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土尔扈特铺好万里归途，自己却没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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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牛海桢 王红娟 统战新语）

流落异域的土尔扈特人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和祖国。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初九晚上，乾隆皇帝在承德木兰围场伊绵峪猎营地设盛宴，招待从伏尔加河流域万里回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一行。一时鼓乐齐鸣、载歌载舞、百戏杂陈，整个营地洋溢着重逢的欢乐。

宾主尽欢之际，乾隆十分关切地问起一位旧识——曾两次在避暑山庄接受乾隆召见，并进藏行熬茶礼的使臣吹扎布。

吹扎布究竟何许人也？为何会得到乾隆的关心？这段往事要从十多年前吹扎布出使讲起。

▲展现乾隆接见渥巴锡场景的《万法归一图》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一）吹扎布的出使

吹扎布是土尔扈特部的台吉（蒙古贵族称号）。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土尔扈特部尚未东归，吹扎布受土尔扈特汗敦多卜达什的派遣，携带奏书及礼品，前往清朝向乾隆皇帝请安献礼，并请求护送他们赴西藏熬茶礼佛。

土尔扈特是明末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来游牧在塔尔巴哈台一带。为了避免被日益强大的准噶尔部吞并，明崇祯元年（1628年），土尔扈特部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举部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一带驻牧。

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吹扎布使团的到来，谕令理藩院员外郎麒麟保到恰克图（清代中俄边境重镇）迎接吹扎布一行。当时正逢八月的秋狝大典，乾隆体谅使团中副使生病以及驼马疲惫，让他们先在张家口歇脚，然后前往北京，九月再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觐见。

▲吹扎布。（图片来源： AI制图）

九月五日，吹扎布使团在承德受到了乾隆的接见，奉上了土尔扈特汗敦多卜达什之奏书及所携方物，并参加了秋狝结束后的庆典筵宴。这次觐见，吹扎布见到了参加围猎的蒙古各部王公，对清朝统治下蒙古各部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了解。

在承德完成觐见礼仪后，十月初，吹扎布使团由乾清门侍卫傅景、员外郎麒麟保伴送，自北京出发，沿今保定、正定、井陉、太原、临汾、潼关、西安、宝鸡、宁强、绵阳、成都、巴塘、昌都一线驿路行进，于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抵达拉萨。

▲吹扎布使团向乾隆皇帝进献的黑绒嵌银花撒袋（弓箭袋），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图片来源：《文物里的古代中国》）

吹扎布使团在拉萨受到了驻藏大臣萨喇善的热情接待。七世达赖喇嘛带病接见了远道而来的吹扎布一行。五天后，七世达赖不幸圆寂。

在拉萨各寺院熬茶礼佛完毕后，吹扎布在傅景的带领下，于三月十二日到达日喀则札什伦布寺，拜见了六世班禅，请班禅为土尔扈特部祈福，并为亡故的历代首领做法事。

四月初一返回拉萨后，吹扎布做了一件以前土尔扈特部熬茶使者均未做过的事情——出资一百两白银，在大昭寺为乾隆皇帝祈祷诵经。

▲拉萨大昭寺。（图片来源：中国网）

吹扎布此举，既是真诚感激清廷帮助他们完成了长途跋涉、熬茶礼佛的使命，也是感佩一路目睹清朝社会稳定、朝廷阐扬黄教等功绩。

熬茶活动结束后，吹扎布使团按原来驿路返回，于乾隆皇帝八月十三日万寿节之前，赶到避暑山庄觐见、参与祝寿活动并接受赏赐。

此后，使团在清廷的安排下，从张家口返回土尔扈特部，前后历时近四年。

（二）割不断的故土情怀和联系

卫拉特蒙古信奉藏传佛教，西迁以后的土尔扈特人虽然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部族为邻，并受到俄罗斯上层和东正教的双重压力，但他们一直毫不动摇地“重佛教”，始终和西藏保持着密切的宗教联系。对他们而言，能够赴藏熬茶礼佛，乃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之一。

由于清朝和准噶尔之间的战争，经准噶尔部赴西藏的交通被切断。康熙四十三年，土尔扈特部汗王阿玉奇汗的侄子阿喇布珠尔陪其母、妹到西藏礼佛，因土尔扈特部与准噶尔部的矛盾而归途受阻。最后，康熙皇帝封阿喇布珠尔为贝子，安置在嘉峪关外色尔腾地方。

▲清朝时期全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此后，土尔扈特人不得不借道俄罗斯西伯利亚平原，绕道北京，再经西宁路或者四川路赴藏。

作为土尔扈特部回归前的最后一个使团，吹扎布使团之行，进一步增强了清朝对土尔扈特的了解。乾隆在宴请吹扎布时作《御制宴土尔扈特使臣》一诗：“乌孙别种限罗叉，假道崎岖岁月赊。天阙不辞钦献贽，雪山何碍许熬茶。覆帱谁可殊圆盖，中外由来本一家。彼以诚输此诚惠，无心蜀望更勤遐。”

诗中明确点出土尔扈特部本是中华一脉，与中国本是一家，清晰地回应了吹扎布的陈情，也传递出清朝对土尔扈特部的接纳与期许。

其实，流落异域的土尔扈特人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和祖国，在和卫拉特其余三部保持通婚等各种交往之外，和清政府也保持了紧密联系。

▲土尔扈特银印。（图片来源：天山网）

顺治三年(1646年)，当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向清廷朝贡时，和鄂尔勒克之子书库尔岱青就随固始汗进表“附名以达”。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皇帝派遣图理琛使团到土尔扈特部探望时，阿玉奇汗就向使者倾诉：“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初必系同源。”“（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相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表达了对故乡的依恋之情。

雍正七年 (1729年) , 雍正皇帝派侍郎托时、副都统满泰等借祝贺新沙皇彼得二世即位，同时前往土尔扈特部探望。两年后，内阁学士班弟、总管内务府大臣赖保等人组成使团随祝贺安娜女皇即位时，使团也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视土尔扈特部。

▲《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 图片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从康熙到乾隆，清廷从未忘记土尔扈特部，也时时关注着他们的动向。不断的探视和关怀, 促使土尔扈特部下定决心东归。

再回到吹扎布使团一行。会见时，吹扎布向乾隆皇帝述说了土尔扈特蒙古早年西迁的原委，以及在伏尔加河游牧时受到沙俄压迫的困境，土尔扈特对于沙俄是“附之，非降之也”，他还特别强调：“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

对土尔扈特部而言，吹扎布使团顺着驿路穿行祖国南北，目睹了蒙古各部的生活现状，对清朝“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有了深入了解，更见识了直隶、山西、陕西、四川各地的繁华与富足。

▲林岱《回归祖国》图特写。（图片来源：道中华资料图）

当吹扎布等人返回后，使团成员们将所见所闻传布到各部之间。这些信息就像种子，在土尔扈特人心中不断生根发芽，当沙皇俄国妄图完全控制土尔扈特部的紧急时刻，对祖国的向往瞬间爆发，化作反抗强权的巨大力量。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渥巴锡汗带领族人们突破重重围堵抵达伊犁河畔时，正是吹扎布当年铺就的这条情感与政治纽带，让清廷张开双臂，接纳了这群不远万里归来的游子。

（三）东归壮举永载史册

当乾隆皇帝在承德询问吹扎布的下落时，渥巴锡向乾隆禀告，“吹扎布自俄罗斯脱出时即患有病，在途亡故。”但他的妻儿族人都一路追随东归大队，回到了故土。当年随同吹扎布出使的喇嘛济木巴格隆也随同渥巴锡到达承德，再次见到了乾隆。乾隆听闻后感慨不已，对吹扎布的忠诚深表嘉许，对其随行族人也格外恩赏。

此时站在乾隆面前的渥巴锡，所进献的礼物也如当年吹扎布一样质朴——只有随身使用的腰刀。东归之路太过惨烈，出发时的十七万部众，经过半年浴血奋战，跋涉荒漠沼泽万余里，抵达伊犁时仅余不到七万，大多是老弱妇孺，所有牲畜与物资几乎损耗殆尽。

▲渥巴锡觐见乾隆皇帝时敬献的腰刀。（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清朝随即从西北各地调集了二十余万头牲畜、四万多石粮食、五万余件裘衣，源源不断运到土尔扈特营地，让归来的游子尽快渡过难关。

为了纪念这一盛事，乾隆还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将这段万里东归的壮举传诸后世，让后世子孙永远铭记。

▲清朝颁给渥巴锡的“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印。（图片来源：民族文化宫）

从吹扎布绕道万里的出使陈情，到渥巴锡破釜沉舟的举族东归，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用一个半世纪的坚守，写下了“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的壮丽史诗。这份根植于血脉的民族认同及对自由与故土的执着追求，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成为我们今天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作者：牛海桢，西北民族大学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王红娟，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