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农村—川大学生到川康边农村活动情况

（据姚雪崖、吕启光、陈万堂、曾霜、唐思明、尹泽生、张仲安、李天俊、张真实、李承嘉、宋元芳、俞稚夫等回忆资料编写）
解放战争时期，成都革命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革命学生去农村的最多。就以当时就近去川西边地区的为例，在解放战争刚开始，即有川大学生到大邑县一带参加党领导的地下反蒋武装斗争，以后又络绎不绝。到1948-1949年间，在成都市委，川大党组织的支持下，更是大批前往。解放前夕，在川西边党组织主要活动的温江、雅安、乐山专区部分县区内，川大学生下乡从事职业革命活动，实际参加农村反蒋武装斗争的就上百人。有这样多的大学生下乡，在党领导下进行斗争，这是川西边党的地下工作中的特色之一。他们在农村向本地干部学习，同其他学校下乡的学生一起，扎根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反蒋武装斗争，后来成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骨干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党培养储备干部和迎接解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

解放前，党对蒋管区的革命青年，一直都号召他们到农村去。抗日战争时期从《新华日报》的公开号召到组织上的联系指导，都是指明这一方向。解放战争前夕，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不可避免之时，党进一步号召在蒋管区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当时，活跃在川大学生运动中的大邑籍学生李惠明(女、中共党员、民主同盟盟员、解放前夕牺牲于重庆渣滓洞)，即为她家乡大邑的地下反蒋武装，在学校联系革命学生下乡。

她在少数进步学生中宣传邛崃、大邑山区的革命传统和当地的革命武装活动，还特别介绍该县个别革命青年走革命道路的经历，予人极大启示；那是：
1944年，大邑革命青年周鼎文、姚雪岩和荣经兰绍谦相约赴延安，中途遇阻返回后，给《新华日报》写信寻求帮助，不久，得到署名“田家”的复信，用隐喻的笔法说：“你说你未忘却朝山拜佛的念头，我想在现在住的地方生下根，种些善果，也是一件好事……。"

由于党有到农村去开展地下反蒋武装斗争的号召，再加上信中具体引导，他们和邛崃、大邑一带本地革命青年想远走的留下了，早在农村活动的更安心了。他们扎根农村、开辟环境，成为后来下乡者的榜样和先导。

解放战争时期，在蒋管区，党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开辟了第二条战线，革命学生在反对美、蒋的革命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斗争意识，有的革命学生准备下乡找党、深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至理名言，决定到农村参加党领导的地下反蒋武装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成都反动当局在1947年定八月一日为“戡乱建国日”。就在这一天，川大十六届学生化名唐万成和杨大全等四人即毅然潜往川西农村，以参加反蒋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反击“勘乱”。他们都是川大进步社团“文学笔会”(以下简称“文笔”)的成员，由学校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进会(以下简称“民协”)早期成员陈碧云和李惠明联系后介绍前往的。他们在抗日时期或参加过党组织，或有进步活动。在川大学生运动中，有的曾受到当时反动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的点名攻击，有的受到敌特种刑事法庭的传讯。他们带着无比的激情和美好的理想出发。进步社团“文学研究会”负责人吕启光写了一首诗“出发之歌”为他们壮行：
老唐是个铁汉一样的家伙，他说他能跟牛一般地吃苦，他要亲自去挖田播种，......路是艰难而长远的啊，暴徒正拿着镣链和枷锁，等在险恶的关卡；“将军”为叛逆者，筑造了高高的断头台。但是他们还是勇敢地走了，他们走向亲爱的兄弟们的行列，他们走向自由丰产的土地，他们走向胜利的明天。
往川西农村参加反蒋武装斗争的越来越多。

(二)

1948年，中共川康特委建立，强调工作重点放在农村。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川大下乡学生越来越多，大体上可分两个阶段、两种情况：

第一阶段：从1947年夏至1948年秋。这段期间是少数人下乡，当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以下简称“武工队”)在大邑建立前后，通过早下乡的川大同学的关系，来了罗永由、龚培艺等人。武工队党的负责人吕英在成都时，又通过这种关系指导“文笔”的活动，并支持其中一些激进学生成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火星社”(成立后交成都市委领导)。在吕英介绍的川大下乡学生中，有从“文笔”入党的学生杨泽民、董国福、杨祚惠等七人(以后二杨相继转出)。与此同时，川大学生、民盟盟员徐达人、白开茂由李惠民介绍回大邑家乡，直接在武工队领导下活动，并联系大邑民盟川大同学李钧、周文成、杨文乾、杨文启等。徐达人于1948年9月25日随武工队长肖汝霖活动时，不幸遇难。

第二阶段是1949年春至解放。这段时间有大批学生下乡。进入1949年，川西边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很快，急需干部。当时，川大学生运动高涨，在敌人“四·二○”逮捕前后，川大党组织力求打通农村党的关系，以转移部分已暴露的革命学生下乡。恰在此时，吕英被捕，武工队领导成员周鼎文与领导武工队的雅乐工委委员邹玉琳都在成都寻找川康特委的关系，他们与川大党组织学生中的负责人华文江取得联系，打通了川大学生下乡的渠道，从此川大学生大批前往川西农村。在总的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由城乡两方组织上联系安排，这是多数。起初华文江派党员学生李承嘉往会晤化名赵先生的周鼎文，摸底探路，被分配到名山，接着党员裴瑛下到大邑。随后周鼎文安排大邑党员王愈文协助联系，二十届数学系学生、“民协”成员宋质清、杨正容即由王带到望江楼公园会面后安排去大邑。不久，武工队又在川大附近的三瓦窑设了联络点，进行这项工作。鉴于下乡学生人数增多，为了联系安排方便，周鼎文与华文江商定：由川大学生党员、“民协”干事会领导成员唐思明专作城乡联系工作。唐在校外即由武工队留蓉人员(后组成留工作部(简称“蓉工部”))安排食、住，常住提督西街11号吕家和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有卫兵看守)内余家。唐于夜晚去川大，进行联系组织工作，同下乡学生约定在市内茶馆会面(茶馆选定有进出两道门的，暗号是：桌上放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商定了时间，即沿地下交通线带往乡下。有时一二人，如唐思明首次去大邑即同历史系十九届学生、“民协”成员段贵刚一起；有时，人数较多，出城后又分散行动，如1949年“四·二〇”敌人在川大大逮捕期间，“民协”安排的有李天俊、张光汉(张永康)、张仲安(苗启仲)、张泽石、罗曼云、李天洁等，他们先撤到双流牧马山，然后分别往大邑、灌县、双流等地。就这样，唐思明往返十多趟，护送了几十人，大体上分三路走：人数较多的一路是到大邑地区(包括邛崃、名山、崇庆、新津、眉山等县)，先后有法律系的宋元芳、吴纪洲、王耀昌、文念劬、马有钧、冷焕章等二三十人：另一路是到灌县地区(包括温江、郫县、双流等县)，先后有历史系的马锡禄、马肃廷和物理系的尹泽生、李世珍、钱振林等二十多人；还有一路是到仁寿、简阳地区，有王景标、吴涵和王大林、陈再田等，最后唐思明本人也被分配在那里加强工作。由于川西边地区工作较有基础、掩护条件较好，华北籍的刘长凯，西北的赵世尊，广东的谢德民等外省革命学生也去到农村。还有由先下乡同志经组织同意，个别联系到大邑地区的聂心品、郑兴华、邱蔚云、卓文刚等川大“民协”成员或进步学生多人。最后，甚至已经学校组织上安排作储粮应变、护校迎接解放工作的张真实(真仕)等也被批准到了大邑。

下乡前合影：（后排 左起王才秀 张泽石 张光汉 赵xx 王能才 前排 左起 罗曼云 李天洁 许金銮 王雅才 张仲安）
第二种情况是：离开川大到外地活动后，关系再转到川西边党组织，或新取得联系的。1949年秋，重庆大火，敌人转嫁陷害，加紧逼害革命力量，川大疏散一大批党员、“民协”成员和积极份子到雅安地区，有蒙绍荃、周更新、俞稚夫、唐洛宾、曾竹坪、李雅松、潘传贤、汤铭、朱江、毛亚玲、李蓉、谭永昌、屈雄言、唐兴彦、许季堪、文绥、杨运煜、苏季直等十余人。他们下乡后即受川西边党组织领导。
从川大转移到都江电厂活动的党员刘培青，“民协”成员张万谷也是在下乡后，由成都市委领导将组织关系转交给川西边党组织。

个别离开川大到外地活动后，又转来川西边地区的也不少，如从自贡、眉山、南川、泸州等地转来的曾霜、徐端礼（徐方进）、梅之凡、江泽民、何盛明、杨彦秋等，他们都是“民协”成员，有的在外县活动，受反动派迫害脱险，来到川西、分配在大邑、邛崃、新津等地工作的。

另有新泽沂、竹德明、徐明、边世茂四人是在成都与“留蓉工作部”联系，发展为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实践社”成员后，派到彭县的。还有好些川大革命学生是党组织动员自找关系疏散回到家乡活动后，再与川西边地下党联系的，如雅安的张永固，新津的王旭明、唐瑞昌、吕彤成；大邑的王速成、肖国琳、谢绍林；邛崃的刘家庆，荥经的兰绍芬；郫县的张大成、张大昌；崇庆县的王才秀、胡文熹；灌县的徐中权；汉源的曹培五，以及川西边工作发展到川南后，取得联系的刘福贤、韦真珉等人。

他们都是“民协”、“火星”或进步社团成员。如张永固是“民协”骨干，回到雅安，能迅速开展工作并接纳新下乡同志；王旭明是“火星”总社委员，1948年经日英同意回乡活动，入党后，在新津一带发展“火星”成员，扩大了武装力量；张大成原是盟员、“明事研究社”社员，到灌县后人党，被捕后坚贞不屈，牺牲于成都十二桥。

所有这些川大革命学生在乡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又根据工作或安全需要，常有调动，如马锡禄等从灌县调到名山，罗永由由川西去川南，后又调到仁寿、简阳等等。
在成都，还有一些川大革命学生与川西边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并要求下乡，但组织上已安排有负责领导进步社团，担任掩护、联络、或进行后勤支援等任务，而需仍然留在成都。如陈固初、曹莉芳、吕启光、张洪全等多人，他们同样也在为川西边党的工作作出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川大革命学生在川西边地区参加党领导的地下工作的上百人。

(三)

川大革命学生在川西农村，有主动找关系来的；有由组织上安排、转移来的。其中有许多人尽管有条件投亲靠友，但仍然自愿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决心在农村吃苦、冒险，参加反蒋武装斗争的行列，以饱满的热情、很高的积极性迎接解放。
所有下乡的川大学生，都立即得到当地党组织和老同志无微不至的翔、殷切而具体的教育和帮助。邛崃聂瑞麒等介绍邛、大山区当年红军长征过境的传奇史实；大邑孟鹤松介绍自己三十年代在地下党领导的川南抗捐军的亲身经历。这些生动具体的革命传统教育，极大地鼓励、启发年轻的革命者，为了新来的同志更好地开展工作，当地老同志们精心地为他们安排立足点，介绍敌情和工作关系。如李承嘉初到农村，当地老同志陈仕英等花几个晚上的时间介绍在农村立足生根、开展工作斗争的方法；邹玉琳带他到当地抗捐军活动地区邛崃临济、道佐、王店等乡，介绍当年闹捐军后隐蔽下来的党和积极分子的老关系，解决好他生活、工作和安全等条件。

所有川大革命学生下乡接受党的教育中的最重要的一课是：联系实际讲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群众工作方法；学会分析周边环境、了解敌、我、友三方情况，认清开展工作条件。然后就要求依靠农民群众，在他们中扎下根来，从形象、语言到思想感情都要同农民一个样，要求做到知识分子工农化。
下乡学生多剃去长发，缠上白帕；脱去皮鞋、穿上草鞋；脱下学生装.穿上半截子农民衫；去掉学生腔，学说本地话；连走路也要向农民学，未曾爬过山的学爬山，少走夜路的学摸黑走夜路；还要放弃大学生的那一套卫生习惯，像农民一样不怕脏，不怕累，爱劳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农民生活在一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心实意地同农民交朋友。 所以许多学生一到农村就在农民家里干杂活、打月工、当长工。陈万堂、李天俊、杨家寿、谢德民等都当过长工，他们自找苦吃、磨炼自己，有意把臂膀晒脱皮，甚至脚上连草鞋也不穿，练好铁脚板走山路，学会挑粪上山、背柴赶场、下田犁地。到雅安地区的潘传贤在地里浇粪时，用手在粪桶里捏粪团，连农民也备极称赞。当时，工矿甚少，能深入工矿，更为难得。曾竹坪在荥经县四平区小矿区背过煤炭；刘培清等在都江发电厂，生活在职工中，经常与工人一起。这样，下乡学生就在农村扎下根，逐渐与工农打成一片，转变了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既得到群众的掩护。更有利于开展活动，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党的地下工作是多方面的，除主要深入农民中发动群众外，还有统战工作，需要接触当地中上层人士；还有在地方部队中作联络、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对青年学生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他们都能勇于承担。如郑兴华、王耀昌，肖国琳、张永固、屈雄言、文绥等都曾在起义的二十四军活动过，王跃昌就曾派往驻名山百丈的吴建洲营，参加吴营阻击省保安部队的战斗。李雅松、朱江、汤铭曾被派到准备起义的西康省保安团，也曾一起参加剿匪，后来在部队起义、整编过程中，一直作政治工作，经整编后，担任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后来，参加抗美援朝。
在川康边山区，当时袍哥、烟帮、土匪特别多，为了工作需要，有的青年学生还要接触他们，甚至打入他们队伍中，或教育、争取，或分化瓦解，进行于我有利的活动。雅安地区的同志为了支持反蒋力量、抑制反动势力，俞稚夫、唐洛宾等曾冒险深入芦山匪区艰苦工作。何砚耕在邛崃石坡乡当王大爷的兄弟伙，腰插手枪，“拜码头”，当上袍哥小管事，还曾带领袍哥队伍把敌区公所贩运的大烟的烟帮“宰”了。至于地下活动中机智、勇敢地逃避追捕(如杨泽民在持枪特务追捕中脱脸)，越狱(如罗永由在被捕后从邛崃监狱里逃出)。其他许多青年学生通过武装斗争的实践锻炼，就逐渐成长为坚强的职业革命者，他们也以此引为自豪。喜好文艺的同志走在联系群众的路上，不禁满怀激情地唱起“放火者之歌”:
我的心是火种，我的嘴是吹火筒，我吐出的惊雷与闪电，我要叫沉睡的人醒转!我的心是火种，我的嘴是吹火筒，我射出一颗颗飞弹，我要把奴隶的镣铐烧断!
下乡学生少数是党员，个别是“火星”社员，多数是“民协”成负，有的还是“民协”、“火星”中的负责人，其中不少人同时又是“方言剧艺社”，“风雨谈”等进步社团的骨干成虽，一般都是反蒋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有在学生运动中进行社团活动或系级活动的经历，积累了作群众工作的实际经验，因此，他们一下乡，就很容易站住脚.他们会交朋友、会谈心，很快就从当地老同志中学会发动农民群众那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扎根串连，谈心交友；诉苦算帐挖穷根，摆形势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形势”，讲分田宣传《土地法大纲》，启发农民组织同心会，妇女会、猎枪会、翻身会等，进而不断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锻炼队伍，壮大革命力量。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在农民群众中，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有的同志为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编写农民识字课本，如:说共产，闹共产；贫富不均，所以闹共产；闹共产，阴倒起(保密意思)；走漏消息，脑壳落地；穷帮穷，力量大，恶霸地主不用怕；在一定场合，教唱革命歌曲，寓教于乐、更是人人都充能手，除经常唱当时盛行的《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是个好地方》等革命歌曲外，还结合实际编唱，教唱：
“这几年不好过，没饭吃、没衣穿，挨冻又受饿，东西天天涨，日子不好过，……大家快觉醒，现在闹减租，将来分田土。”

党组织调集农村知识分子办干部培训班，正好由他们来指导学习革命文件、党的知识和形势报告，并能结合实际，制定行动计划；办地下刊物《火炬报》，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专长更有用武之地.物理系的下乡学生有的能改装收音机，收听延安广播有利于了解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导党组织的各项工作。要是能取得一个教师这样的杜会职业作掩护，很能称职，胜任愉快，就能把部分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发动起来，投入党的中心工作。同时还有一点难得的经济收入，交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
因为川西部分地区早有一定的工作基础，所以多数学生下乡时，就不需要一定的职业作掩护，立即就成为职业革命者.有的下乡时间虽然短，但他们热悄高，活动能力强，日以继夜地工作，干劲特别大，时间抓得特别紧，成效十分明显。
以大邑为例，1949年6月次组织决定在大邑地区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带。针对国民党政府颁布骗人的“二五减租条例”，就把它来个假戏真唱，发动农民要求“二五减租”，开展面向大地主的群众斗争，为此，竟组织调集一批大学生到刘文彩老巢安仁镇附近的乡镇活动，王泗乡有宋元芳、陈启弟、黄祺、肖国琳，刘长凯；三岔乡有谢德民、蔡曦、董文舒、张真实；元兴乡有裴瑛、陈威仪；唐场有万禄民、杨正容、杨宗俊；䢺江有李天俊、张泽光等。他们分别协助本地干部如三岔的李德方、杨仲箎、元兴的王汉卿、唐场的陈仕英、王泗的许福成、䢺江的殷鉴等进行活动。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搞宣传，培训积极分子，把“二五减租”的群众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在激动人心的群众斗争场合，黄文祺、董文舒等忍不住也随着群众挤上前去，对刘家收租大管事杨信孚进行说理斗争；刘文彩地主集团调动几百人枪到元兴乡武装收租，他们就发动上千的农民武装进行包围，迫使对方带队的乡长来“拿言语”，陈威仪就同当地干部陈仕英出场，要对方答应按照“条例”减租，并赔偿费用等条件后，方才放行。陈又同本地干部王学明一起，带领农民武装穷追带乡丁抓人的恶霸地主王伯修，围住他的房屋，迫使他交出手枪、步枪，并用大洋赔偿消耗的子弹费。仅三岔乡农民群众在反击地主武装收租的过程中，就增加枪支三百多支。这些下乡的“秀才”们经过实际锻炼后，不仅学会用枪，而且还能组织农民进行战斗了。如在䢺江山区为配合坝上行动，李天俊、张泽光同本地干部牟嘉勋兄弟等一起，曾三次组织武装力量打击山防大队长、大匪首郭保之，以阻止郭匪率队到平坝地区破坏减租斗争。就这样，下乡学生逐渐在群众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

(四)

下乡学生的锻炼成长，离不开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掩护和帮助。1948年7月12日，刘文彩反动武装突然袭击大邑唐场镇三河场地下党武工队驻地时，是本地老同志李唯实安排外来学生在撤退时走比较安全的路线，而他自己却带领武装在突围时，冲向敌人集中、炮火密集的方向；在邛崃付庵乡，武工队副队长、原八路军连长朱英汉为掩护大学生竟壮烈牺牲.1948年秋，武工队在象鼻子山突然一举击毙十二名匪徒时，也只让学生们在外守卡放哨，不让他们冒险入堂“掌炮”，免遭危险而确保安全。
在“二五减租”斗争后期，敌人重兵“围剿”，组织上决定：暂避其锋，相机反击。在暂时转移时，规定：干部掩护群众，本地干部掩护外来干部。于是在被“围剿”地区，男、女十多名外来的川大学生，或装扮成群众的家属、亲戚，或搞来联防队的臂章装扮成团丁，一一被护送过检查关卡、安全脱险。平时，当地孩子们喊惯“谢幺爸”的“小广东"谢德民，说话广东口音，本地干部邓全发等惟恐他在人前露馅，要他装成哑巴，由张大爷带领他闯过关卡，进人安全区(“围剿”后回来，“哑巴"就成了他的绰号，解放初任王泗区长，群众还亲昵地喊他为“哑巴区长”)。诸如此类的轶事还有很多。下乡学生由于长时间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同生死、共患难，不仅在安全问题上得到最大的保障，而且逐渐取得群众的信任，被群众拥戴为带头人中的一员。如岷江地区的张光汉、尹泽生、张仲安等都成了灌县、郫县、温江几个片区的负责人；在武工队发展成游击队，公开打出旗号时，这些下乡的川大学生与本地干部就自然地结成好搭档，一起担负着游击队各级的领导职务，如岷江支队本地干部何清泉与尹泽生、张仲安、张光汉；仁简支队本地老干部邹玉琳与唐思明、罗永由；崇大新支队的本地干部黄建湖与陈万堂、董国福；斜江支队的本地干部王汉卿、李德方与裴瑛、蔡曦、谢德民等。在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所属八个支队和两个直属大队中，支队一级正副指导员和个别区队的政治指导员，都是下乡的党员大学生，如崃山支队支队长为本地干部王用材，政治指导员为李天俊、何砚耕，下属的䢺江区队的正副区队长为本地干部殷鉴、牟嘉才，政治指导员为张泽光、黄文祺。纵队部所属的各股的负责人中，下乡的川大学生也占了半数，纵队部直属的、有较高水平的宣传队也由在学校时就是文娱活跃分子的川大学生担任正副队长。这样就有力地加强了游击队的政治领导，有助于提高战斗力。随后，他们同本地同志及其它下乡青年学生一起带领队伍，在配合人民解放军阻击蒋、胡溃军时，参加数十次大、小战斗，迎来了解放。1950年元且，解放军十二军与游击队在邛崃桑园机场举行会祝祝捷大会时，下乡川大学生裴瑛、张赓荣等还被评为战斗模范受到表彰。

在川西边地区，下乡的川大学生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战斗，主要有下面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游击队中率领队伍、配合解放军进行战斗，这是绝大多。
第二种是：就地积极采取措施，保存和发展进步力量，团结组织群众，护厂护校，进行保护公共财产。防止敌人破坏活动的斗争同时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各项资料。为即将进行的接管工作作好准备。如都江电厂的刘培清、张万谷等在职工中发展进步组织。由“民协”成员和进步群众组成武装护厂队、刘任副总指挥。他们调离反动人员，监视可疑分子，使电厂未受丝毫破坏，给成都在解放初期的电力正常供应作出贡献。
第三种是：在当时西康省二十四军起义部队的防区内。主要是作军运、统战和青年工作，抑制反动势力，为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雅安而进行调查研究，积累资料，开展宣传活动等。 在这三种情况下进行的斗争，都是同样艰险和辛苦的，也都是与当地同志和其它外来同志一起，为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人民政权刚刚建立，这批下乡的川大革命学生，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锻炼，他们都是党培养的、为新生政权储备的干部，于是立即安排工作，走上新的岗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作为区级负责干部安排在地、县级的党政权关，或负责一个区的工作。在灌县、温江、大邑、邛崃和雅安县都有一些同志担任区长，县团委书记、工会主席、中学校长等职务，雅安还有同志担任军政委员会秘书组副组长。川西匪特暴乱时，原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继续参加剿匪平叛战斗，直到1950年春夏期间，部份川大学生干部仍率领队伍剿匪。在剿匪期中，原游击队名邛大队指导员、当时任邛崃县平落区副区长的川大十八届农艺系下乡学生、“民协”成员杨家寿在邛崃城南南河乡遇匪殉职；原仁简支队的川大十八届外文系下乡学生、“火星社”成员，当时任仁寿府河乡征粮工作队副队长的王景标遭匪袭击，不幸遇难。他们同解放前牺牲的川大下乡学生徐达人、张大成一起，均由人民政府认定为革命烈士，他们的英名镌刻在烈士纪念碑上，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肖绍成司令员及家人和部分大学生游击队员
总的说来，这一大学生下乡活动，在组织上起到了保存力量，锻炼、储备干部的目的；他们自己也达到了下乡锻炼，参加反蒋斗争行列，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的愿望，写下一段值得自己终生珍惜的革命历史。
(据姚雪崖、吕启光、陈万堂、曾霜、唐思明、尹泽生、张仲安、张真实、李承嘉、宋元芳、俞稚夫等回忆资料编写)

来源：川康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