他们看来，凯恩斯学说中最受瞩目的内容，早在20 世纪 20 年代便已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而马克思甚至在更早时期已经提出过相关洞见。战后经济学界逐渐将研究焦点从技术性失业与周期波动的结构理论转向凯恩斯主义议题，这在社会研究新学院经济学家看来，恐怕更像是一种理论退步；也正因如此，在实际层面上，他们几乎置身于凯恩斯主义革命之外。此后，当主流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展开激烈交锋时，这些流亡学者同样没有真正参与其中。他们在这些核心议题上的长期沉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自身的边缘化。

最后，理论经济学领域中公理化方法的兴起，与驱动这些学者研究工作的方法论原则截然对立。7奈瑟的技术能力并不逊于同时代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事实上，他还对一般竞争均衡存在性问题的相关文献作出过重要贡献。然而，他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却难以同 1950 年以后兴起的公理化研究计划相协调。战后时期社会研究新学院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下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被理解为美国制度经济学整体衰退过程中产生的连带结果。

7.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社会研究新学院前成员雅各布·马尔沙克，在推动经济学朝这一方向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马尔沙克于 1939 年加入社会研究新学院，但停留时间并不长。1943年 1 月，他离职出任考尔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主任。在该机构任职期间，他极力推动经济学转向一门以计量经济学为核心、并高度依赖数学形式的科学，而且取得了显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马尔沙克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职期间，曾参与研究生院的和平研究项目，并为该项目撰写了一篇论文；这篇文献同他后来广为人知的代表作风格迥异。在这篇题为《和平经济学》（Peace Economics）的论文中，马尔沙克将世界和平的瓦解，部分归因于经济困境。他写道：「几乎没有人会主张，经济动荡是人类当前正在经历的这场灾难的主要或唯一原因。然而，也很少有人会否认，它是引发灾难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已经意识到美国参战难以避免，他还指出，战后的稳定必须依靠国际经济的稳定，并主张设立相关机构与制度安排，为这种稳定提供保障。

社会研究新学院流亡学者的影响力最终走向衰退，确实令人遗憾。这一点尤其值得强调，因为他们充分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最佳状态下能够达到的高度。人们或许很容易忘记，不久以前，正统经济学也曾是一项进步的研究计划，并为处理现实问题提供过一套实用工具。近年来，经济学内部多元主义的消退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诚然，我们不应过度夸大这种多元主义；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内部的多元主义，而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院的科学研究，正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表现。相比之下，战后的正统学说虽然难以精准界定，却逐渐演变为一种高度封闭而单一的新古典主义。这一体系几乎没有为方法论与跨学科的折衷取向留下空间，也很难谈得上对其保持宽容。社会研究新学院第一代流亡经济学家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一种极为开放的理论形态；他们的探索清楚表明，在技艺精湛的学者手中，新古典理论工具能够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

原文标题：Emigré economists and America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1933–1945，原载于《经济思想史杂志》，2005年。链接见左下角「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