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斯诺  纪念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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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是一位极具时代分量的伟大先行者。他秉持专业操守，以真诚、平视的目光观察中国、打量世界。无论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还是全球格局的百年变迁，他都留下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埃德加•斯诺最初并没有打算在中国长期停留，但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后，却留下了意义非凡的时代贡献，值得永远铭记。今天，就让我们跟着《红星照耀中国》译者谢娟的文字去回望斯诺、纪念斯诺。

回望斯诺，纪念斯诺

文 / 谢 娟

《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 著 作家出版社6月出版

在中国人心目中，埃德加·斯诺的名字是和《红星照耀中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37年，斯诺根据自己在西北苏区的所见所闻，创作完成了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该书在英国一经问世，便引起极大轰动。短短几周内的销量便突破10万册，加印了三次后，仍然热度不减。一年后，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考虑到还要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发行，译本定名为《西行漫记》，避开了“红星”这一敏感词语。《西行漫记》从斯诺这位西行前往苏区、渴望获知真相的“西游取经人”的视角出发，带领读者一起去探寻红色中国的真相。

左：1937年10月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的英文版第一版《红星照耀中国》

右：1938年由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中文版第一版的扉页

作家丁晓平在《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一书中说道：“作为拉开红色中国帷幕、架起中美人民友谊桥梁的先行者，斯诺是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前面的英雄使者，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在特殊情况下或者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代言人’。”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使得斯诺成为“中国领导人在特殊情况下或者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代言人’”的呢？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促使着斯诺这个外国人去甘冒风险，穿越封锁线，深入苏区，并写出如此撼动人心的纪实作品的呢？斯诺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其他相关报道给他本人的生命轨迹带来了哪些改变？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去追溯斯诺与中国人民交情的渊源和《红星照耀中国》的前世今生。

1905年，埃德加·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普通中产家庭。斯诺的青年时代，正值美国国内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这种浮华表面下掩盖的平庸的日子让斯诺感到迷茫与空虚。1928年7月，斯诺从密苏里大学新闻专业肄业后，怀揣着成为一名伟大记者的人生理想，决定漂洋过海前往古老东方“探险”。

1928年起，斯诺在上海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兼任《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并从1930年起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国外特约通讯员。1929年6月，时年24岁的斯诺，和国际赈灾委员会的秘书德怀特·爱德华兹、美国工程师O.J.托德、传教士医生罗伯特·英格拉姆等人一起，去了大饥荒年间饱受天灾人祸摧残的西北地区进行采访。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斯诺目睹了民生凋敝、饿殍遍地的悲惨景象。在这里，他目睹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被活活饿死；年仅20岁的青年双目无神，身上皮肉的生机渐渐消逝，打着褶皱，悬挂在骨架上，每一根骨头都清晰可见，走起路来像个干瘪的老太婆，拖着步子，一步一步向前挪；孩子们的小骨架弯曲变形，骨节突出，胳膊瘦得像小树枝，肚子里塞满了树皮和锯末，高高鼓起，像生了肿瘤；女人们无力地躺在角落里等死，皮肤黝黑，骨头犹如刀锋一般嶙峋突出，下垂的乳房像个空麻袋。然而，危害程度更甚于天灾的是人祸。在很多城镇里，仍然有很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他们在家丁的武装保护下，大发灾难财。城市里的官员们也仍然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那里有的是粮食和谷物，一直不缺。因为军阀割据和他们之间的地盘争夺，来自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成千上万吨的麦子和小米都无法运达灾区。赈灾委员会用筹集的善款修筑了水渠，当地官员们随即便用几分钱一英亩的价格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并以滞纳税款的方式或者几个铜板的价格，从忍饥挨饿的农民手中收购了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然后等待日后出租给佃户。斯诺曾对西北农民的逆来顺受感到不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让斯诺意识到，中国的农民并不消极，也不懦弱。只要方法得当、组织有方、领导得当，只要有可行的纲领，只要给他们希望和武装，他们就会奋起抗争。

斯诺后来将萨拉齐之行称作“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如果说萨拉齐这个“觉醒点”是来自“行万里路”的收获，那么“读万卷书”的收获则体现于斯诺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中与中国现代作家的交往和对他们作品的了解。斯诺着手编译《活的中国》的时间，大概在1930至1931年。在此过程中，斯诺与中国现代作家过从甚密，他们为他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深层意识形态的一扇扇窗口。

翻译家王际真曾经描述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认识中国主要是通过电影和侦探小说，中国就意味着陈查理和傅满洲，以及其他面目模糊却相当熟悉的人物，也意味着中国炒菜和唐人街商店店面上印刷的毫无意义的象形文字。”这个时期关于中国的作品往往为了迎合外国读者猎奇的心理而夸大东方人身上的他者特质，进而在此类作品的熏陶下，西方人普遍给中国人打上了“神秘、愚昧、麻木、邪恶”的标签。斯诺想通过《活的中国》在国外的传播起到破旧立新、以正视听的功用，破除西方传媒塑造的刻板化和妖魔化的中国形象，从而让真实的中国有机会现于人前。在《活的中国》中，斯诺所选择的篇目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内忧外患、矛盾重重、步履艰难却又不乏希望的现代中国。西方世界的读者可以借此了解“这个拥有着世界上1/5人口的幅员辽阔而又神秘奇妙的国家……在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活的中国》这部选集，以其所选入的文章对中国社会之复杂性所做的鞭辟入里的剖析和发人深省的呈现，被《太平洋事务》视作“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社会档案”。

《活的中国》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迅的小说”，第二部分是“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鲁迅的小说”选译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论“他妈的”》《离婚》7篇作品，并附有一篇鲁迅生平。编译过程中，斯诺曾多次拜访鲁迅，向他请教中国新文学的一些问题，二人相谈甚欢。鲁迅对斯诺的评价是：“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

第二部分的选文历经多次调整，最后选择了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自杀》《泥泞》、丁玲的《水》《消息》、巴金的《狗》、沈从文的《柏子》、孙席珍的《阿娥》、田军的《在“大连号”轮船上》《第三支枪》、林语堂的《狗肉将军》、萧乾的《皈依》、郁达夫的《紫藤与茑萝》、张天翼的《移行》、郭沫若的《十字架》、佚名的《一部遗失了的日记片段》和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共计14位作家的17篇作品。其中两篇来自斯诺给他在北大授课时的学生杨刚和萧乾布置的“命题作文”。杨刚被斯诺视作中国新女性的代表，故而受邀写一篇自传体的小说。杨刚直接用英文写成两篇，斯诺选了其中一篇，即以“佚名”的笔名收入的《一部遗失了的日记片段》。而萧乾的那一篇则是描写所谓的“救世军”在北京贫民窟收买灵魂的《皈依》。

对于斯诺本人而言，他编译《活的中国》的过程也是加深自己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了解、去触及它的灵魂与情感的深层结构的过程。萧乾说“《活的中国》是《西行漫记》的前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红星照耀中国》是《活的中国》的续篇，是斯诺看到的希望所在。

从1928年来到上海伊始，斯诺目睹了饱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和旧中国黑暗腐败统治欺压的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1933年9月，斯诺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在伦敦出版，披露了日本人在中国的野蛮侵略行径。1932年，斯诺与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结婚后，定居北平。1934年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他“一无教气，二无白人优越感”，平等、随和的态度更是拉近了他与中国学生之间的距离。斯诺夫妇当时住在海淀军机处8号院的一座小别墅（现北京大学西南门附近），那里很快成为了进步青年学生“呼吸新鲜空气的窗口”。夫妇二人经常邀请学生前来家中做客，与他们一起读书、交流、讨论。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斯诺夫妇始终对中国学生的抗日运动报以深切同情，且身体力行，参与了学生的爱国示威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他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以外国人的身份保护学生，不惮于与前来拦阻的警察士兵发生肢体冲突，他们的家也成为受伤学生的避难所。他们还利用自己身为记者的职业优势，为这次的学生运动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当天，斯诺即向外国媒体传送了相关报道；12月10日，他在《每日先驱报》发表《三千北京示威者力促反抗，城门关闭，“我们是日本殖民地吗？”》一文；12月12日，在斯诺建议下，龚普生、龚澎等学生在燕京大学临湖轩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介绍“一二·九运动”的诉求和真实状况。除直接执笔撰文、发文外，斯诺夫妇还加强与《密勒氏评论报》、《芝加哥论坛报》、《亚细亚》杂志、合众社华北分社，以及北平路透社的联络，引导国际舆论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向当局施加压力，推进运动的持续发酵。

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之后，斯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白色恐怖与血色希望并存的国度。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就算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仍然有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以身犯险，加入红军，前赴后继地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独裁政权展开不屈不挠、针锋相对的斗争。斯诺在他的报道中如此写道：“中国需要能带领它的民众走出恶臭与腐烂、悲惨与苦痛以及民族灾难的做实事的理想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恰恰就是这样一群“做实事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斯诺1936年的苏区之行源于某种命定的牵引，那么他的此次苏区之行也开启了贯穿他生命始终的与中国共产党和他们领导下的中国民众之间的跨国情缘。

斯诺在国统区的所见所闻，触动了他身为新闻记者的敏锐触觉。在他看来，“红色中国的故事所具有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日益突出，远远超过新闻报道所热衷谈论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可以说‘红色中国’的故事才是我们最应关注的‘中国故事’”。斯诺将他关于红色中国的所有疑问都记录在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章《寻访红色中国》的第一节《一些有待回答的问题》中，提出的问题覆盖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共产党和他领导下的红军的属性，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共产党的策略方针，红军已取得的军事胜利背后的原因，苏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等等。这也是封锁线外的人们想要找到确切答案的问题。斯诺指出了关于红军的一个基本事实：“不论何种派系的观察者，甚至包括蒋政权的将军们私底下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作战的顽强。那么这支坚持斗争如此之久、作战如此勇猛、如此不畏牺牲，而且整体来讲势如破竹的军队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这种品质从何而来？是什么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并激发起他们高昂的斗志？他们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这些坚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们到底怀抱着怎样的希望、目标和梦想，激励着他们战胜数百次的战斗、封锁、食盐短缺、饥荒、疾病、时疫，直至后来长达6000英里的长征？”带着这些疑问，斯诺等待着一个契机，来实现他的苏区之行。他曾经尝试了很多方法，希望能获得关于中国共产党相关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甚至曾试图通过地下党的途径前往江西苏区采访，但始终未能成行。这个契机到了1936年方才经由宋庆龄之手，递送到斯诺面前。

1931年，经由美国进步女性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介绍，斯诺结识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斯诺曾参与了营救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特工牛兰夫妇的行动，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宋庆龄的信任。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当时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处境非常艰难，缺医少药，于是中共中央向在上海的宋庆龄求助，希望宋庆龄能送去一些药品，同时还希望能有一位记者和一位医生前来陕北，帮助打破国民党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并争取国际援助。

在此机缘巧合之下，斯诺成为前往苏区采访的最佳人选。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王牧师（中央特科董健吾的化名）帮助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乔治·海德姆（George Hatem）医生（中文名字马海德）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经由西安前往陕北苏区，由此开启了斯诺为期4个月的苏区之行。

斯诺来到苏区之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和高度重视。周恩来对斯诺讲：“阻止你们前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将你看到的一切都写下来，我们愿意为你提供在苏区调查期间所需的一切帮助。”周恩来不仅给出了口头保证，还为斯诺接下来的行程草拟了一份计划书，列着为时共需92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让斯诺没想到的是，他此次苏区之行实际花费的时间远远超出92天，最后离开时还依依不舍、心有不甘，因为还有太多的东西没有来得及看。

此次苏区之行中，斯诺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特立、林伯渠、徐海东等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多次长谈，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从而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成长历程，共产党领袖的个人特质，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政策方针，苏维埃的货币政策、土地政策、组织方针和教育制度，苏区军民的社会生活等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体现在了《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纪实作品的相关章节内容中。

斯诺在苏区所接触的不仅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更多的则是他平时生活中接触的普通红军战士和苏区的民众。比如，在他介绍英美对华政策的自由问答阶段，连珠炮一样将他问住的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用着极其简陋的设备和少到可怜的道具与服装，上演了一场场鼓舞人心的抗战大戏的红色剧团；日常交流中会时不时冒出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善良淳朴的苏区农民；和斯诺有过合影的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们；以及最让斯诺感到不可思议的“红小鬼”：“总的说来，‘红小鬼’是你在红色中国很难找到严重错处的一群人。他们精神状态极为饱满。我不止一次怀疑，大人们看到他们，也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样的少年的未来而战斗，就会振奋起来。他们总是情绪高昂，充满乐观，不管一整天的行军下来有多么筋疲力尽，每当被问到好不好，他们总会回答‘好！’他们吃苦耐劳、聪明勤奋、好学上进，看到他们，你就会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只要青年有望，国家就不会无可救药。”凡此种种，更多感人至深的故事都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斯诺的此次苏区之行，不仅储备了几十万字的文字稿件，而且还为共产党领导人、普通红军战士和民众拍摄了近百张珍贵的照片。在这里特别提及其中的两张。一张是毛泽东戴着红军的八角帽，侧身站立在窑洞前的照片，当斯诺任助理编辑的《密勒氏评论报》第一次刊登出这张照片时，引起了极大轰动。斯诺眼中的毛泽东是一个有趣且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简朴作风和不造作的做派，也有着生动的幽默感，将淳朴的作风、犀利的智趣和老练的世故非常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不仅先天精明，而且后天勤奋，是一位相当具有天赋的军事政治战略家，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也是对哲学和历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有着非比寻常的记忆力和专注力，口才雄辩，文笔极佳。就这样，借由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生动记述和他所拍摄的极为传神的照片，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第一次走到了对他有着诸多不实猜测的世人面前。也是在斯诺的劝说下，不爱谈及个人经历的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才有了后来由毛泽东口述、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

关于毛泽东在这张照片中戴的八角帽，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毛泽东本人的军帽过于破旧，帽檐已经塌软，而周围红军战士的帽子又太小，于是斯诺将自己刚领到手的新军帽拿给毛泽东试戴，正好合适，所以这张照片也是二人友谊的见证。1975年，斯诺夫人专程来到中国，将他们保存了近40年的这顶毛泽东和斯诺都戴过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角帽，亲手交到邓颖超手中，并通过她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收藏。

另外一张是一个小号手站在预旺堡厚厚的古城墙上，面朝旭日，昂首挺胸，吹响嘹亮的军号，身边红旗猎猎作响。后来这张照片被选作了《西行漫记》的封面，充满朝气的小号手及其象征的年轻的“红色中国”，传递出中国革命“向前！向前！向前！”的“抗战之声”。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厚厚一摞采访笔记和大量胶卷及电影胶片，返回北平。11月初，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讲述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展示了他拍摄的照片。11月14日，《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并配发了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各国报纸争相转载。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闻学会在未名湖畔临湖轩召开全体大会，斯诺在会上首次公开放映了反映陕北的影片，燕大学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的形象。2月22日晚，燕大历史学会在临湖轩召开选举会，新闻系的一位学生代表斯诺用汉语作了访陕见闻的报告，然后放映了斯诺拍摄的幻灯片300多张、电影胶片300余尺，使长期禁锢在国统区的青年学生看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在斯诺的启发下，燕大学生立即倡议组成了北平学生访问团赶赴延安，他们在那里受到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抗战爆发后，成百上千的燕大学生陆续奔赴陕北，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救国的前线。

斯诺离开苏区后，便开始在一些英美报刊上发表系列新闻通讯，将自己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写成客观公正的报道，将封锁线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和广大苏区人民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和战斗状况带到世人面前。这些处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部队重重包围之中的人们首次以自己的真实面貌——而不是他们在国民党报纸中被妖魔化的形象——出现在国人和世界人民面前。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借由他亲自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首次向全世界真实全面地报道了中国红军成长的历程和长征的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他们领导下的苏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他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这部纪实作品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民间外交的成果之一，借由斯诺之笔，共产党第一次有机会向世界展示自己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公共生活等各领域已取得的成就，宣传自己的路线政策和抗战主张，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争取来自世界民众的支持和同情。

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不久，相继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可以说斯诺成功地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中国红军所处的国内外舆论环境。“红色中国”的故事终于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出版界和学术界甚至将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比作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斯诺的苏区之行开启了先河，在他之后，更多对苏区抱有好奇之心和同情之心的国内外人士陆续到来。不仅大批医疗物资通过各种途径运往了苏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还有大批外国记者、医生和作家等不同身份的国际友人也涌向延安。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白求恩医生和柯棣华医生，还有美国进步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比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力浦· 贾菲、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美国海军陆战队埃文森·卡尔逊上校、德国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等人。他们的到来和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为美国乃至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他们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开启了“民间外交”的大门，他们的采访资料和亲身体验为世界各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切实有据的参考。

然而，斯诺这位先行者在中国的采访之路却被迫中断。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得知详情的斯诺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吊销了斯诺的外国记者特许证，并伴之人身威胁。1941年，斯诺被迫离开了他生活了13年的中国。回到美国后，斯诺曾受到罗斯福总统的多次接见，以其提供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大量详实可靠的材料，为美国政府制定未来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身在美国的斯诺仍然心系中国，继续往报纸杂志投稿，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介绍给美国人民，积极地向美国各界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四处奔走，为中国抗战募集资金，以致遭到了国内别有用心者的污蔑。 斯诺曾谈到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时自己的遭遇，说感到“成了自己国家的以实玛利（社会公敌）”。由于长期遭受美国反共反华势力的敌视与迫害，斯诺不得不进行了自我流放，于1959年举家迁往瑞士。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多次想要回到中国访问，然而受国际形势所限，直到1960年，方才心想事成。周恩来对斯诺来华后的接待工作做了详细安排，指示接待人员可以与斯诺谈得深一些，为他提供更多关于中国的素材。访问期间，斯诺用几个月的时间访问了14个省的16个主要城市。回到瑞士后，他撰写并出版了以新中国为素材的《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再次在西方世界引起热议。

1964年，斯诺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刻，再次访华。在这一年里，有两件大事接连发生：一是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二是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成功。周恩来找斯诺谈话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赫鲁晓夫下去了，我们的原子弹上去了。”周恩来还特意送给了斯诺12张蘑菇云的照片，请他发表在中立国家的中立报纸上，用作宣传。斯诺回到日内瓦后，当即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这12张照片，举世皆惊。

1970年8月，斯诺在中国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寻求与美国破冰）第三次访华。“文革”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政治动荡、经济停滞。西方政界和报界关于中国共产党解体和政权不稳的猜测和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斯诺听取了周恩来对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介绍，并深入中国各地实地采访，为期达3个月之久。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文革”的确给中国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减产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中国仍然具有巨大潜力”。斯诺作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批准前来中国访问的西方记者，他的访华报道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关注。斯诺在访华期间及返回瑞士之后刊出的大量报道，为西方了解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向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来源。

10月1日，斯诺夫妇应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邀，参加了国庆观礼，成为第一个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一起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国记者。摄影师抓拍到了二人并肩而立、相视而笑的一幕，并将大幅照片发布在了《人民日报》的醒目位置。此次访问期间，毛泽东和斯诺开诚布公地谈到了美国和尼克松总统。毛泽东曾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1970年8月-1971年2月，埃德加·斯诺携夫人洛伊丝第三次访问新中国。图为1970年10月1日斯诺夫妇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齐铁砚摄

1971年2月，斯诺回到瑞士后，刊出了此次中国之行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谈话，向世界传递出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新变化。斯诺的访华报道，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4月，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斯诺对之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尼克松总统预期中的中国之行等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他在瑞士家中，忙着撰写他此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准备在次年尼克松访华前先行抵达北京，去见证并采访这一里程碑式大事件。但病魔打断了斯诺的计划，他因罹患胰腺癌，住进了医院。1972年1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斯诺夫人那里得知，斯诺患了胰腺癌，术后效果不佳，向美国求助被拒后，便立即派出医疗小组前往瑞士，包租了一架法航专机，希望能把斯诺接回中国医治，北京日坛医院已经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等候斯诺一家人的到来。1月底，由马海德率领的六人医疗小组抵达日内瓦。医疗小组为斯诺做了详细检查，诊断结果是癌细胞术后已经转移，肝功能衰竭，只能就地治疗。2月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告知他斯诺病危，让他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主席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黄华赶到斯诺家，斯诺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斯诺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极为惊喜。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紧抓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 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

与老友的团聚没有带来奇迹。1972年2月15日，恰是中国农历的春节，可就在这天凌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在昏迷中安静去世，享年67岁。2月16日，新华社发表《讣告》，毛泽东发的唁电是：“斯诺夫人：获悉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逝世，我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问候。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斯诺曾在遗愿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1973年10月19日，斯诺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苍松翠柏间举行。林荫道上，源源不断的人群聚集在这里，他们当中有年轻的大学生，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有新闻记者，也有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还有来自美国、英国、瑞典、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的朋友。汉白玉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篆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墓前摆放着毛泽东、宋庆龄、朱德和周恩来等人敬献的花圈。现今，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斯诺故居旁，另一半便安葬在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此后，岁岁年年，他静静地长眠于此，见证着他笔下这个被红星照耀着的中国再创新的辉煌。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曾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发言时说道：“斯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看待中国共产党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始终坚守客观真实，始终追求公正良知。他所展现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让人敬佩，他为增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倾注了毕生心血，中国人民至今仍然怀念他。”斯诺无愧于“记者之王”和“报业良心”的称号，用他毕生的奋斗诠释了记者的使命和操守。

2021年，《中国日报》建立了“新时代斯诺工作室”（The Edgar Snow Newsroom)，旨在更好地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时代斯诺工作室”将为《中国日报》外籍记者和国际友人提供更多平台和机会到各地深入了解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变化，记录精彩的中国故事，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时至今日，斯诺的精神遗产仍在这片红星照耀下的国度散发着永恒的魅力和永久的馨香。

译者简介

谢娟， 1980年出生，山东平邑人。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为十九/二十世纪英美文学，近现代女性作家研究，沃尔特•佩特专题研究，跨文化研究，等等。

业余从事法律与文学方向的翻译工作，英文版《中国法学》上发表中译英译文十余篇，《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与古尔纳相关的译文三篇以及《谋杀是我的分内事》等译文。另有译著《失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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