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中国商业史：近代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地方经济与全球联系

长三角与珠三角作为中国商业发展史中的两大代表性区域，在近代的开放进程中走出了各自独有的道路，又在商品流通、资本配置、技术引进与人才流动中彼此呼应、相互塑造。复旦大学与香港大学作为两地的代表性高校，今年携手举办以中国商业史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区域出发，立足学术前沿，力图勾勒更为复杂而丰富的近代中国商业史面貌，探寻地方经济与全球的全面互动。

“流动的中国商业史：近代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经济与全球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合影

2026年6月27日至28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香港大学文学院、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协办的“流动的中国商业史：近代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经济与全球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届研讨会汇聚海内外三十余位学者，将近代中国商业变迁置于“流动”的视角下重新审视，议题涵盖市场网络、商业制度、金融体系、企业经营、商业技术和文化等多个领域。

开幕式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系主任张仲民教授、香港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王迪安教授、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马德斌教授先后致辞。致辞嘉宾指出：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作为近代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两大区域，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也共享诸多共同的历史经验，期待与会学者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加强两地比较研究，探讨地方经济与全球商贸网络的互动关系，推动中国商业史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视野。

开幕式

第一场主旨报告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景平教授主讲，论题为《近代中国的“抑商”与“重商”》。报告人指出，在前近代传统自然经济体系下，社会分工有限，跨区域商贸需求不足，因此商人、商业地位相对较低。进入近代后，随着通商口岸开放、中外商约签订以及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市场，商业活动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社会逐渐形成重商取向。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条例》《商会法》等商事法规相继出台，初步构建起近代商业制度框架。至1930年前后，江浙资本家日益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不断加强，反映出商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发生重要变化。报告还将视野拓展至抗战时期，围绕稀有金属矿产出口，梳理中德、中苏、中美之间的易货贸易，剖析战争背景下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特殊模式。报告最后提出：“抑商”与“重商”两种取向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并存，此消彼长，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不断融入世界市场，“重商”逐渐成为历史演进的基本趋势。

吴景平教授

在第二场主旨报告中，香港大学王迪安教授介绍了他对伍秉鉴、广州体系和19世纪全球贸易的研究。报告首先指出，伍秉鉴既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又主动开拓新兴美国茶叶市场，提升自身对英国贸易的议价能力。伍秉鉴虽不通书面英语，却能借助洋泾浜英语开展口头交流。美国商人福布斯（John M. Forbes）在给伍秉鉴写信时也刻意使用这一语言方式，以适应广州商人的语言习惯。在贸易实践中，伍秉鉴以茶叶换取西班牙银币，对白银品质提出严格要求；此外，他还通过赠送以西方油画技法绘制的肖像画的方式，构建自己的品牌与身份形象。伍秉鉴去世后，其子伍崇曜不再使用“浩官”（Houqua）的英文签名，反映出鸦片战争后伍氏家族经营“内向化”的趋势。报告以伍秉鉴的个案回应“大分流”论题，反思18世纪后期中国经济已经与西方分流、失去活力的旧说，并提出“大交流”概念，强调近代早期中外商业往来中互惠合作、相互适应的面向。

王迪安教授

最后一场主旨报告聚焦近代中国的币制金融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以《乱世良币：中国金融业的领用券机制，1905-1936》为题，从二十世纪初至战前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有限、物价总体稳定而货币供给却持续扩张的现象切入，通过考察银行业的领券制度，揭示近代中国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内在机制。所谓领券制度，是拥有发钞权的发行行与不具备发钞权的领用行之间形成的一种合作机制。发行行向领用行提供带有特殊标记的兑换券，领用行则以白银、汇票、政府债券等作为准备金存入发行行；领用行在其网络内分发兑换券，客户亦可持券向发行行兑换白银。报告指出，这一制度源于近代中国银行间的职能分工：发行行拥有信誉、准备金与发钞权，而领用行则掌握地方网络，拥有分销能力，双方优势互补，客观上推动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自由银行体系的运作。

马德斌教授

除三场主旨报告外，会议还设置七组专题讨论。来自海内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报告了自己在中国商业史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议题涵盖市场网络、商业制度、金融体系、企业经营、商业技术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研究时段从晚清延续至改革开放时代。各项研究不仅立足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地方经济问题，还将商品、资本、技术、知识以及人群的跨域、跨国流动纳入考察视野，展现出将商业史置于更广阔区域联系中加以考察的研究取向。本次会议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多项研究将地方政府、技术官僚、中介人等“第二层级行动者”纳入研究视野，将商业活动的具体经过作为中国商业史研究的焦点。

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环节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皇甫秋实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德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美国圣母大学柯丽莎（Elisabeth Köll）、芝加哥大学史原榭、香港大学柯维桢（William R. Kelson）、王迪安、孟嘉升（Ghassan Moazzin）等学者围绕学科定位、研究困境、史料与方法、国际交流等议题展开了深入对话。

“商业史”的概念成为讨论的起点。马德斌教授指出，“business history”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商业”和“历史”之间、量化和质性之间，有既往定位上的局限，也有未来的无尽可能，并且认为这一研究领域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林立强教授指出“business history”对应的翻译有“商业史”“企业史”“产业史”“经营史”“工业史”等不同提法并存，各校各派各执一词。他主张学者之间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不因名称不同而画地为牢。此外，他强调商业史研究应兼顾学术影响力、教学影响力和实际社会影响力三重维度，让研究真正“落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指出，当今世界，全球化、私有产权等此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基础性前提正在“崩塌”，学术研究的旧有分析框架也因此受到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的“大力出奇迹”式研究路径，也对历史学家依赖经验和有限事实进行推断的传统方法构成挑战：“如果算力足够、数据足够，我们的经验和判断还有意义吗？”但他也同时表示，本次会议中许多研究给他带来了惊喜和启发，尤其是关注1949年后中国经济的几组论文，丰富的研究层次、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让人看到年轻一代学者的出色能力和无限潜力。

柯丽莎（Elisabeth Köll）教授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指出企业史研究具有多重面向，未来的方向包括继续举办工作坊以维持学术对话的持续性以及推动中外学者合作撰写文章。她特别肯定了本次会议中史料方法的多样性——不局限于单一类型的档案，还包括实物、图像、日记等多种类型。她还提到，她非常珍视会议中非正式交流的价值，这种跨代际、跨文化的对话是线上会议难以替代的。

柯维桢（William R. Kelson）教授指出，相比很多经济史会议中方法单一的倾向，本次会议中呈现出的史料与方法的丰富性令他印象深刻。他鼓励在座的年轻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史原榭教授提到，不少学者在报告和讨论中都展现出一种人文关怀，令她感触很深。她呼吁学者在理论之外关注“书写”与“关怀”，让商业史走出学术圈，在更广的社会层面产生影响力。她还指出，很多研究在无意识中会预设“对标”的模式（如西方企业模式），从而在微观层面影响评价的客观性。她认为，学术会议的价值不仅在于报告的完成，更在于提问、回应与思维碰撞的过程。

王迪安教授将视角聚焦于上海与香港两个城市。他指出，这两个城市都是移民城市，其商业活力恰恰来自人口的流动与多元方言的交汇。他提出，商业史研究不应止于讨论城市本身，还应关注两个三角洲之间的互动——方言、文化、商业网络的流动，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孟嘉升（Ghassan Moazzin）教授从档案问题切入，指出中国企业档案相较于西方企业更为分散，研究难度更大，但也正因如此，学者需要开辟更多元的史料渠道，这是本次会议令他感到振奋的原因之一。他特别强调，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并非商业史的“空白地带”，本次会议中已有不少论文在探讨计划体制下的企业行为与资源配置，这为与西方企业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他还鼓励在座学者将研究成果以英文发表，以增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商业史研究的了解，并以一个成功案例说明了这种“流动”的可能性。

上海交通大学袁为鹏教授认为，历史学者面临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如何将“故事”与“理论”相结合的问题。他借用“充实而有光辉”的表述，指出好的研究既要资料充实、细节丰满，更要能够回应当代社会普遍关心的理论性问题。他观察到，近年来的研究已经逐渐从关注政策与宏观叙事转向关注具体执行过程与微观机制，本次会议中的多篇论文都体现了这一趋势，这让他看到了年轻一代学者的进步。

皇甫秋实副教授

主持人皇甫秋实副教授在总结中回应了各位学者的发言。她指出，本次会议的主题“流动”体现在会议论文的多个层面：商品、货币、资本、制度、知识、技术和人的流动，跨国与区域之间的流动，无处不在。其次，商业史正处在一个“进行时”的状态——方法多元、史料多样，概念尚未完全定型，这既是困惑的来源，也意味着这个领域仍具生长的活力，是一个仍在“流动”与“生长”的领域。最后，在技术足以支撑线上交流的今天，线下相聚的意义依然不可替代——正是人的流动、相聚与对话，构成了学术共同体最核心的活力来源。会议的主题、学科的状态与会议的形式，在三个层面上共同诠释了“流动”的内涵。她也向在座各位老师跨越山海赶来参会表达了诚挚感谢，并希望这种流动能够以更多合作形式延续下去。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商业史研究在方法和史料上都极具开放性和活力，以“流动”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商业变迁，不仅有助于打破经济史、企业史、行业史、经营史等领域的壁垒，也将推动中国商业史与经济学、管理学、区域国别学展开跨学科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