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医生，初心就是救命”

深耕小肝癌早诊，以医者初心，书写中国肿瘤医学突围之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96岁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本文系汤钊猷院士的口述，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采访、撰述。

“一科三院士”。汤医生与两位院士弟子。樊嘉（左）、周俭（右）

汤钊猷院士与张力奋教授访谈后留影

基于张教授40多小时的系统访谈，辅以一手资料、档案、老照片与文献，《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历经3年完成，将在今年8月的上海书展首发。汤医生失而复得的首部医学科普书稿，完成于1964年。这部特殊年代的医学史文献，此次也将作为附录同时出版。

探索甲胎蛋白的秘密

小肝癌的调查研究，是从江苏启东开始的，1972年我就曾参加上海组团到启东的调研。20世纪70年代初，国外有研究发现，肝癌病人的血液中甲胎蛋白的指标普遍偏高。同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甲胎蛋白指标与肝癌早期诊断无直接关联”，但我对此将信将疑。我们在启东参加了大规模的普查，注意到第一批验血甲胎蛋白阳性的人群，没有肝癌临床症状，非常正常。但是一年后，其中80%的阳性者死于肝癌。因此甲胎蛋白很可能是早期肝癌的关键标志物。但是直觉不是证据。如何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1972年，到江苏启东现场调研，前排左四为汤钊猷

1975年，上海的一支肝癌医疗科研队，去启东驻扎调查一年，我任队长。我和团队住在启东肝癌研究所里面，有个集体宿舍。一两个月回上海探亲一次。那时候上海到启东至少要一整天，坐船，第二天才到。出了码头，当地安排人骑单车接我们，坐在自行车后座，路上一个多小时才到启东县城，极不方便。一开始，我们下乡调研，开始用甲胎蛋白做早期肝癌普查，调查启东地区肝癌高发的成因，上医科研团队起了很大作用，不单是临床医生，还有搞基础医学、流行病的同事。与此同时，苏德隆教授和团队发现启东肝癌高发病率可能与当地居民饮用河水、沟塘水有关系。污染源头是水，就必须改变水源，“改水、防霉、防肝炎”七字方针，其中改水最主要，改为深井水，后来有了自来水，并开始重视防霉。当地农民的主粮是玉米，都摆在床底下，人睡在上面，潮湿得很，很容易发霉，生成黄曲霉素，肝癌发病率就高了。改了这两个习惯后，肝癌的发病率有所下降。

2017年，汤院士和他1975年主刀的肝癌病人，病人当时已是102岁寿星

在启东，我们通过验血查到很多甲胎蛋白指标呈阳性，但没有任何症状的人群，能吃能睡能下地劳动，与健康人无异，同位素扫描也没有占位性病变。怎么证明他们体内有没有小肝癌呢？那时虽然已有超声检查，但是只有A超，只能看到波形，更没有CT、磁共振成像。

20世纪80年代，汤医生工作中

我们想证明，如果甲胎蛋白阳性，它是不是早期肝癌？唯一的方法是动员他们接受手术“探查”。只有手术打开肚皮，看是否能够找到肝癌，也就是“手术验证”。要阳性患者同意接受手术谈何容易！一是病人体征正常，没有不适。二是当年的肝癌手术风险极大。术后一个月内，三四个人平均就有一人死亡。万一开进去，查出不是肝癌，那就平白无故白挨一刀，只能缝起来。如果后来又因为肝癌死亡，又是麻烦，怎么解释？仅凭甲胎蛋白阳性作诊断，却完全不知肿瘤具体在肝脏哪个部位，就好比一粒小小的花生米藏在猪的肝脏内，只能开刀时靠双手仔细寻摸。

首次完成“无症状”确诊

幸得启东当地卫生部门的帮助，先说服了一位甲胎蛋白阳性患者手术。他无症状，也没摸到任何肿块。术前我们还确定了预案：开刀后，如果不是肝癌怎么办？如果开刀后死亡，又该怎么办？当地卫生局甚至准备好了救护车待命，不是为病人准备，而是给医生的。万一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必须先把医生塞进救护车运走，以免家属与医生发生直接冲突。本来好好的一个人，开刀反而死了，家属一定不能接受。幸运的是，手术十分顺利，并在他肝脏内发现一粒枣子大小的肿瘤。我们首次完成了无临床症状早期肝癌的确诊，我的同事余业勤医生起了很大作用，可惜他早逝。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同年汤钊猷与两位中国同行共享美国癌症学会“金牌奖”

之后，我们根据甲胎蛋白指标筛选可疑的早期肝癌患者，开一个刀，确诊一个，更多的临床实践和数据验证了这个发现：利用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可以查出早期小肝癌。医生通过这些检查就可以发现毫无症状的小肝癌患者，由过去的“死后诊断”（即尸检发现肝癌）、“临床诊断”（即病人有明显临床症状和体征），进入“亚临床诊断”（即毫无症状的早期发现）的阶段。

1971年，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有个外科医生发现，1905年到1970年，长达65年，全世界肝癌病人中存活五年以上的，他只找到45个。其他疗效也不理想。比如肝移植，首例是1963年，后来效果也不是很好。到了20世纪90年代，基本结论是肝移植只对小肝癌有用。也就是说，肝移植成功的一个前提，就是早期发现，晚期就没效了。20世纪90年代少数晚期病人，通过用药将肿瘤缩小后再施行手术。

1976年，我在上海忙着开刀。当时开刀条件很差。有些开刀房冬天没暖气，冰冻一样。夏天又没有空调。我只能让护士拿点冰块摆在手术室，降降温。在启东调研期间，我患了高血压，又碰上唐山大地震后的余震，在启东的露天帐篷里住了好几个月，睡觉睡不好，后来开始吃中药丹参片，体内通畅后，氧气供应也改善了，就都好办了。

汤钊猷与妻儿对镜自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末

1978年10月，有关小肝癌研究的首篇论文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发表。一年后，又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当时要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自己要付出版费，这成为一个大问题，中国尚贫困，一点外汇都没有。出版费具体多少钱，我已没有印象，反正付不起的。之后我在国外医学期刊发表论文，都是约稿，均有言在先，不付出版费的。Chinese Medical Journal是国内地位最高的英文医学期刊，但当时它在国际上没有正常发行渠道。虽然每期发行5000册，但外国同行通常是看不到的。

1979年，汤钊猷获美国癌症学会“金牌奖”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DNA双螺旋发现者Watson会见

第一次参加国际癌症大会

我和外国同行的第一次接触是1977年。中山医院要我接待一个高规格的美国医学代表团，他们先去了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用英文接待外宾，完全靠我中学的英文基础。

作报告要用彩色幻灯片，怎么弄，我去买了彩色植绒纸，把要报告的英文句子送到印刷厂印出来，再叫护士帮我剪开，贴在植绒纸上。涉及小肝癌手术的，再把手术标本的照片贴上去，最后拍彩色正片，变成幻灯片。新中国成立后我改学俄文，除了看医学文献，根本没机会讲英文，也没有听的机会。现在接待他们，突然要用英文了。

说是代表团，其实就几个人，团长是罗伯特·古德（Robert Good）教授，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主任，其他成员来自美国癌症学会、休斯敦的MD安德森（MD Anderson）癌症中心。当时斯隆—凯特琳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癌症研究中心。我们在中山医院的外宾接待室迎接他们。那时我们的小肝癌研究已经相对成熟，我用幻灯片向他们作了报告。

1978年Robert Good再次专程来访，以核实我们的研究成果，他不仅去查房看了术后的肝癌病人，每个病人都要打开绷带看刀口，还到开刀房看小肝癌开刀，看了刚手术切除的标本。他对我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为什么不到国际上发表？到国际会议上作报告？”1971年—1976年，我们总共在上海用甲胎蛋白筛查了将近200万人次，1974年—1980年，在启东筛查了131万人次，我们医院筛查超过30万人次。其间，诊断出的早期癌症病人超过40%最后治好。我们做医生的，初心就是救命。

1978年，我随中国医学代表团首次出国，去阿根廷出席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会期五天，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提前递交了有关小肝癌研究的论文。中国到阿根廷路途遥远。一开始我们不晓得会那么远，单程飞过去就花了34个小时。先从上海到北京，再飞巴黎，中途经停巴基斯坦，要17小时。再由巴黎飞布宜诺斯艾利斯，还要17个小时。

1978年，阿根廷国际癌症大会。汤医生首次出国，在会上主动要求发言，中国“小肝癌研究”震惊国际

国际癌症大会，林兆耆教授以前去过，应该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它每四年开一次。以前没出过国，我的第一份中国护照就是那次申请的，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我家里有一套旧西装，浅灰色的，还可以穿，就去做了一套新的中山装。那件旧西装是父亲留给我的，他年轻时曾在美国留学读书。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艰难，穷得不得了，他曾写信给他的一位美国同学，同学曾寄来一些衣服，其中就有这件西装。父亲没怎么穿，给了我。我结婚时穿的西装就是这件旧西装。西裤还得另外再配。

不辜负一万元巨额差旅费

我们代表团成员共10人。团长是吴桓兴教授，北京医科院肿瘤医院院长。他是华侨，出生在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曾在比利时、英国和法国深造、进修，主攻肿瘤的放射治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上海肿瘤医院院长。他的法文很好，交往能力也很强。为这次国际会议，国家为每人耗费一万元人民币，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代表团成员，多半来自上海和北京，有搞生化的，搞药理的，搞放疗的，搞同位素的。除了少数几位，我们大多数都没出过国，特别是我们年轻一辈。中国与外界隔绝了很长时间，除了阅读，我们英文用得极少。代表团里，两位年纪大的，日常英语还可以，年轻的似乎都不大行。

汤院士展示1979年从纽约带回的苹果台式电脑

中国代表团在会上遭受了冷遇。会期五天，我的发言被安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原先说是讲5分钟，后来说有闭幕式，只能缩短到3分钟。第四天的肝癌专题会议，有六位专家应邀报告，没有中国。我在下面听，觉得外国同行的研究对提高肝癌疗效没什么新东西，价值不大。原先我觉得西方国家的癌病研究要比中国发达很多，但是会上所见觉得中国做得也不差，特别在肝癌领域。我举手要求参与讨论。如果我们的东西不比人家好，我怎么敢出来讲？大会主席说可以。那天我穿着西装，系着领带。他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刚好我随身带了七张幻灯片，就小肝癌早诊早治作了简短报告。其中一张幻灯片显示，小肝癌切除后生存五年者达到七成，未手术者五年后无一生存。从未出席过国际会议，几百人的场合，我不晓得何来这么大的胆子。主席问台下，大家有什么问题？中国有经验。我心里紧张得不得了。幸好有备而来。1977年开始，我陆续已有三四次作英文报告的机会。每次都事先做幻灯片，写英文的大纲和说明，再事先全部背出来。中国代表团里，我可能是最活跃的，机会难得，想跟同行多接触，也不辜负一万元的巨额差旅费。

听完我的报告，国际肝病协会的第六任主席说，他要推荐我成为国际肝病协会（IASL）的会员，我当然同意。后来才知要当选国际肝病协会会员，惯例是先成为地区的会员，即亚太肝病协会。我是破例的。

汤钊猷院士与张力奋教授查阅原始资料

1978年，对我是很重要的一年：我首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作为上海市先进个人，我的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分到一套万体馆边上当时上海最现代的高层公寓。新居在裕德路上，不用自己装修，是市政府为奖励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而建的。次年我升为副教授。1982年晋升教授，虚年已53岁，开始招收博士生，工资涨到了125元7角3分。“文革”期间根本就没提过职称，耽误了我们这代人。

（汤钊猷/口述　张力奋/撰文）

编辑：钱　卫

约稿编辑：刘　芳

责任编辑：史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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