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则约，侈则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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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出自清代学者金缨编著的《格言联璧·持躬类》，大意为节俭就会有节制，有节制则百善都会兴起；奢侈就会放肆，放肆则百恶都会放纵。这一箴言揭示了节俭与为政兴业的内在关联。对为官从政者而言，节俭绝非生活小节，而是修身立德的根基、廉洁从政的屏障、安邦治国的要策。

“俭”向来被奉为政之德本。《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载：“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通“洪”，意为大、根本，此言将节俭定义为一切高尚品德的共同根基，而奢侈则是万般罪恶的渊薮。孔子在礼制与用度上，明确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推崇的是发自内心的诚敬与节制，而非流于形式的铺张。“俭”的本质在于“约”，即自我约束。对为官从政者而言，这种约束是在物质欲望面前的理性自持，是不役于外物的精神自律。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减少过度的物质欲求，正是涵养心性的起点。西晋陆云有“居丰行俭，在富能贫”之论，强调的是在任何境遇下都应持守的节制之道。这种克制并非被动忍受，而是主动选择的自律，它使为官从政者免于沦为物欲的奴隶，从而获得心灵的主宰与安宁。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炼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千古名训，深刻揭示了“俭”与精神修养的内在联系。宁静方能致远，节俭方可养德。若为官从政者不为外物所役使，内心澄澈明净，品德才有孕育的空间。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不仅警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人性规律，更以自身“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的实践，向子孙诠释“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的坚守。其子司马康深受熏陶，为官清正，史称其“为人廉洁，未尝妄取”，足见为官从政者的俭朴家风对亲属品格的内在塑造。

“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奢侈者即便坐拥金山，其心灵往往被永不餍足的欲望所困，陷入空虚与焦虑。而真正的俭者，因其知足与节制，反能在简单生活中体会丰盈，在淡泊处寻得真趣。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赞曰“贤哉”。正是这种精神富足的典范，在节俭中实现境界的升华，从对外在物质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转向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构建，实现人格的独立、完善与高尚。

对为官从政者而言，俭以养廉是为政的起点，也是制度保障。北宋名臣陈襄在《州县提纲》中明确提出“节用养廉”的为官原则。官员量入为出，甘于布衣蔬食的朴素生活，内心便能安定坦荡，这是保持廉洁自律的内在持守；反之，若追求豪奢享受，有限的合法俸禄必然难以为继，为满足私欲，则会伸手贪占民脂民膏。而奢侈的生活一旦开始，就如同滑下斜坡，很难回头。历代清官廉吏无不将节俭奉为立身之本。诸葛亮位极人臣，临终前自陈家产仅“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并保证“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背后，是极致的俭朴自律；明代海瑞官至二品，去世时仅余俸银十余两、旧葛帏数件，清苦之极，令同僚动容；清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长年以青菜为食，有“于青菜”之雅号。这都是将外在的生活节俭内化为不可动摇的道德律令和政治操守，在宦海生涯中保持气节。

欲教以廉，当先使俭，由俭生廉，俭为廉之根，廉为俭之果，持俭方能守廉兴廉。唐代司空图在《太尉琅琊王公河中生祠碑》中说“俭足养廉”，清代张伯行《禁止馈送檄》中“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的宣言，将微小馈赠直接与官员个人名节和国家民本关联，树立了极其严格的道德与法纪标准。这种对“细微之处”的警惕，正是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关键。《贞观政要》载，唐太宗不仅自身“抑情损欲，克己自励”，更将俭约作为考核官吏、整肃政风的重要尺度。古人强调“勿求虚誉”，反对为博取“大方”之名而进行的铺张行为，虚荣心驱动下的浪费往往是贪腐的序曲。北宋后期，以蔡京为首的官僚穷奢极侈，“享用侈靡”，掏空国库，加剧社会矛盾，终致靖康之祸。正反两方面史实证明，对为官从政者而言，节俭绝非私德小节，而是关乎政治生命、政权稳固的公德大节；唯有以俭养廉、以廉行政，才能获信于民心，保障政治清明。

勤俭邦兴，长治久安。《荀子·富国》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明确指出使国家富足的根本方法在于节约用度使民众富裕，并妥善储备盈余。汉文帝堪称典范，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曾计划修建一座露台，但听闻需耗“百金”（注：相当于十户中产之家财产），立即下令停止，叹道：“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其个人衣着朴素，宠妃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自上而下极致节俭，“露台惜费”，减民之负，积社会之财，开创了为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为国家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苏轼为民造福，筑堤防洪，开发岭南；王安石不思财帛，勤于政务，堪为“一代廉士”，此类事例举不胜举。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勤俭之道自古便是安身立命、治国理政的不变箴言。《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左传》诫“俭，德之共也”，先民早已将节俭的智慧融入治国安邦的机理。为官者守俭，则心有所畏、行有所止，百善随之而兴；治国者崇俭，则民心归向、邦基永固，盛世随之而来。俭约之风不息，清廉之气长存，是历代为官从政者应当终身恪守的立身之本、执政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