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之女晚年披露尘封往事:蒋介石本打算饶恕杨虎城,张学良私自的一个决断,致使杨家几十口人生命运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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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西安事变》《杨虎城》《张学良》《宋振中》词条、《杨虎城将军传》、《西安事变纪实》、《杨拯坤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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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6日,重庆歌乐山戴公祠,入夜之后四周一片死寂。

这一带是军统关押政治犯的秘密据点,松林茂密,地势偏僻,外头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里面关着什么人,也不知道里面发生着什么事。

就在这个夜里,几声枪响过后,杨虎城将军与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连同秘书阎继明、副官张醒民,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杨拯中,1940年生,遇难时8岁。杨拯贵,1943年生,遇难时6岁。

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6岁,从出生起就在监狱里长大,没见过几次外面的世界,就这样跟着父亲一起去了。

同年11月27日,也就是重庆解放前夕,渣滓洞发生了大规模屠杀。

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宋绮云、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以及他们年仅13岁的儿子宋振中,在那一夜相继遇难。

宋振中,就是后来《红岩》小说里"小萝卜头"这个人物的原型,他进监狱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出来的机会,一直没有等到。

这些事在当时无人知晓,直到重庆解放之后,随着大量军统档案被清查,杨虎城遇难的经过才慢慢浮出水面,一点一点被后人拼凑还原。

时间又走了将近三十年。

杨虎城的长女杨拯坤,在父亲被平反之后,开始系统整理那段家族往事,陆续接受采访,把她所知道的、所经历的,一件一件说了出来。

她披露的内容里,有一条让很多研究者反复关注——在杨虎城漫长的羁押岁月里,曾经有过不止一次可以谈条件的机会,而整件事的走向,要追溯到1936年12月25日那个冬天的上午,追溯到张学良只身登上那架飞机、杨虎城独自留在西安机场的那一刻,从那一刻起,两个人的命运,就此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再也没有交汇过。



【一】从蒲城穷小子到西北一方人物

要把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搞清楚,得先把杨虎城这个人说明白。

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孙镇甘北村。

家里穷,是真穷,不是那种日子过得紧巴但还能凑合的穷,是那种随时可能断炊的穷。

他的父亲杨怀福,因为参与哥老会活动,被清廷杀害,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靠着左邻右舍接济,勉强度日。

这样的出身,决定了杨虎城走的路,从一开始就跟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完全不同。

辛亥革命前后,杨虎城18岁,已经开始在陕西地方武装里打拼。

那个年头,陕西的地方武装派系林立,能打仗、能服众的人,才能在这个圈子里站稳脚跟。

杨虎城在陕西靖国军里逐渐打出了名堂,跟着孙中山的旗帜走,参与了护法运动期间陕西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实战里一步步积累起自己的根基。

1924年,杨虎城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率部参加北伐。1927年,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路军,本人升任总指挥。1929年,出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930年,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到1930年代初,杨虎城在陕西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

第十七路军就驻扎在关中、陕北一带,是当时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地方军事力量之一。

但杨虎城跟南京中央政府之间,始终有一道若有若无的裂缝。

这条裂缝的根源不复杂——嫡系和杂牌的差距。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论武器装备、论军饷供给,跟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比,差着一截。

武器差、钱少,打仗的时候还得往前冲,时间长了,谁心里都会堆着情绪。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种情绪开始有了更具体的指向。

日本人在东北的动作越来越大,华北局势一天紧似一天,而南京方面的基本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主要精力放在对苏区的军事围剿上。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驻扎陕西,跟红军长期对峙,仗打得消耗极大,补给却时常不足,底下的官兵心里憋着劲,却找不到地方发。

这种情绪,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里,比杨虎城这里还要重得多。



【二】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个走到一起的人

张学良,字汉卿,1901年6月3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人称"少帅"。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业,执掌东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出关外,东北三省随之沦陷。

张学良带着十几万东北军,背井离乡,入关之后辗转驻扎于华北、西北各地。

到1936年,东北军大部移驻陕西,官兵们天天面对的是同胞,打的是内战,而家乡早已在日本人手里。

这个仇,这口气,东北军上上下下都憋着,憋了将近五年。

1935年秋,张学良奉命移师西北,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驻节西安,这一来,张学良和早已驻扎在陕西的杨虎城,就成了并肩共事的搭档。

两个人,一个是丢了家的东北人,一个是守着西北的陕西人,在西安共事,时间长了,思想上慢慢走到了一块儿。

两支部队的将士,心里怀着的那口气,方向也是一样的——都想打日本,都不想再打内战。

1936年4月,张学良亲赴延安,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这是张学良与中共之间一次重要的直接接触。

双方达成了若干秘密协议,核心是停战合作、共同抗日。此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与中共代表保持着秘密联络。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亲赴西安,目的是亲自督促加快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

他住在临潼华清池,每天召见将领,部署军事行动,态度相当坚决。

张学良、杨虎城先后多次向蒋介石当面进言,请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均遭拒绝,有时候甚至还被当面训斥。

12月9日,西安城里爆发了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打出的旗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学生队伍准备前往临潼面见蒋介石请愿,张学良奉命出面阻拦,在城外与学生当面对话,现场气氛极度激烈。

这件事让张学良的内心受到了强烈冲击。

12月11日夜,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秘密会面,最终下定决心,决定采取行动。

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一部奔赴临潼华清池,第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同步行动,控制了西安的主要交通要道和要害部门。

华清池这边,蒋介石在枪声中惊醒,从卧室后窗翻出,跑向骊山后坡,藏身于一处石缝之中。

被搜山部队发现时,他背部受伤,脊椎损伤,光着脚,站在12月西北的寒风里。

同日,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人士;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通电发出,举国震动。

南京方面迅速分裂成两派。

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立即武力讨伐,调集空军和地面部队准备进攻西安;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另一方,坚决反对动武,担心军事行动会直接危及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两方为此争执不休。

共产党方面,中央在接到消息后迅速研究对策,决定派周恩来赴西安,以第三方身份参与调停谈判,力主和平解决。

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方面来人展开多方谈判。

宋美龄、宋子文先后飞赴西安,以家属身份斡旋。

蒋介石在华清池休养期间,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谈话,双方来来往往,谈了将近两个星期。

最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方;停止"剿共"军事行动。

蒋介石没有在任何书面文件上签字,但口头表示接受了这些条件。

12月25日,蒋介石被正式宣布释放,准备乘飞机返回南京。



【三】那架飞机,和张学良的独自决断

12月25日上午,西安机场,寒风未散。

就在飞机准备起飞之前,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发生了一次分歧。

关于这次分歧的具体经过,在《西安事变纪实》以及多位亲历者的回忆录中均有记录,杨拯坤晚年的陈述也多次涉及这一细节。

杨虎城的意见,是两个人一起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

他的考量非常直接:两个人共同发动了这件事,善后也应当一起扛。

一个人独去,风险太大;两个人同去,处置起来顾虑更多,变数也更多,反而相对安全一些。

张学良的决定,是自己单独前往。

他的想法是:事情是他主导的,他应当亲自担责;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是表达诚意的方式,以诚意换诚意,蒋介石会念这份情分的。

杨虎城不赞成。

据杨拯坤的陈述,父亲在这件事上,明确表达过不同意张学良独自前往,两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意见分歧。但张学良最终坚持了自己的判断,没有改变决定。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登机,飞机从西安机场起飞。

杨虎城留在西安,目送那架飞机消失在西北的天空里。

飞机抵达南京之后,局面急转直下。

张学良随即被扣押,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

1937年1月4日,经特赦,宣布恢复张学良公民权,但实际上他被置于软禁状态,此后再未踏上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土地。

张学良就这样从西安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了。

杨虎城留在西安,没有了并肩的盟友,没有了可以依托的外部力量,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

1937年2月,第十七路军番号被正式撤销,部队被改编整合进其他序列,杨虎城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随之全部瓦解。

军饷来源随后也出现问题,嫡系干部被逐一调离,几个月之内,整个第十七路军的体系,被彻底拆散。

到1937年6月,杨虎城无兵可带,无地可守,在西安再也立不住脚了。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以"出国考察"的名义离开西安,携妻子谢葆真及部分随行人员,踏上了欧洲之路。

这一走,看着像是主动出访,实则是被迫出走,是在西安完全待不下去之后,唯一还能走的那条路。

他先后到访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

在这段时间里,有人通过秘密渠道向他传递了一个意思——只要杨虎城愿意公开表态,承认西安事变是"一时冲动",并表示悔过,就可以回国,既往不咎。

这个条件,杨虎城没有正面回应。

他在欧洲滞留一年有余,跟国内来来回回联络,始终没有结果。

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这个消息传到欧洲,彻底改变了杨虎城的决断——他是军人,打仗是本行,国家都打起来了,他在欧洲待着,于情于理说不过去。

他开始密集向国内发电报,请求回国效力,愿意上前线参加抗日战争。

电报发出去之后,得到了回音,允许他回国。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携妻子谢葆真、秘书宋绮云、宋绮云之妻徐林侠及幼子宋振中,从欧洲取道香港,踏上归途。

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杨虎城以为等着他的,是战场和军装。

然而,舷梯刚刚落下,等在机场的军统人员便迎了上来,将杨虎城一行人当场扣押,这一扣,就再也没有放开过。

往后的十二年,杨虎城辗转关押于南昌、湖南郴州、沅陵等地,妻子谢葆真在羁押中精神崩溃,于1947年在关押地离世,年仅38岁,宋绮云一家被转押重庆,幼子宋振中在渣滓洞的牢房里从孩童长到了少年,而杨虎城自己,则在一次次谈话和一次次拒绝之间,慢慢走向了1949年9月6日那个夜晚。

而他究竟拒绝了什么,那些谈话里到底说了什么,杨拯坤后来披露的内容,远比外界所知道的更为具体,也更让人久久难以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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