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了10年没吭声，大伯骂我妈那刻，我抄起砖头

大伯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声音脆得像摔碎了个碗。

“做个饭磨蹭半天，一大家子全等你，像什么话！”

我妈端着汤盆，正从厨房门口往包厢里走。那盆汤是大伯点名要的老鳖汤，从早上五点就开始炖，炖了整整八个小时。她听见大伯这一嗓子，手一抖，滚烫的汤从盆沿溅出来，直接泼在她左手手背上。

我坐的位置正对着厨房门，看得清清楚楚。

我妈手背上的皮肤瞬间红了一片，她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用围裙去擦。围裙上沾着油渍和洗洁精的印子，擦在烫伤的地方，疼得她嘴角都在抽。

但她没出声。

她只是把汤盆端得更稳了些，小心翼翼地往桌上放，嘴里还念叨着：“来了来了，趁热喝，趁热喝。”

满桌子人，大伯、大伯母、堂哥、堂妹、我爸、还有几个远房亲戚，十多双眼睛看着我妈手背上那片红，没人吭声。

大伯看了一眼那盆汤，嫌弃地皱了皱眉：“汤都凉了，让你快点你偏磨蹭，这么大个人了，干点事儿都干不利索。”

我爸坐在大伯旁边，一直在给大伯倒酒。

听见这话，他放下酒瓶，从椅子上站起来，三步并两步走到我妈面前。

我妈刚把汤盆放稳，腰还没直起来，我爸一巴掌就扇过来了。

“啪”一声，又脆又响。

我妈整个人被打懵了，半边脸直接歪过去，手里还攥着那块脏围裙。

“让你快点儿你就快不了！大哥一家等半天了，你脸上挂得住，我挂不住！”

第二巴掌，第三巴掌，第四巴掌。

我爸每打一下，嘴里就数落一句。我妈的头发散了，嘴角开始渗血，围裙掉在地上，她整个人往后踉跄，撞在包厢的墙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

第五巴掌，第六巴掌。

我清清楚楚地数着，我爸扇了整整十个耳光。

每一下都像扇在我心口上。

满屋子的人，大伯端坐着，翘着二郎腿，手里夹着烟，眼睛眯着看。堂哥低头玩手机，堂妹在剥虾，手指头都没停。大伯母夹了一筷子菜，嚼了两下，看了眼我妈，又转回去继续吃。

没一个人拉。

没一个人吭声。

我妈捂着脸，蹲在墙角，肩膀一抖一抖的，哭都不敢哭出声，怕“扫了大家的兴”。

我放下筷子，那筷子搁在碗上，发出轻轻的一声“嗒”。

我站起来，没说话，转身出了包厢。

走廊里铺着红地毯，墙上挂着“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金灿灿的线绣得密密麻麻。我穿过走廊，经过前台，推开酒店大门，站在门口台阶上。

外面太阳很大，晒得地面发白。

我脑子里嗡嗡的，全是刚才那十个耳光的响声。

但不是今天这一个画面。

我脑子里清清楚楚地闪过了十年的画面，像放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过。

十年前，我十二岁。

那年爷爷奶奶还在，但身体都不太好了。大伯是长子，在我们那儿，分家的事长子说了算。爷爷奶奶在镇上有一栋三层小楼，一楼是门面房，两间，租出去一年能收好几万。二楼三楼住人，装修得跟城里一样，地板砖亮得能照出人影。

大伯说：“爸妈跟我住，这房子自然归我。你是弟弟，让着点。”

我爸当时坐在爷爷奶奶家的堂屋里，低着脑袋，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点了头。

我们分到的是两亩薄田，在山脚下，石头比土多，种什么都长不好。还有一张分家协议，上面大伯的签名龙飞凤舞，一笔连到底，看着就气派。我爸签的名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

那张纸，我妈一直夹在她的《圣经》里。

我见过很多次了，纸边磨得起了毛，折痕的地方都快断了，但她不舍得扔。有一次我问她留这个干嘛，她说：“留个念想。”

后来我才明白，她不是留个念想，她是想记住，记住分家那天我爸回来之后，冲她吼了一整夜。

那天晚上，我爸把家里能砸的东西全砸了。暖水瓶、搪瓷盆、墙上挂的相框，碎了一地。我妈抱着我，缩在灶房角落里，捂着我耳朵，怕我听见那些难听的话。

但我还是听见了。

我爸吼的内容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你娘家穷，帮不上忙，我让人瞧不起！”“大哥凭什么？就凭他娶了个有钱的！”

我妈没娘家。外公外婆走得早，她从小跟着舅舅长大，舅妈嫌她吃闲饭，十六岁就托人把她嫁了。

所以她没地方哭，也没地方去。

我爸吼完，她默默收拾屋子，第二天早上照样五点起来做饭，给大伯家送去，说是“给爸妈尝尝”。

这是十年前。

五年前，我考上大学。

二本，学费一年一万二，住宿费一千二，杂七杂八加起来，开学要交一万八。我爸东拼西凑，凑了一万。还差八千。

他去找大伯借钱。

我跟去了。

大伯家在镇上，一楼门面房开着个五金店，大伯坐在柜台后面，翘着脚看电视。我爸站在柜台前面，手搓着衣角，声音低得跟蚊子似的：“大哥，孩子考上学了，学费差八千，你看能不能周转一下？”

大伯看了我爸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让我觉得站在那儿特别难堪。

“弟弟啊，孩子念书是好事。”大伯从抽屉里掏出一沓钱，都是旧钞票，五十的、二十的，还有十块的，皱皱巴巴的。他把钱放在柜台上，一张一张地数，数得很慢，声音很大。

“一、二、三、四……”

店里还有几个买东西的邻居，都看着。

数完了，八千块。他把钱推过来，说：“弟弟，这钱我借你，但你得记着，是我供你儿子念的书。”

我爸接钱的手都在抖。他低着头，连声说“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像在念经。

从店里出来，我爸一路上没说话。回到家，他又冲我妈发火了，嫌她娘家穷，一分钱帮不上，害得他要去大哥面前低三下四。

我妈依旧没吭声。

第二天，她把她结婚时戴的那对银镯子卖了，卖了不到两千块，全塞给我，说：“去了学校别省着，吃好点。”

那对镯子，是大伯母当年陪嫁，看不上了，随手扔给我妈的。

这五年里，我念完大学，在城里找了个工作，不常回家。但每次回来，都能看见我妈在大伯家干活。

大伯家但凡有事，红白喜事、搬家暖房、逢年过节，我妈都是最早去、最晚走。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洗碗池里堆的碗能摞到窗台那么高，她蹲在那儿一个一个洗，洗完了擦灶台，擦完了拖地。

大伯母跟邻居坐在院子里嗑瓜子，指着厨房方向说：“我家弟媳就是能干，不用白不用。”

邻居笑，大伯母也笑。

我妈在厨房里，围裙系得紧紧的，弯着腰刷锅，汗珠子从额头上淌下来，滴在洗碗水里。

这些画面，在我脑子里过了整整十年。

我从酒店门口台阶上站起来，太阳晒得我头皮发麻。我回头看了一眼酒店大堂，包厢里还在吃喝，觥筹交错的声音隔着玻璃门都能听见。

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我爸扇我妈耳光的时候，大伯嘴角那丝笑。

不是好笑，也不是冷笑，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享受的、觉得理所当然的笑。

就像在看一出戏，而他是那个出钱请戏班子的人。

那个笑，比我爸扇的那十个耳光，更让我觉得恶心。

我没回包厢。

我骑着电动车，从酒店门口出发，往大伯家开。路上经过镇上那条街，五金店今天没开门，卷帘门拉到底，门口贴着“今日有事，暂停营业”的纸条。

那是大伯自己写的，毛笔字，一笔一划都很讲究。

我把电动车停在他家门口，推开院门。大伯家院子里堆着一摞砖头，准备砌花坛用的，整整齐齐码在墙角，上面盖着塑料布，压着两块石头。

我掀开塑料布，拿起一块砖头。

砖头是新的，红砖，棱角分明，沉甸甸的，握在手里很实在。

大伯家一楼是客厅，窗户很大，推拉窗，玻璃擦得锃亮。我站在窗外，深吸一口气，举起砖头，对着那扇窗户砸了下去。

玻璃碎了，声音不大，闷闷的，像什么东西塌了。

我没有停，一块玻璃一块玻璃地砸，从一楼砸到二楼。

第一扇是大伯家客厅的大落地窗。

砖头砸上去的时候，玻璃“哗啦”一声碎成渣，顺着窗框往下掉，在窗台上堆了一小堆。

我盯着那扇窗，数了数。

一扇，两扇，三扇。

每砸一扇，我就数一个数，对应我爸扇我妈那一耳光。

大伯家一楼有四扇窗，客厅一扇，厨房一扇，大伯母卧室一扇，堂哥卧室一扇。二楼有六扇，大伯的书房一扇，堂妹卧室两扇，客房两扇，还有一扇是阳台的推拉窗。

不多不少，正好十扇。

砸到第四扇的时候，隔壁王婶从院墙探了个头。她本来在自家院子晒被子，听见动静往这边看。

四目相对的瞬间，她没说话，把脑袋缩回去了。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平时大伯在村里横惯了，收租金跟收保护费似的，谁要是迟交两天，他能堵人家家门口骂半小时。邻里背地里都烦他，只是没人敢惹。

今天有人替他们出这口气，他们巴不得看个热闹。

我捡起第二块砖头，往二楼走。

楼梯扶手擦得发亮，台阶上一尘不染，这都是我妈平时来擦的。我踩着台阶往上走，鞋底沾的玻璃碴在上面刮出细细的印子，看着特别解气。

二楼第一扇是大伯的书房窗。

他平时就在这儿算账、签合同，跟村里的干部喝茶聊天，架子端得比谁都足。我一砖头砸上去，玻璃碎了一地，他那张红木书桌上面，落了满满一层碎玻璃碴。

我甚至能想象他回来看到这场景，脸会气成什么样。

砸到第八扇的时候，我手都震麻了。

砖头棱子硌得手心生疼，我换了只手，拿起第三块砖。

这扇是堂妹的卧室窗。她平时最爱干净，窗台上摆了一排多肉，还有个水晶风铃，风一吹就叮铃叮铃响。砖头砸上去的时候，风铃掉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片。

我没停。

第九扇，第十扇。

砸完最后那扇阳台窗，我手里的砖头也碎了个角，沾着玻璃碴，在太阳底下亮得刺眼。

我站在阳台栏杆边，往下看。

院子里落了满满一层碎玻璃，阳光照上去，白花花的一片，像撒了一地碎银子。那摞准备砌花坛的砖头，我用了三块，还剩小半摞，整整齐齐码在墙角。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从二楼走下来。

院门口已经聚了三四个邻居，都站在那儿探头探脑。见我出来，他们又往后退了两步，没人敢上前搭话。

我走到院门口台阶上坐下，从口袋里摸出烟。

是早上从公司楼下便利店买的，十块钱一包的红塔山，平时我不怎么抽，今天揣了一包在身上。我点着一根，抽了一口，烟味有点冲，呛得我咳嗽了两声。

坐了大概有五分钟吧，我手机响了。

是堂妹打过来的。

我滑开接听键，那边声音抖得跟筛糠似的：“哥，你……你是不是去我家了？”

我“嗯”了一声，没多说话。

“我爸……我爸刚接到邻居电话，脸都白了，问你想干什么。”堂妹的声音带着哭腔，“你到底咋了啊？好好的生日宴，你闹什么啊？”

我把烟从嘴里拿出来，弹了弹烟灰。

“你告诉他。”我对着电话，一字一句地说，“他不是嫌我妈做饭慢吗？我让他连饭都吃不成。”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然后传来大伯的咆哮声，隔着屏幕都震耳朵：“小畜生！你敢砸我家窗户？你等着！我现在就回去，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我笑了笑，把电话挂了。

烟头在我脚边烧了一小截，我用脚尖碾灭，碾得碎碎的。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砸第一扇窗的时候，我手还真有点抖。

不是怕，是压了十年的那股气，一下子冲上来，堵得胸口发闷。

但砸到第三扇的时候，我就稳了。

这笔账一摊开就明白了，咱自己拿计算器按一下也能算清楚。

十年前分家，镇上那两间门面房，现在一年租金六万，十年就是六十万。我们家那两亩薄田，种玉米种小麦，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收不了两千块。

差多少？差五十八万。

五年前那八千块学费，我妈卖了她唯一的首饰，凑了两千给我。后来我工作第一年，就把那八千块连本带利打给我爸了，我爸转头就给了大伯。

他说“欠大哥的人情得还”，我没拦着。

但这些年我妈干的活呢？

就说大伯家这房子，每年过年扫尘，我妈要爬梯子擦二楼的玻璃，擦完窗户擦地板，擦完地板洗窗帘，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六点，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大伯母给她递个冷包子，她都得说“谢谢嫂子”。

红白喜事就更不用说了。堂哥结婚，我妈提前三天去帮忙，买菜、洗碗、招待客人，最后上桌的时候，只剩下半桌子残羹冷炙。堂妹出嫁，我妈给她缝被子、缝喜帕，熬了两个通宵，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大伯母连个红包都没给。

按镇上钟点工的价，一小时十五块，我妈这些年在他家干的活，折算下来，少说也有五万块。

这些钱，这些力，这些忍气吞声的日子，大伯他看不见。

他只看见我妈今天汤上晚了十分钟，扫了他的兴。

他只觉得我爸打我妈，是给他长脸，是天经地义。

他那嘴角的笑，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所有人——这家，我说了算，你们家，就得看我脸色。

我把烟盒里最后一根烟抽完，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院门口的邻居散了两个，剩下的还在那儿站着，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我没理他们，走到那摞砖头旁边，把刚才砸剩下的那块半头砖，捡起来，放在大伯家大门正中间。

砖头上沾着玻璃碴，还有我手心蹭的汗渍，在太阳底下晒得发烫。

我刚把砖头放好，就听见巷口传来电动车的声音。

抬头一看，是我爸。

他骑得飞快，电动车轮子在水泥地上磨出“吱呀”一声响，停在我面前。他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手指着我，气得话都说不利索了：“你……你个小兔崽子！你疯了？！”

我没说话，就这么看着他。

他脸上还带着刚才在酒桌上的酒气，头发乱糟糟的，领口的扣子解开了两颗，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秋衣。

就是这个人，刚才在包厢里，当着一大家子的面，扇了我妈十个耳光。

就是这个人，每次在大伯那儿受了气，回来都冲我妈撒火。

就是这个人，口口声声说“长兄如父”，说“一家人要和睦”，可他从来没护过我们娘俩一次。

“你说话啊！”我爸往前跨了一步，伸手就要拽我胳膊，“你赶紧给你大伯打电话道歉！现在就打！他要是气出个好歹，我……我打断你的腿！”

我往后退了一步，躲开他的手。

“道歉？”我看着他，声音很平静，“道什么歉？”

“你砸了你大伯家窗户！你还有理了？”我爸气得跺脚，“那是你大伯！亲大伯！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

正说着，巷口又传来一阵脚步声。

大伯、大伯母、堂哥、堂妹，一家子都来了。大伯走在最前面，手里攥着个拐杖，脸白一阵红一阵，走到大门口，看见那一地碎玻璃，又看见门中间那块砖头，整个人都抖了。

“好，好，好。”大伯咬着牙，连说三个好字，“真是我的好侄子！敢砸我家窗户！我看你是反了天了！”

他举起拐杖，就要往我身上打。

我站在那儿没动。

我爸却先冲了过去，一把抓住大伯的胳膊，连声说：“大哥你别生气！别跟孩子一般见识！我替他给你赔罪！我赔！”

说着，他转过头，对着我吼：“还愣着干什么？给你大伯跪下！快点！”

所有人都看着我。

大伯母叉着腰，站在一旁冷笑。堂哥掏出手机，看样子是要拍视频。堂妹站在最后面，低着头，不敢看我。

邻居们又聚了过来，围了一圈，都在等着看我会不会跪下。

风刮过巷口，带着点尘土味。

我看着我爸那张脸，又看了看大伯手里的拐杖，突然笑了。

我弯腰，捡起了脚边那块砖头。

砖头还攥在我手里，分量沉甸甸的，棱角硌得掌心生疼。

我爸看见我捡砖头，脸色瞬间变了，往后退了一步，声音都劈了：“你……你要干什么？你还想打你大伯不成？”

大伯举着拐杖的手僵在半空中，嘴唇哆嗦着，眼睛死死盯着我手里的砖头。大伯母不笑了，拽着堂哥的胳膊往后退。堂哥举着手机，拍也不是，放下也不是，就那么举着，像个傻子。

我没看他们。

我低头看着手里这块砖头，砖头上沾着玻璃碴，还有刚才砸窗时磕掉的碎角，露出里面粗糙的红砖芯。太阳晒得它发烫，握在手里像个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红薯。

“大伯。”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巷子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块砖，是你家砌花坛的，我用了三块，砸了你十扇窗。现在还剩下这半块，我把它还给你。”

我把砖头放在他脚边，往后退了一步。

“但我有几句话，你得听。”

大伯脸上白一阵红一阵，拐杖杵在地上，没说话。他大概没想到，这个平时闷不吭声的侄子，今天敢这么跟他说话。

“第一句。”我竖起一根手指，“十年前分家，爷爷奶奶那栋楼，两间门面房，一年六万，我们家拿了两亩薄田，一年两千。你说他是弟弟，要让着。行，我们让了。但让了十年，够了。”

“第二句。”我竖起第二根手指，“五年前我考上大学，差八千块学费，我爸去你家借钱。你当着满屋子人的面，把钱一张一张数给他听，让他记着是你供我念的书。八千块，我工作第一年就连本带利还了，一分不少。但你知不知道，那八千块我妈是怎么凑的？她把她结婚时候唯一的一对银镯子卖了，是你老婆当年嫌旧不想要了，扔给她的。”

大伯母脸色变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口。

“第三句。”我竖起第三根手指，“这些年，你家里里外外，红白喜事，哪次不是我妈最早来最晚走？堂哥结婚，她洗了三天的碗，手都泡烂了。堂妹出嫁，她熬了两个通宵缝被子，眼睛熬得跟兔子似的。你老婆跟邻居说，我家弟媳不用白不用。大伯，你告诉我，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大伯的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拐杖在地上戳了两下，说不出话。

“第四句。”我竖起第四根手指，声音忽然拔高了，“今天，我妈从早上五点开始炖汤，炖了整整八个小时，端上来的时候汤洒了，把手背烫成那样，你看见了没有？你骂她做饭慢，我爸扇她十个耳光，你坐在那儿，跷着二郎腿，嘴角还带着笑。”

我盯着大伯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大伯，你告诉我，那个笑是什么意思？”

巷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王婶家晾的床单被风吹得“啪嗒啪嗒”响。

大伯的脸从白变红，从红变紫，最后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颜色。他张了张嘴，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我……我没笑……”

“你笑了。”我打断他，“我看得清清楚楚。你笑，是因为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你觉得你是长子，你是老大，全家都该捧着你。你觉得我爸打我妈，是给你长脸，是给你立威。你觉得我们家，就该一辈子跪在你面前，看你脸色过日子。”

我往前迈了一步，大伯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

“但大伯，我今天就告诉你，世上的事，不是这么算的。”

我指了指身后那十扇碎窗户，又指了指他脚边那块砖头。

“我爸扇我妈十个耳光，我砸你十扇窗。一扇抵一个，公平合理。你欠我妈的道歉，欠我爸的这些年，欠我们家的那些账，你什么时候想还，我随时奉陪。你要是想报警，现在就报，我在这儿等着，哪儿也不去。”

大伯的脸彻底挂不住了。

他哆嗦着从兜里掏出手机，手指头在屏幕上戳了好几下都没戳准，最后还是堂妹接过手机，小声说：“爸，别……”

“别什么别！”大伯一声吼，唾沫星子飞出来，“他砸了我家窗户！他还跟我算账？！反了天了！”

堂妹没说话，把手机收起来了。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不是恨，也不是怕，倒像是……有点愧疚。

堂妹比我小三岁，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她考上大学那年，是我帮她填的志愿，送她去的学校。她知道她爸妈是什么样的人，她只是从来没说过。

大伯还在那儿跳脚骂，骂我是白眼狼，骂我不识好歹，骂我爹娘没教好。我爸站在旁边，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想上前拉我，又不敢，就那么杵在那儿，像个木头桩子。

我转过头，看着我爸。

爸，刚才我砸窗户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那十个耳光，到底是因为大伯骂我妈，你觉得丢人，还是因为这些年，你在大伯面前一直抬不起头，你拿我妈撒气，你觉得好受些？

我爸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嘴唇动了动，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细得像蚊子叫：“我……我没有……”

“你有。”我看着他的眼睛，声音很平静，“你每次在大伯那儿受了气，回来都冲我妈发火。分家的时候是这样，借钱的时候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你不敢跟大伯翻脸，你不敢跟他争，你不敢让他不高兴，所以你拿我妈出气，因为你妈不会还手，不会骂你，不会让你难堪。”

我爸的脸上，肌肉一抽一抽的，眼眶忽然红了。

“我告诉你，我砸的不是大伯家的窗户，我砸的是你那十个耳光。”我转过身，指了指满地碎玻璃，“你每扇我妈一下，我就砸一扇窗。你不是怕丢面子吗？你不是怕大伯不高兴吗？现在好了，窗户碎了，面子也碎了，大伯也不高兴了，你可以继续冲我妈发火，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窗户补回来。”

我爸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他捂着脸，蹲在地上，肩膀一抖一抖的。他哭得很难看，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嘴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我没用……我没用……”

我看着我爸蹲在地上的样子，心里忽然一点都不恨了。

他不是坏人，他只是窝囊。窝囊了一辈子，在大伯面前抬不起头，在村里人面前直不起腰，最后把所有的气都撒在最亲近的人身上。他以为这样就能保住仅剩的那点脸面，但他不知道，脸面这东西，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

我没再看他，转身朝巷口走去。

电动车还停在那儿，太阳晒得坐垫发烫。我跨上车，拧钥匙，车轮刚转起来，背后传来大伯母的声音，尖得跟踩了鸡脖子似的：“你走了？你砸完窗户就想走？你等着！我这就报警！”

我没回头，举起右手，竖起一根手指。

不是中指，是食指。

那根手指，指着我刚才放在大伯家门口的那块砖头。

砖头上沾着玻璃碴，在午后的太阳底下，亮得刺眼。

我骑着电动车，出了巷口，上了镇上的大街。经过五金店门口的时候，我放慢了速度，看了一眼那扇紧锁的卷帘门。门上贴着“今日有事，暂停营业”的纸条，被风吹得翘起了一个角。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每年过年，我妈都要来这家店帮忙。大伯在柜台后面坐着喝茶，我妈蹲在地上擦货架，把每一个螺丝、每一个扳手都擦得发亮。大伯母站在旁边嗑瓜子，瓜子皮吐在地上，我妈就蹲在那儿，一个一个捡起来。

那时候我小，不懂事，只觉得我妈真勤快，真能干。

现在我才明白，那不叫勤快，那叫被人当软柿子捏。

我拧紧油门，电动车“嗡”一声窜出去，把那条街、那家店、那些破事，全都甩在身后。

回到酒店的时候，包厢已经散了。

服务员正在收拾桌子，桌上的菜几乎没怎么动，老鳖汤也凉透了，油脂凝成一层白花花的膜，漂在汤面上。我妈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手背上起了个大水泡，亮晶晶的，她也没处理，就那么坐着，眼睛红肿，看着面前的空碗发呆。

我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

“妈，手疼不疼？”

她抬起头，看见是我，嘴唇哆嗦了一下，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她没哭出声，只是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砸在她手背上那个水泡上，疼得她手指一抽一抽的。

“你……你上哪儿去了？”她声音抖得厉害，“你爸刚才接了个电话，脸都黑了，是不是你又惹事了？”

“没事。”我握住她的手，轻轻吹了吹那个水泡，“咱回家吧，我给你上药。”

我妈站起来，腿都在抖。她扶着桌子站了一会儿，忽然说：“那汤……还热不热？要不要给你大伯家送回去？他们晚上还能喝……”

她话说到一半，自己停住了。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背上的水泡，又看了看桌上那盆凉透了的汤，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拿起桌上的包，说：“走吧，咱回家。”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没把“大伯家”放在嘴边。

我扶着她，走出酒店大门。外面太阳已经偏西了，地面上的热气蒸腾上来，往人脸上扑。

我回头看了一眼酒店大堂，墙上那幅“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还挂在那儿，金灿灿的线绣得密密麻麻，在夕阳底下泛着光。

我忽然觉得，这句话没错。

家和万事兴，讲的是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互相扶持。

不是一个人跪着，一个人站着。

不是一家人踩着另一家人的脖子上，还要让人家说“舒服”。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种专拿自家人立威的亲戚，你告诉我，这一砖头，你砸不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