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分究竟值多少钱？

改革开放史 · 长期历史栏目

激荡四十年

中国普通人的财富逆袭史

一个工分究竟值多少钱？

序章 · 第二篇（上）

天还没有完全亮，村里的人已经开始往生产队的集合地点走。

今天下哪块地，谁去挑粪，谁去锄草，谁跟着牲口下田，通常要等队里安排。等人到得差不多了，队长分派农活，记工员记下出勤。到了收工的时候，有些活按做了多长时间计分，有些活要看完成了多少，还有一些必须验过质量，才能把工分真正记到账上。①

忙完一天，社员能够知道的，往往是自己今天记了几分。

但这些分究竟值多少钱，当天还不能确定。

这可能是今天的读者理解工分制度时，最容易忽略的一件事。

我们熟悉的劳动报酬，通常有一个事先说好的价格。一个工人进厂，知道自己的月工资；一个临时工干活，也会先谈一天多少钱。劳动时间与收入之间，至少在形式上有一条相对直接的换算关系。

生产队里的工分却不是这样。

它更像一把尺子。生产队先用这把尺子记录每个人在集体劳动中做了多少、做得怎样；等一年生产结束，粮食入仓，副业收入和各项支出陆续结清，全队才有可能知道：账本上积累下来的那些工分，最终能够分到多少粮食、实物和现金。

所以，一个社员早晨出门时，知道自己要去劳动；傍晚回家时，也可能知道自己得了多少工分；但他仍然无法仅凭这个数字，准确说出今天究竟挣了多少钱。

工分与钱之间，还隔着生产队一整年的收成和一本尚未合拢的总账。

一、工分首先是一把尺子

工分为什么会出现？

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先回到集体劳动的现场。

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下，土地、主要生产资料和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被组织到集体之中。一个生产队可能同时安排耕地、播种、除草、收割、积肥、饲养和副业等多种劳动。这些农活轻重不同，需要的技术不同，也不一定能用相同的时间完成。

与此同时，参加劳动的人也不一样。

有人年富力强，有人年纪较大；有人熟悉牲畜和农具，有人更擅长细致的田间劳动；有人可以整日出工，也有人需要在集体劳动和家庭事务之间来回奔走。

如果只按“来了一天”计算，完成数量和劳动质量的差别可能无法反映；如果所有农活都临时议价，不仅难以执行，也很难让一个生产队维持日常核算。工分制度所要解决的，正是怎样把这些不同的劳动放进同一套分配账里。

1961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把当时常见的评工记分办法分成了两种基本形式。

一种是按时计工。生产队先根据劳动力强弱、技术等因素给社员评定“基本分”或底分。做满一个规定的工作日，就取得相应的基础工分；时间不足或者超过，再按比例增减。

另一种是按件计工。生产队事先规定某项农活的劳动定额，在达到质量要求的前提下，按照实际完成数量计算工分。②

这两种办法背后，其实是同一个难题：生产队既要记录一个人是否参加了劳动，也要尽可能记录他完成了多少、做得好不好。

因此，工分从来不只是简单地点一次名。

一项农活应当定多少分，可能需要考虑劳动的轻重、技术高低、辛苦程度以及农忙农闲；实行计件以后，还要有人检查质量。只追求数量、做坏了庄稼，不能照样把工分全部记上；定额过高，普通社员难以完成，定额过低，又失去了区分劳动数量的意义。③

早在农业合作社时期，基层讨论中就已经出现过一个反复困扰管理者的问题：如果没有细致、相对合理的劳动定额，不同小组评工时就可能有宽有严。一样的劳动，在这个组记得多，在另一个组记得少，工分本身便会成为争议。④

这也说明，工分不是自然形成的数字。

一个工分背后，有队里制定的规则，有记工员的登记，有劳动数量和质量的验收，也可能有社员之间的评议。它看起来只是账本里的一笔，实际上凝结着生产队怎样理解“谁付出了更多劳动”。

不过，这把尺子能够测量的东西仍然有限。

它可以记录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情况，却不能在当天回答生产队今年会不会丰收；可以把不同人的劳动写成分数，却不知道年终扣除生产费用和各项集体支出以后，还剩下多少可用于分配；可以算出一个家庭全年积累了多少工分，却不能仅凭这个数字判断这个家庭最后能拿到多少现金。

因此必须把两个问题分开：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挣到了多少工分。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工分在这一年、这个生产队里，究竟值多少钱。

前一个问题发生在每天的劳动现场，后一个问题却要等生产队的年度总账才能回答。

工分先衡量劳动，工值再决定这份劳动能够进入家庭多少收入。两者紧密相连，却不是同一个数字。

也正因为如此，同样是十个工分，在不同生产队可能不是同一个价格；即使在同一个生产队，今年的十个工分和明年的十个工分，也可能代表完全不同的家庭所得。

下一步，我们需要继续追问：既然工分是一把尺子，为什么有的人劳动一天记十分，有的人却只有八分、九分？同一个人干不同的农活，得到的工分又为什么可能发生变化？

答案藏在底分、定额、计时、计件和质量验收这些看似琐碎的规则里。

图1　从安排出工到记入个人工分。编辑部依据同期评工记分材料归纳绘制，为机制示意图。⑤

二、同样出工一天，为什么不一定都是十分

“一个壮劳力，一天十分。”

这是许多人回忆生产队生活时最常见的一句话。它并非毫无根据。在不少地方，十分确实被当作一个主要劳动力完成一天劳动的基准。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全国所有生产队都实行统一的“十分日薪”，就会离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

因为十分首先是一种计量标准，不是国家规定的统一工资。

先给人定分：底分怎样产生

按时计工时，生产队往往先要评定社员的底分，也叫基本分。评定时可能考虑年龄、体力和技术，随后再根据实际出勤时间计算当天所得。一个底分十分的劳动力，做满规定工作日，通常可以记十分；底分较低的人，即使出工时间相同，所得工分也可能较少。

这种办法看上去简单，却把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交给了生产队：究竟怎样判断一个人的劳动能力？

体力可以观察，却没有一把随时可用的尺子；技术有高低，却会随农活变化；年龄相同的人，劳动效率也未必相同。底分一旦评定，既影响每天的工分，也可能影响一个家庭全年的分配。因此，评得高低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1961年，《人民日报》介绍上海市宝山县葑溪公社光明生产大队时，记录了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两名社员的基本分分别为九点五分和九分，相差只有半分；但在一次拔小红萝卜的劳动中，两人分别完成了二百八十三斤和一百三十二斤，实际完成量相差一倍以上。⑥

这只是一个生产大队、一次农活的调查，不能代表全国，也不能单凭一次劳动判定两个人长期的勤惰。但它揭示了按时计工的内在难题：底分和出勤时间能够记录“谁来劳动、劳动了多久”，却未必准确反映这一天究竟完成了多少。

如果一个手脚快、技术熟练的人，与另一个完成量较少的人所得工分长期相近，前者就可能觉得多干没有多得；如果只看完成数量，又可能忽略地块条件、农活难度和质量差异。工分制度不得不在简便与精细之间不断调整。

再给农活定价：什么是按件计工

为了让劳动成果与工分联系得更紧，一些地方采用按件计工。

所谓“件”，并不只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在农业劳动中，它可以是一亩锄草、一段沟渠、一定重量的运输任务，也可以是分给个人或作业组的一项农活。生产队先规定完成多少数量、达到什么质量可以取得多少工分，劳动结束以后再据此核算。

这套办法的关键不是“多干多记”四个字，而是劳动定额。

定额定得太低，很容易完成，工分便会迅速增加；定得太高，多数社员难以达到，又会使人失去积极性。不同土地的远近、地块大小、季节和天气，还会改变同一种农活的难易程度。因此，同期材料强调，定额和工分报酬不能一经确定便永远不变，而要结合实际情况修订。⑦

怎样给不同农活确定工分，同样复杂。

重体力劳动是否应当高于轻体力劳动？需要技术的农活怎样计分？农忙时节与农闲时节是否相同？一个人做得快但质量较差，另一个人做得慢却更细致，工分又该怎样记录？

这些问题没有一张可以覆盖全国的答案表。不同生产队只能在当地劳动经验和集体讨论中寻找标准。也正因此，“工分”虽然把各种劳动写成了数字，数字背后却始终存在判断。

数量之外，还要检查质量

按件计工最直观的风险，是只顾数量、不顾质量。

锄草可以很快，但如果伤了庄稼，完成的面积越大，损失反而越大；播种可以赶进度，但深浅不一、行距混乱，账面上的高效率未必能变成收成；挑运和收割也不仅要看数量，还要看是否造成浪费。

因此，按件计工通常还需要检查验收。1961年的宝山调查提到，作业小组可以推选社员协助检查任务完成和农活质量；完成得差、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的，可能被少记工分，甚至要求返工。⑧

到了1978年，四川三台的一则同期报道仍把劳动定额、完成数量和质量评定放在一起讨论。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前夜，怎样让工分更准确地反映劳动成果，依然是基层生产管理中的现实问题。⑨

评工，也是在讨论公平

无论按时还是按件，最后都绕不开公平。

1956年，安徽宣城县一篇讨论农业合作社经营的文章提到，由于缺少详细工作定额，一些地方沿用“死分活记”，不同小组评工有宽有严，结果并不公平。文章提出，应当制定工作定额，并根据某一件或某一段农活完成的数量和质量给予工分。⑩

这份材料形成于农业合作社时期，不能直接代替1970年代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记录。但它让我们看到，工分制度从早期运行开始，就不仅是一个会计问题。

工分关系着一家人年终能够分到什么。谁的底分高一点，哪项农活定额低一点，哪个小组评分宽一点，经过几百个劳动日累积以后，都可能变成家庭收入的差异。

所以，评工也是一场关于公平的日常协商。

它既要承认人的劳动能力存在差别，又不能让评分完全取决于干部或记工员的个人判断；既要鼓励多劳多得，又要避免只追逐数量；既要让规则足够细致，又不能复杂到每天都为几分几厘争执不休。

工分制真正困难的地方，恰恰不在于把一个数字写进账本，而在于怎样让社员相信这个数字大体公道。

然而，即使每天的工分都记得准确、公平，问题仍然只解决了一半。

一个人一年挣下三千分，究竟能换回多少钱？生产队丰收的一年与歉收的一年，三千分是否仍然相同？如果队里副业收入增加，或者生产费用上升，工分的价值又会怎样变化？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离开每天的劳动现场，走进年终的会计室。

在那里，个人工分将与全队收入、支出和总工分相遇。直到这本总账合拢，一个工分的年度价值才真正出现。

图2　生产队劳动现场中的出工登记、完成数量与质量检查。⑪

三、十个工分值多少钱，要等年终总账

假设一个社员在一年里挣了三千工分。

仅凭这个数字，我们仍然不知道他应当得到多少收入。三千分只是这个家庭在生产队劳动账上的累计数。要把它换算成价值，至少还需要知道两件事：生产队这一年究竟有多少可以用于分配的收入，以及全队所有社员一共挣了多少工分。

这就是工值产生的地方。

图3　工值由可用于劳动分配的收入与全队总工分共同决定。编辑部依据生产队分配账目与相关研究归纳绘制，为机制示意图。⑫

总收入并不等于可以分掉的钱

生产队一年的收入，并不是把粮食收进仓、把副业产品卖出去以后，直接按工分全部分给社员。

农业生产本身需要成本。种子、肥料、农药、农具维修、牲畜饲养和机械作业，都可能形成支出。生产队还要承担税费、集体提留以及其他公共开支。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具体会计项目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事实相同：生产队的总收入，必须先经过一系列扣除和留存，才能形成可用于社员分配的部分。

因此，一个生产队看上去收成不错，并不意味着社员的工值一定很高。

如果生产费用增加，或者集体承担的其他支出较多，可以进入分配的部分就会减少；反过来，如果农业收成、副业经营或其他收入增加，而费用控制得相对较低，能够用于分配的价值就可能增加。

工值所反映的，并不只是田里收了多少粮食，而是一个生产队全年经营结果经过总账结算后的压缩数字。

工值是怎样出现的

如果把复杂的会计项目暂时放在一边，工值的基本关系并不难理解：

生产队当年可用于劳动分配的价值，除以全队用于参加这次分配的总工分，就得到一个规定单位工分的价值。⑬

随后，一个家庭全年所得的工分乘以这一工值，形成家庭按劳动应得的收入。

例如，一个家庭全年累计的工分较多，在工值相同的情况下，它的应分收入通常也较高；但如果当年生产队的工值下降，即使家庭所得工分没有减少，换算出来的应分收入也可能下降。

这里还存在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变量：全队总工分。

如果生产队能够用于分配的价值没有相应增加，而全队记下的总工分不断增长，每一单位工分所能承接的价值就可能被摊薄。这也是为什么工分不能只看个人挣了多少。个人账上的分数，最终必须放进全队的分配总盘子里才有意义。

这套关系可以写成一条便于理解的路径：

全年生产经营收入 → 扣除生产费用及规定留存 → 形成可分配部分 → 与全队总工分核算 → 形成当年工值 → 换算各户应分收入。

这是一张机制图，不是全国所有生产队完全相同的会计科目表。不同地方可能使用“工分值”“劳动日值”或“工值”等名称，粮食与现金的分配办法也存在差异。但无论名称怎样变化，工值都不是社员早晨下地时已经标好的价格。

它是年终算出来的。

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一个工分，还是十个工分

历史材料中的数字，常常会在这里制造误解。

有的账表写“每一工分值多少钱”，有的写“每十分工值多少钱”，还有的直接写“一个劳动日”或“一个工日”的价值。如果读者把这些单位当成同一件事，同一个数字就可能被放大或缩小十倍。

张江华利用广西立坡屯一位生产队会计保存的七年资料研究农户经济行为。论文解释，当地通常用一个主要劳动力一天的十个工分作为一个工日来计算工值。文中所列1975年“工分值0.17元”，指的是十个工分的现金值为0.17元，而不是一个单分价值0.17元。⑭

换句话说，如果离开原论文的单位说明，只摘出“工分值0.17元”这几个字，就很容易把数字理解错十倍。

这也提醒我们，不能随手收集几个地方的工值，排成一张从高到低的表，再据此判断哪里的农民更富裕。

比较工值之前，至少要先核对：

•　它指一个工分、十个工分，还是一个劳动日；

•　它是生产队、生产大队还是其他层级的核算数字；

•　它对应哪一年；

•　它是否包含实物折价；

•　它使用的是总收入、可分配收入，还是某一类分配金额。

单位没有核清，数字越精确，结论反而可能错得越远。

同一个生产队，工值每年也会变化

河北清苑一个生产队留下的连续账目，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变化。

研究者整理了该队1974年至1980年的实物分类明细账、分配总决算表和部分现金账。其中五个可以核对总决算的年份，工值统一按照“每十分”记录：1974年为0.592元，1976年降至0.518元，1978年升到0.635元，1979年达到0.746元，1980年又回落到0.522元。⑮

这些数字来自河北一个村庄的第9生产队，不能当作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1980年的账面数字还受到家庭承包推进的影响，也不宜与此前年份作机械比较。

但这组连续账目至少证明了一件事：即使地点没有变、核算单位没有变，十个工分的价值也不是固定不动的。

1976年和1979年，一个“十分工”的账面价值相差约四成四。对社员家庭来说，这意味着仅仅知道全年挣了多少工分仍然不够。家庭所得还受到生产队当年经营和分配结果的影响。

这并不等于把工值变化简单归结为“大家干得好”或者“大家干得不好”。农业生产受天气、土地、投入和技术条件影响，副业收入和生产费用也会变化；账面上的工值，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后的结果。

工值不是最后拿到手的现金

即使工值已经算出，家庭结算仍没有结束。

生产队根据家庭总工分和工值计算出的，是这户按劳动形成的应分收入。但在一年当中，家庭可能已经领过粮食、油料或其他实物，也可能预支过现金。年终决算时，这些实物通常要按照规定价格折款，再与应分收入和往来款项核对。

河北第9生产队的连续账目显示，家庭应分收入中的大部分价值，可能已经以粮食等实物形式取得。这不是收入被生产队“扣走”，而是劳动报酬的支付形态并不以现金为主。具体的家庭结算数字，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⑯

账面上先有应分款，再减去已经取得的实物折款和其他往来，最终才可能形成余款或亏款。所谓余款，是生产队结算后仍应付给家庭的余额；所谓亏款，则是家庭已经取得的实物、现金或借支超过了按工分形成的应分收入。

因此，工值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日工资”。

一个人一天挣到十个工分，并不意味着傍晚可以拿着当年工值去领同额现金；一个家庭年终应分收入较高，也不意味着这些收入全部以现金形式交到手中。相当一部分价值，可能早已变成粮食进入粮缸，最后只在总账上完成折算。

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标题提出的问题。

一个工分究竟值多少钱？

答案不是一个全国通用的数字。它取决于这个生产队、这个年份、这一套核算单位和这一轮年终分配。离开这些条件，单独说“一个工分值几分钱”，几乎没有完整的历史意义。

算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工分并没有脱离集体经营而独自存在。它先记录劳动，再与全队一年的收入、支出和总工分相遇，最后才形成工值。

但算出工值仍然不是故事的终点。如果两个生产队只隔着一条路，使用的都是工分制度，它们算出的工值会不会相同？工值较高的生产队，社员是否就一定分到更多粮食、过得更宽裕？即使处在同一个生产队，为什么有的家庭年终有余款，有的家庭仍然亏欠？

下一篇，我们将把目光从生产队的总账移向普通人的家庭账，看同样的工分为什么会变成不同的生活。

资料与注释

文中序号与以下资料逐条对应

① 开篇场景依据同期评工记分材料概括复原，不对应某个具体村庄或具体人物。参见刘刚：《谈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按件计工》，《人民日报》1961年8月4日第7版；《三台县委采取坚决措施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政策——纠正劳动计酬上一锅煮一拉平的现象》，《人民日报》1978年5月30日第3版。

② 刘刚：《谈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按件计工》，《人民日报》1961年8月4日第7版。

③ 同上。

④ 崔峰：《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9日第3版。该文形成于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本文仅用它说明劳动定额与评工宽严问题的制度沿革，不将其直接视为1970年代全国生产队的统一实践。

⑤ 图1为编辑部机制示意图，主要依据刘刚《谈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按件计工》（《人民日报》1961年8月4日第7版）及《三台县委采取坚决措施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政策——纠正劳动计酬上一锅煮一拉平的现象》（《人民日报》1978年5月30日第3版）中关于出工、计时计件、劳动定额、质量验收和评工记分的记载归纳绘制，不代表各地生产队均采用完全相同的流程。

⑥ 刘刚：《谈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按件计工》，《人民日报》1961年8月4日第7版。文中案例来自上海市宝山县葑溪公社光明生产大队。

⑦ 同上。文中指出劳动定额和工分报酬需依据土地远近、地块大小、季节忙闲和气候变化等情况及时修订。

⑧ 同上。

⑨ 《三台县委采取坚决措施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政策——纠正劳动计酬上一锅煮一拉平的现象》，《人民日报》1978年5月30日第3版。该文所述为四川省三台县等地的基层实践。

⑩ 崔峰：《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9日第3版。

⑪ 图2画面内容依据刘刚《谈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按件计工》（《人民日报》1961年8月4日第7版）及《三台县委采取坚决措施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政策——纠正劳动计酬上一锅煮一拉平的现象》（《人民日报》1978年5月30日第3版）中关于登记出工、计时计件、劳动定额和质量验收的记载设计。

⑫ 图3为编辑部机制示意图，依据张江华《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对恰亚诺夫假说的验证与补充》（《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99页）及徐卫国、黄英伟《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实物化及其影响——以20世纪70年代河北某生产队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原刊第124页表4）中有关工分值、应分款和生产队分配总决算的材料归纳绘制。

⑬ 工值基本关系参见张江华前引文，第99页；徐卫国、黄英伟前引文，原刊第124页表4及相关说明。本文将其概括为便于理解的机制关系，不将其视为全国各地完全一致的会计科目表；不同地区对“工分值”“劳动日值”或“工值”的名称和单位可能存在差异。

⑭ 张江华：《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对恰亚诺夫假说的验证与补充》，《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99页。论文说明立坡屯1975年所称工分值0.17元，是一个主要劳动力工日、即十个工分的现金值。

⑮ 徐卫国、黄英伟：《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实物化及其影响——以20世纪70年代河北某生产队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原刊第124页表4。数据库题录页码与原刊页脚存在整体相差两页的情况，本文按原刊实际页脚著录。

⑯ 同上，第124页表4。该表记录连续27户在五个完整总决算年份中的实物折款、应分款、余款、亏款与现金收入；具体比例将在下篇家庭结算部分展开。

激荡四十年

沿着历史进程，讲清普通人的劳动、机会与家庭财富如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