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曾是恶行累累的特务，41岁逃亡台湾，84岁竟在街头公开称赞共产党，这是如何发生的？
1949年5月23日凌晨，细雨淋湿了上海龙华机场新铺的水泥地，一串卡车的马达声在灰暗中回荡。车厢里捆着二十多名被打得血迹斑斑的政治犯，他们还没来得及见到天亮就被拖向跑道尽头。站在远处的一位瘦高军装男子只说了句：“动手。”枪声密集如雨，随后，他掉头钻进一辆吉普，车灯在雾气里划出一道白线。那个人就是毛森，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这一年他四十一岁。
他的名字曾不在族谱里。190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的他，家里世代务农，贫困到连入学的学费都要典当家当凑齐。16岁那年，他冒用了同乡“毛善森”的名额混进衢州八师。有人质疑，他笑着摊手：“名字只是个符号，能活下去才重要。”一句话，刻下他往后行事的底色：能活就行，至于方法，日后再算。
1934年，戴笠在南京筹建军统局，需要“敢下黑手又能守口如瓶”的干部。毛森被毛人凤一纸调令带到杭州，成了最年轻的行动队干员。第一次任务是在西湖边刺杀一名“疑似赤匪”交通员。夜色中，手枪枪口抵住对方后脑，他听见自己心跳如鼓，却没有迟疑。事成返队，他得到一句评语——“够狠，能用”。从此职务一升再升，1936年主持杭州站，1937年转战上海，兵荒马乱的都市给了他更大的舞台。
抗战爆发后，军统对外打汉奸、对内剿“赤色细胞”，双线并行。苏北冬季清乡最能说明这种矛盾：表面是肃清日伪势力，暗地里却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地下网络。毛森亲自盯着作战地图，用红笔在村名上打叉。三天三夜之后，河沟里漂满尸体。同行质问他：“何必赶尽杀绝？”他冷冷回一句：“别人不死，我们就得死。”这种生存逻辑，后来贯穿了他的整个军旅生涯。
1942年春，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突然把他扣下。日伪和军统斗法，他成了牺牲品。狱中，毛森用香烟纸写下暗号，经牢头递到外面；三个月后，狱警深夜被买通，“钥匙在桌上，自己看着办。”他从排水沟爬出，自此更加确信：枪口与金钱是世上最可靠的通行证。
回到重庆后，他被任命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区指挥官，肩负训练特工、搜集日军情报之责。与美军军官合影时，他故意站在最前排，笑得极为自信。有人敬酒：“毛处长，打完日本人再打谁？”他放下杯子：“谁挡路，就打谁。”1945年胜利钟声未落，国共谈判已然破裂，他的枪口果断转向原本并肩抗敌的战友。
时间回到1949年5月。共军围城，蒋介石急电上海：“宁毁不留。”毛森奉命清“叛徒”，李白、秦鸿钧等几十名地下党员被轮番拷问。李白在刑场前高呼：“历史会审判你！”毛森没有回头。5月27日，他登上军机飞往台北，口袋里塞着两枚折损的铜板——据说是他亲手从死刑犯脚边捡起的，象征“一命两命，押对赌注”。
但赌局很快翻盘。1956年，台湾当局肃清军统旧部，他被迫交出情报处长职务，迁往基隆小屋，靠经营小木器铺糊口。有人探望，他苦笑：“刀太快，容易割伤主子。”1968年，他随家人移民纽约，日日在华埠餐馆后厨数现金，曾经的少将肩章早成抽屉里一截褪色布。
美国的冷冬很长，他却开始给故乡写信。1981年第一封信寄到江山中学，上面只有两句话：“请收下五千美元，为孩子们添几本课本。山河未远，人心相连。”家乡干部初见署名“毛森”，一度以为是恶作剧。几轮核实后，捐款到账，校门口挂起红色横幅，却没提他的过往。
1992年5月，浙江省方面批复同意其探亲申请。回到江山那天，八十四岁的老人撑着手杖站在老祠堂前，看见当年的同窗后裔忍不住哽咽：“对不起，那年我夺了别人的名字。”乡亲答：“过去翻篇了，你自己得过得去。”他忽然跪下，声音颤抖：“共产党把家乡搞得这么好，我没脸回来。”这一幕很快传遍小城，议论纷纷：有人痛骂“装腔作势”，有人感叹“世事难料”。
不久后，他重返纽约，写下最后一封信，仍旧是寄书寄钱。10月，心脏病突发离世，终年八十四岁。噩耗传到江山时，新修的小学操场上孩子们正在练跳远，他们不认识“毛森”这个名字，只知道校图书室叫“善森阅览室”。在那些稚嫩的目光里，历史的锋刃已沉入尘埃，而尘埃下面，依旧埋着一道深深的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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