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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Kelly详述Abbott、Turnbull和Morrison联盟党政府的文章，仅凭标题便已点出澳洲21世纪初繁荣的终章。
《The Twilight of Exceptionalism》从繁荣见顶一年后写起。那时，铁矿石出口价格达到每吨180美元，澳元兑美元为1.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高出三分之一。
这场繁荣是澳洲长达20年经济增长的高潮。期间，澳洲实际人均家庭收入增长近四分之三，使这个平庸的国家跻身全球最富裕国家行列，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The Economist》的赞誉。
前Financial Review总编辑Max Walsh在《The Rich Little Country》中，将澳洲描绘成一个困惑、思想受到削弱、缺乏实现自身潜力内在资源的国家。（图片来源：Doris Thomas）
在进入去年的大选前预算案时，Jim Chalmers仍在坚守澳洲例外主义。
这位联邦财政部长曾夸口说经济已经“走过拐点”，并称低通胀软着陆在“可比国家中独一无二”，还“违背了经济正统观念”。
然而，澳洲联邦储备银行（RBA）连续三次加息，加上疫情以来经合组织国家生活水平最严重的下滑之一，让有关例外主义的谈论归于沉寂。
正如Kelly所说，自2012年繁荣见顶以来，澳洲例外主义一直在退潮。
澳洲过去也曾有过非凡时期。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繁荣时，澳洲取消铁矿石出口禁令，打开了Pilbara的发展空间。
上世纪60年代，澳洲经济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巴斯海峡石油、镍矿热潮，以及被称为“他们是一群怪人”的欧洲移民，又进一步推高了经济表现。
（图片来源：网络）
十年将尽时，Maximilian Walsh在Financial Review头版通栏写下“澳洲的梦想经济”。
但梦想在上世纪70年代破灭。布雷顿森林国际汇率体系崩溃，滞胀让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而这一局面又受到两次中东石油危机推波助澜。
工会助推高支出的Whitlam政府垮台，后来又冲垮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煤炭繁荣。
Whitlam被解职、反对越南战争征兵，以及随后反对越南移民的争议，使政治和社会凝聚力逐渐松动。
到上世纪70年代末，Max Walsh实际上已成为Financial Review总编辑。在一本篇幅不长、题为《Poor Little Rich Country》的书中，他把澳洲描绘成一个困惑、思想受到削弱、濒临失去民主价值，同时缺乏实现自身潜力内在资源的国家。
表面看来，澳洲仍会磕磕绊绊地维持下去。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足以托住大多数澳洲人的美好生活，但这个国家将不再拥有例外地位。
Walsh曾预言，澳洲在上世纪80年代“注定仍会是一个富而不强的小国”。
（图片来源：网络）
澳洲后来避开了Walsh预言的上世纪80年代悲惨命运。当时，工党政府在澳洲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间当选。Hawke和Keating出人意料地推行经济理性主义，带来了上世纪90年代的生产力跃升。
两党共同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革命，在联盟党政府执政期间延续。灵活的澳洲经济消化了2000年后中国繁荣带来的意外全国性财富，并没有因此失控。
然而，正如上世纪60年代的梦想经济最终导向Whitlam的大举支出，2012年达到顶峰的非凡富裕也把人们对政府交付能力的期待推得过高。政客们没有设法巩固繁荣，反而争论如何重新分配繁荣成果。
Kelly对此着墨甚深：前总理艾伯特（Tony Abbott）始终没有从其财政部长Joe Hockey在2014年预算案中未能根据澳洲资源繁荣退潮后的现实压低民众预期这一失败中恢复过来。
艾伯特的继任者谭保（Malcolm Turnbull）曾经抱持的科技乐观主义，在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引发的民粹主义反弹中瓦解。
莫里森（Scott Morrison）促成自由党2019年的“奇迹”胜选后，又被澳洲日益进步的文化转向打了个措手不及。随着Teals和一国党崛起，中右翼阵营如今已乱成一团。
与此同时，工党抛弃了Hawke和Keating倡导的进取型政治。
（图片来源：网络）
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周三在悉尼大学发表重要的人工智能演讲时，谈起自己上世纪80年代在那里学习经济学时的“许多美好回忆”。
他以颇为宽纵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否定了Ronald Reagan和Margaret Thatcher所代表的“经济理性主义”。
但“经济理性主义”正是Hawke—Keating议程的专门称谓，而这项议程推动澳洲走向国家繁荣的力度，超过任何其他澳洲政府。
年轻时的Albo属于社会主义左翼，是这一工党项目的反对者。他所说的美好回忆，包括带领悉尼大学学生占领校园，支持左翼“政治经济学”研究。
这类研究关注的不是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让所有人受益，而更多是“权力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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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nese的前经济顾问Alex Sanchez对此抱怨说，我们如今又退回到同样的“政治经济学”政策，同时抛弃了曾帮助澳洲重新变得卓越的生产力议程。
政府规模扩大、税收提高、工作场所监管增多，以及对缺乏竞争力行业的补贴，都已经卷土重来。
Albanese“政治经济学”一脉的后继者把通胀归咎于“私有化”，但真正的问题是监管和繁文缛节越织越密。
和上世纪70年代一样，工会又在Pilbara围绕澳洲最大的出口产业煽动事端。至于工党拼凑的劳资关系方案会不会像澳洲工会理事会（ACTU）要求的那样延伸到人工智能领域，还要拭目以待。
在这场上世纪70年代的回响中，Max Walsh本会认出：那个“贫穷、渺小的富国”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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