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他给日本捐款74万，还送去40架战斗机，曾获天皇亲自接见，晚年却被枪毙！
1894年7月下旬，旅顺口外刚打完一轮海战，残破的桅杆漂在水面上，岸边却有人在低声议价。那人叫张本政，29岁，一身短褂已被海风吹得褪色，他盯着不远处停泊的日本小炮艇，眼里闪着算计的光。就是在这股硝烟味里，他迈出了与日本特务联手的第一步。
张本政出生在1865年的水师营，穷得叮当响。赶海、打短工、帮人推磨，样样干过，却捞不着活路。偏偏甲午战火打开了一道“门缝”。高桥卫兵等日本特务急缺熟悉地形又识字的本地人，张本政自认为抓住了“天赐良机”。“价钱翻三倍，情报明晚送到。”他轻描淡写地开口，高桥没有还价，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这样，一份清军炮台布防图当天夜里就躺进了日军司令部的保险箱。
拿到第一笔酬劳后，他立刻在威海进了盐场，又假借运盐之名跑遍胶东各港。盐车里塞的却是测绘工具和暗语本。有意思的是，清军几次调防刚落成形，日本军舰就恰好抵近，这背后的“手脚”外人看不见，却让他尝到了甜头。几年间，张本政攒下了远超过去二十年的全部收入。
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东北的野心暴露无遗。张本政索性把身份从“线人”升级为“合伙人”。大连张德禄旗下的“德合洋行”因战乱资金链断裂，他趁机与日本宪兵部一起逼债，低价吞下船坞和三条货轮。张德禄无奈哀求：“留条活路吧。”张本政冷笑一声：“生意讲价，哪来活路？”一句话断了对方念想。
1906年，他把产业整合成“政记公司”，旋即改组为股份制，背后真正的股东却是关东军后勤部。按现在的说法，资本与枪炮捆在了一起。船多了，航线广了，日本军需物资想走海上捷径，自然少不了他的运力支持。货舱口贴着面粉标签，实际装的却是炮弹和军服。水手发现端倪，有人敢反抗，他立刻将其交给宪兵。马吉盛就是其中一位，被押走后再也没回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航禁令让大部分华人船主停业，他却越跑越忙。那年冬天，他凑出74万元大洋，外加40架旧式战机，全部送到日本航空本部。东京方面不吝赞赏，把他请进宫门，会见时年已五十多岁的昭和天皇，并授予五等旭日章。周围人议论纷纷，他却对亲信说：“勋章是敲门砖，生意才是根。”
听到这话，副手忍不住提醒：“可咱们终归是中国人。”张本政摆手：“别说空话，银元才不会分国籍。”短短一句，道尽他的立场。
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的船队承担了朝鲜至广州大批战略物资运送；同一条航线上，却把从广西收购的樟脑、锡矿往北倒卖，价差惊人。不得不说，这一时期他的财富膨胀速度堪比印钞机。根据大连市公议会存档，他陆续兼任四十九个殖民当局授予的职务，从商会理事到红十字副会长，一人身兼数角，坐在高背皮椅上指点江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连街头鞭炮响成一片，张本政却神色复杂。他明白靠日军撑起的伞骨已断，便私下联络旧部，筹划“自卫队”。“局势乱，咱得自保。”这是他对部下的解释。可这支百余人的队伍没来得及成型，新成立的大连民主政府迅速接管全城，他被捕入狱，家产冻结。
当年司法机关依据《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他有期徒刑，同时没收全部资产。旁听席上，有老船员拍手叫好，也有人感叹“法外开恩”。原因很简单，判决书提到：犯时高龄，且主动交待部分事实，可从轻。可惜他并不满足。1947年3月18日，借看病之机逃往天津，随后辗转上海、广州，最后藏身塘沽一栋仓库后院。他总以为风声会过去。
1951年春，公安人员循线摸到线索，把这位86岁的逃犯押回沈阳，随后移交军事法庭复审。审讯室里，检察官展开厚厚一摞档案，他再无辩解余地，只说了一句：“我只是做买卖。”检察官反问：“卖的可是民族前途，你可明白？”他低下头，没有再出声。
6月10日清晨，刑场设在沈阳近郊。行刑前，执行人员照例询问遗愿，他沉默片刻，摇了摇头。枪声过后，尘埃落定。张本政这条以战乱起家、以财富登顶，也因背叛国家而覆灭的曲线，划上了终点。随后公布的财产清册显示，船只、房产、金条以及各类票据价值难以估算，全部充公入库。档案里特地附注一句：此案提醒后人，侵略者的黑伞不会撑一辈子，雨停时，总要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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