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韩国著名从军记者李蕙馥，曾是一名侵华日军机枪手

1945年8月10日清晨，满洲南部驶往公主岭的军用列车里，一名穿旧军服的朝鲜青年正捏着一张回乡许可，他叫李蕙馥，22岁，身高近一米八，在日本关东军里被安排操纵重机枪。几小时前，苏联红军三路突进，他所在的“北方派遣军衣支队”已被打散，战败的阴影像车窗外的荒原一样无边无际。

时间拨回两年前。1943年夏，汉城宝城大学商科二年级的李蕙馥被迫应征。北平郊外的集训场，他因为个子高，被选作重机枪手。“要挺胸，子弹不要省！”教官的一嗓子像铁钩钩在空气里。机枪手通常摆在火力交汇点，最容易招来八路军的狙击，他也多次在土墙后看着战友倒下。

1945年春，部队调往南满，开始练习用手榴弹贴身炸坦克，人人心里都明白，这意味日本已无胜算。李蕙馥抓住机会，凭借商科背景转去长春陆军会计学校，试图避开前线。某日，校中一名大佐苦笑：“全班就两支步枪，拿什么挡苏联坦克？”这句话让他更加坚定要自保的念头。

苏军攻势来得比想象快。被俘后，他被关在铁丝网围出的临时营地。日军军官威吓说：“逃出去就会被中国人打死。”可当他得知即将被押往西伯利亚时，深夜喊一声“太君，再会了！”便翻墙而去。换上从东北老乡那儿换来的破棉衣，他在公主岭朝鲜人协会的帮助下挤上通往新义州的闷罐车。

抵达新义州，衣衫褴褛的他被街边小贩驱赶，只得一路乞讨、打短工，绕开苏军哨所，步行至三八线。那天黄昏，他趁暮色溜进汉城昌信洞老宅，父亲李寅求医生看到他，激动得只说了句：“你活着就好。”五天后，他因暴饮暴食阑尾炎发作，又被送进手术室，险些丢命。

秋天，他重回母校——已被改名为“庆城经济专科学校”的宝城大学。院长当场递上一纸毕业证，算是弥补遗憾。校内左右翼学生在礼堂混战的场景，却让他彻底打消了留校念头。走出校门，他在乙支路一根电线杆上看到《共同日报》招记者启事，心头一动，报名考试，百人取五，他榜上有名。社会新闻的奔波，让他练就了敏锐笔触，也让上级注意到这位文字煽动力极强的新兵。

1949年秋，韩国国防部决定从各大报社挑选二十名编辑、记者进行短期军事训练，发给“战地记者证”。李蕙馥与《朝鲜日报》赵昌燮、《东亚日报》崔庆德等人同批结业。讲课的李翰林上校严令：“枪声响时，记者既要活着，也要写得出来。”

1950年6月25日，炮声炸醒汉城。李蕙馥已跳槽《京乡新闻》，依旧持有战地证。当晚，他随威利斯吉普突赴东豆川采访第一师团。联队长胸脯拍得震天响：“放心，三天就把他们赶回去！”他当夜写下“国军奋战，侵略者必败”通栏标题，报纸一清晨售罄。可两日后人民军坦克轰然入城，新闻部长金贤洙中校中弹身亡，前线联络全断，李蕙馥仓皇躲进明伦洞老屋。

彼时，《解放日报》的招募令已在街头散发，同为从军记者的李模劝他“顺势而为”。李蕙馥冷汗直冒，转身连夜逃往郊外老宅，把那本反苏小说《再见，苏联》连同战地证一并埋进柴火，火光映着夜色，他暗暗发誓：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10月，韩军反攻推进到黄海道。搜救队在村里认出他，他随车回到汉城，一见安正植少校即要求再赴前线。少校笑着把手一挥：“目标平壤！”李蕙馥与《东亚日报》金振燮等三人坐进缴获的苏联吉普。19日上午，大同江浅滩烟尘弥漫，白善烨率先过江，参谋长石柱岩的车却被地雷掀翻，双腿当场粉碎。市区几乎空无兵力，李蕙馥写下“平壤光复”的稿子，连夜押送回汉城印刷，又带五百份报纸折返北上沿途散发，国防部额外批他两万韩元差旅费。

板门店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军为记者准备了“和平列车”，五节卧铺车一字排开。1951年12月9日，他在会场外看到一名佩“特工”字样的人民军少校，正是大学英语老师金东石。对方挑衅似的开口：“你们真认为能赢吗？”李蕙馥压低声音：“老师，战争之外，总还有一句问候吧。”走到帐篷背面，气氛缓和许多。金老师透露多名文化人已在撤退途中被肃清，两人不由沉默。

1952年6月25日，他领到战争纪念徽章；1955年获金星花郎功绩奖。荣誉并未让他停笔。1958年金门炮战，他又被派赴前线，同行的崔秉宇当场被炮弹夺命。李蕙馥在战壕内咬牙写稿，回首一片火光，心底却腾起熟悉的使命感。

多年后他评点战时审查：“有些真相，被墨汁涂得太厚。”读到玛格丽特·希金斯记录美军溃败的《朝鲜战争编年史》，他哑然：“我们写不出，那才是真相。”

1968年，停战十五周年，59位老战地记者重聚，成立“从军记者友好俱乐部”。四十余年倏忽过去，到2010年，健在者仅剩五人。2013年，李蕙馥离世，享年90岁；从机枪手到记者，半生颠簸，他用打字机记录下战争，也被战争改写了自己的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