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395年六月，凤阳城外的冯家祠堂传来密信：宋国公冯胜须即刻整装，候旨自裁。不见金殿怒诏，也无刑部审讯，一份黄绫赐死敕书，宣告了这位“功臣庙第三位”将军的终点。街巷私语四起：这么大的功劳，怎么说杀就杀？冯胜到底冤不冤？要搞清这个问题，得把时间拨回到三十多年前。
元末天灾频仍，群雄并起。1355年冬，定远县书生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以读过《孙子》、略通兵事，自据妙山招纳乡勇。次年春，朱元璋自和州北上，与兄弟二人一见如故，言之投契。传说朱元璋问：“天下可定乎？”冯国用答：“先据金陵为根，再示以仁义，四方自服。”这番话说进了朱元璋心里，随即封为谋士，授亲军都指挥。
冯国用三十六岁便殁于绍兴前线，朱元璋痛哭，亲祭鸡笼山。幼侄冯诚尚小，指挥印信落到弟弟冯胜手里。从此，这位原本只善于冲锋的“国胜”改名“冯胜”，在铁与火中迅速成长。1360年太平之役，他与常遇春分列伏兵，两次猛扑把陈友谅打得溃不成军；鄱阳湖决战，他率舰逆流燎烧，逼得号称六十万水军的吴王丢盔弃甲。朱元璋提笔记下：“胜可任大事”，擢为亲兵都护。
战场上，冯胜一向敢打，然而锋芒毕露必有代价。攻高邮时，他轻信对方诈降，先遣百余锐士入城，横死城头。朱元璋火冒三丈，杖责十军棍，勒令步行回前线。冯胜羞怒交加，勒马再攻，终与徐达合兵拔城，这才赎了过。但从此，太祖的账本记下了“轻敌”一笔，没勾销。
1366年到1368年，冯胜随徐达北上。潼关、汴梁、太原、平阳……旗开得胜，俘右丞、左丞，北元王保保都被打得节节败退。洪武元年，冯胜被列入功臣庙，位次仅在徐达、常遇春之后，封宋国公。按理说，这是封刀挂印、保享富贵的好时机，可他偏不愿收敛。
洪武二年，关中既平，朱元璋令冯胜镇守庆阳。战马未歇，他嫌边地荒凉，竟擅自引军回京。太祖震怒，削赏金，口头警告。与此同时，冯胜在军中私蓄良马、贪占降人财货的小道消息，也陆续传到奉天殿。表面风平浪静，暗处杀机已埋。
更糟糕的是家事。冯胜两位女婿，一个是郑国公常茂，一个是周王朱橚。前者性情骄横，后者手握重兵。洪武二十年出征辽东，常茂因误伤归降的纳哈出，被冯胜参劾，反咬一口揭出岳父贪墨马匹、逼娶降将之女等旧账。朱元璋借机褫夺冯胜大将军印，让他回凤阳养老；常茂也被贬岭外。翌年，周王不告而行，南下探望岳父，此举深深触动太祖敏感的神经。
同一时期，另一位战神蓝玉因桀骜遭到致命打击。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席卷万五千人，朝堂风声鹤唳。朝中资历最高、坐拥宗室姻亲的冯胜成了众人想也不敢想的大“尾大”。有人进言：“宋国公养生待罪，未必无他。”朱元璋沉默不语，却悄悄让锦衣卫重启旧案，把冯胜昔日数宗“轻违诏令”的琐事摞在一起。
洪武二十八年春，内侍持册封诏书抵凤阳：赏赐黄金千两、钞百贯、白绫三端，“赐尔自尽，以彰典宪”。冯胜苦笑，“吾以马革裹尸自许，岂料竟折戟于家中？”说罢伏剑而卒，终年六十三。诏书还规定：冯氏子孙无袭宋国公，家产入官。至此，功臣庙第三位，只剩牌位陪着他昔日的战马与铠甲。
冯胜冤不冤？若只看那道赐死诏令，确实没列明死罪，似乎“无辜”。可若把他三十余年行事逐一摆开，答案并不暧昧：擅离防区、私占战马、逼娶降女、结交强藩，句句都踩在朱元璋雷点上。太祖的性情，连谨慎如徐达、低调似汤和都步步惊心；冯胜却频频冒头，还让亲家与藩王搅在一起，说他“糊涂”恐怕不为过。
朱元璋手刃功臣，固有猜忌；冯胜数度犯禁，也是事实。刀剑不长眼，圣心更难测。辽东的冰雪消融后，再无宋国公的战马嘶鸣，唯留下“功高不赏”的残酷注脚：在开国皇帝的棋盘上，将军能攻城，但终究是棋子；当己方的子嗣需要安稳继位，这枚棋子随时可能被收掉。冯胜的结局，与其说是冤，不如说是他从未掂量清楚自己在皇权面前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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