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九五年那年我十九岁，高考落榜，家里实在供不起我复读，父亲叹了半宿的气，第二天一早把我送上了去镇上的拖拉机。那时的镇子不大，一条主街铺着坑洼的柏油路，两旁是错落的砖房和低矮的平房。带我出来的同乡王叔在镇上开了一家汽修铺，生意还算红火，正好缺个能吃苦的学徒。
到了镇上，王叔先领我去面馆吃了一大碗加了肉帽的汤面。吃完饭，他抹了抹嘴，递给我一根烟。我摆摆手说不会抽，他笑了笑，自己点上，抽了两口后，神色变得有些严肃。他告诉我，铺子里没有住的地方，他托人给我找了个落脚处，每个月从我工资里扣十块钱当房租。
我连连点头，觉得十块钱很便宜。王叔吐出一口烟圈，盯着我的眼睛说，房东是个寡妇，姓林，男人前两年在采石场被石头砸没了，留下个四岁大的儿子。她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愿意腾出一间偏房租给你，也是为了补贴家用。
你小子血气方刚的，住进去后一定要注意分寸，平时少说话，多干活，别去招惹是非，更别让人家背后指脊梁骨。我听得心里一紧，脸瞬间涨得通红，连忙向王叔保证，自己就是来挣钱的，绝不会有半点非分之想。
随后我跟着王叔来到林姐家，那是一个带院子的老房子。院墙是用红砖砌的，墙头上还插着些防贼的碎玻璃。推开院门，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靠墙种着一棵粗壮的枣树，树下有一口压水井。
一个穿着碎花衬衫、头发简单绾在脑后的女人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听到动静，她站起身，双手在围裙上局促地擦了擦。
林姐那年她大概二十七八岁，因为常年操劳，眼角已经有了细微的纹路，但五官很端正，透着一股农村女人特有的坚韧。她的腿边躲着一个瘦小的男孩，正怯生生地用大眼睛打量着我。
王叔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回铺子了，院子里只剩下我和林姐，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我紧紧攥着手里那个破旧的帆布包，手心直冒汗。林姐指了指西边的那间偏房，声音不大但很干脆地说，你就住那屋，里面有张床和一张桌子，被褥是你王叔提前拿来的。
以后你用院子里的压水井洗漱，厕所在后院。还有，晚上过了八点，最好别出你那间屋子，免得邻居看见了说闲话。
我连连点头，像个接到指令的新兵，闷头走进了西厢房。房间很小，透着一股常年不见阳光的霉味，但收拾得很整洁。我把帆布包塞到床底下，坐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孤独。
汽修铺的活儿很累，每天都要和废机油、生锈的螺丝打交道。我常常要在车底下一躺就是半天，弄得满身都是黑乎乎的油污。晚上回到林姐家的院子，我总是轻手轻脚的。院子里黑漆漆的，只有主屋的窗户透出微弱的黄光。
我会在压水井旁草草洗去身上的油污，然后躲进自己的屋子，啃两个白天买来的冷馒头，喝口凉水对付一顿。
一开始我和林姐一家就像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陌生人，我们很少说话，偶尔在院子里碰见，也只是生硬地点点头。她防备着我，我也谨记着王叔的叮嘱，生怕自己的一举一动越了界。
打破这种僵局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天阴沉得厉害，风卷着落叶在院子里打转。我正在屋里补我那条磨破了膝盖的帆布裤，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焦急的挪动声。
推开门一看，林姐正吃力地往屋里搬院子里晾晒的煤球。几十块煤球，要是被雨淋透了，这个冬天她们娘俩就得挨冻。她力气小，搬得慢，急得额头上全是汗。
我没多想，扔下针线跑了出去。我一声不吭地抱起地上的煤球板，大步流星地往屋檐下搬。林姐愣了一下，想要阻拦，但看着豆大的雨点已经砸了下来，便没出声，跟着我一起搬。
雨越下越大，砸在瓦片上劈啪作响。等我们把最后一块煤球搬进廊下时，两个人身上都淋湿了。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冲她憨厚地笑了笑，转身准备回自己屋。
“那个……”她突然叫住我，声音有些犹豫，“你换件干衣服，锅里有热汤，我给你盛一碗端过去吧，淋了雨别感冒了。”
那是我搬进来两个月后，她对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话。那天晚上，我端着那碗飘着几朵葱花、卧着一个荷包蛋的热汤，眼泪差点掉下来。离家这么久，每天吃的都是干冷的饭菜，那碗汤的温度，顺着喉咙一直暖到了心底。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气氛缓和了许多。我不再只是个躲在西厢房里的租客。下班早的时候，我会顺手帮她把院子里的水缸挑满，或者帮她把劈不动的硬木柴劈好码整齐。
她依然不怎么和我说话，但每天早上我去上工前，总会发现压水井旁的石板上，放着两个热乎乎的杂面馒头，或者一小块腌好的咸菜。
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谁也没有戳破这层窗户纸，只是用最朴素的行动，交换着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小宝后来也不再那么怕我了，有时候我坐在门槛上拿木头给他削小手枪，他会隔着两三米的距离，蹲在地上眼巴巴地看着。等我削好了放在地上走开，他就会像只小猫一样跑过来捡起玩具，然后在院子里欢快地跑。我听着他的笑声，看着林姐在厨房忙碌的背影，心里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安宁。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一场又一场。临近春节的一个半夜，我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窗声惊醒。
“大兄弟！大兄弟你醒醒！”林姐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