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让万达把钱全留下的县长，栽了——企业包县模式的十年浮沉

那个让万达把钱全留下的县长，栽了企业包县模式的十年浮沉

观察

2014年，贵州丹寨县，一场扶贫座谈会。

80后县长徐刘蔚，当着王健林的面，提了一个要求：万达在丹寨所有产业产生的利润，一分钱都不许带走，全部留在当地。

王健林咳嗽了一下，说，那我们扶贫就没有意义了，你说要整利润，那我们费劲巴拉养猪搞利润，还不如我干脆拉倒，什么都不搞，我每年固定给你5个亿现金，你自己直接拿去分得了。

这段视频当年火了。全网叫好，多少人喊徐刘蔚是好官，敢硬刚首富，为老百姓争利益。

丹寨后来的合作确实成了。万达投入25亿建职业学院、旅游小镇，设立扶贫基金，累计投入超23亿。丹寨万达小镇一炮走红，全县旅游收入突破百亿，丹寨比计划提前两年实现脱贫摘帽。项目两度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还入选了联合国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库。

徐刘蔚一路升迁，从丹寨县长到毕节市副市长，再到贵州省文旅厅副厅长，最后做到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

然后，2026年7月，他被查了。

那个在座谈会上义正言辞的人，底下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不知道。但这个弧线让人唏嘘——从"明星官员"到落马，背后是"企业包县"模式十年的浮沉，也是人、企业、地方发展交织的复杂故事。

企业包县的黄金时代

2015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民营企业响应号召，掀起了一股"企业包县"的热潮。

恒大是投入最大的。2015年结对帮扶毕节大方县，无偿投入30亿元，后来扩大到帮扶毕节全市，累计投入110亿元扶贫资金，派出2108人的专职扶贫团队常驻乌蒙山区达五年之久。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助力毕节所有贫困县全部摘帽、1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2020年，恒大集团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万达开创了"企业包县、整县脱贫"的先河。投入25亿元，实施万达职院、万达小镇、万达基金等项目，帮助当地5.88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助力丹寨县比计划提前两年实现脱贫摘帽。

阿里巴巴走的是数字化赋能路线。2019年起，创新启动"乡村特派员"项目，从内部遴选资深员工全脱产派驻到县域，常驻工作两年以上。截至2024年12月，累计派出32位乡村特派员，派驻到全国13个省29个欠发达县域。特派员深入一线调研，精准对接地方政府规划与当地实际需求，统筹协调阿里经济体内淘宝、菜鸟、阿里云、盒马、飞猪等多方资源，实施"一县一策"的个性化帮扶方案。

京东则进化到"扶贫3.0"模式，以品牌化为核心，从品牌打造、创业就业、科技赋能、物流布局、金融支持、公益创新等六个方面进行助力。典型案例是"扶贫跑步鸡"项目：从养殖、营销推广、技术追溯等各个环节介入，打造绿色农特产品规模化、标准化的品牌，既吸引了贫困户积极参与，又为消费者提供了优质产品，实现了多方共赢。截至2019年上半年，京东在全国832个贫困县上线商品超300万种，实现销售额超600亿元，直接带动80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

这些模式的共同特点是：政企合力、长短结合、激发内生动力。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而是通过产业、就业、教育等综合措施，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人的因素：主政官员的关键作用

但企业包县模式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

徐刘蔚在丹寨的七年，是积极案例。他敢于争取、善于协调，与万达形成了良性互动。那段"利润不带走"的对话，表面上是硬刚，实际上是谈判——他在为丹寨争取最大利益。万达也认可这种合作方式，项目得以顺利推进。

但消极案例也不少。中利集团光伏扶贫的失败，部分原因就是地方官员急于求成，缺乏专业判断。中利集团垫资50亿，承包43个县的屋顶光伏扶贫项目，最终因企业实力不足被清光家底破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盲目上项目，没有充分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和项目的可持续性。

官员个人能力、格局、廉洁度，直接影响合作成败。一个有能力、有格局、廉洁的官员，能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协调各方资源，推动项目落地。反之，一个能力不足、格局狭小、甚至有问题的官员，可能会把好事办坏，甚至滋生腐败。

但过度依赖个人魅力，也埋下了风险——人变了，合作就变了。徐刘蔚被查后，丹寨万达项目还在运营，但那种政企良性互动的氛围还能持续吗？没有人知道答案。

企业的因素：自身发展决定可持续性

企业的自身发展状况，也决定了合作的可持续性。

万达从房地产转型文旅，丹寨小镇正好契合战略，投入有持续性。王健林2025年还现身贵州谈项目，说明万达对丹寨项目的重视。

恒大2015-2020年正是扩张期，有实力做大规模扶贫投入。但后来恒大自身陷入危机，扶贫投入难以为继。虽然毕节已经脱贫，但后续的乡村振兴合作还能继续吗？这是一个问号。

中利集团实力不足，垫资50亿承包43县，最终被拖垮。这个教训很深刻：企业参与扶贫，必须量力而行，不能盲目扩张。

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必须有商业逻辑。万达丹寨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丹寨万达小镇成了网红打卡地，带动了当地旅游产业发展。恒大毕节项目之所以能持续，是因为它建立了产业体系，形成了良性循环。

但企业战略调整怎么办？万达还好，恒大后来自身难保，扶贫投入难以为继。这说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必须考虑自身的可持续性，不能只靠情怀。

模式的局限与挑战

企业包县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和挑战。

对企业实力要求极高。恒大、万达这样的巨头才能玩得转，中小企业很难参与。不是每个县都能遇到愿意"包县"的企业，更不是每个企业都有实力"包县"。

难以大规模推广。中利集团的失败就是教训——实力不足的企业盲目扩张，最终拖垮了自己。企业包县模式需要企业有强大的资金实力、管理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这不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

过度依赖个人。官员换了、企业战略变了，合作就断了。徐刘蔚被查后，丹寨万达项目还在运营，但那种政企良性互动的氛围还能持续吗？没有人知道答案。企业包县模式需要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而不是依赖个人魅力。

企业主导的可持续性问题。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必须有商业逻辑。但乡村振兴的很多领域，短期内很难看到经济效益，企业如何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一个难题。

乡村振兴阶段的模式进化

脱贫攻坚完成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也在进化。

从"企业主导包县"到"政企合作赋能"。万达丹寨项目已经升级为"摘帽不摘帮扶"，从扶贫转向支持全域旅游致富。阿里巴巴将"脱贫基金"升级为"乡村振兴基金"，从科技、产业和人才三个领域助力国家乡村振兴。

核心转变是从"输血"到"造血"，从"给资源"到"建能力"。阿里乡村特派员走了，但本地电商人才留下了；京东扶贫跑步鸡项目结束了，但品牌化思维留下了；万达小镇还在运营，但丹寨自己有能力继续发展了。

关键是建立机制，而不是依赖个人。政企合作需要建立稳定的制度框架，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这样，无论人员如何变动，合作都能持续下去。

给乡村振兴从业者的启示

企业包县模式虽然难以大规模推广，但它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方法论。

不要等"救世主"。主动设计政企合作机制，而不是被动等待。乡村振兴需要多方参与，政府要主动搭建平台，设计合作模式，吸引企业参与。

找准企业的真实诉求。企业要什么？品牌？市场？ESG？供应链？只有找到企业的真实诉求，才能设计出可持续的合作模式。万达要文旅转型，丹寨有旅游资源；阿里要下沉市场，乡村有消费潜力；京东要优质农产品，贫困地区有特色产品——这些都是双赢的合作。

设计可持续的合作模式。不是一次性的捐赠，而是长期的利益绑定。产业合作、就业合作、品牌合作，这些都能让企业看到长期价值，愿意持续投入。

培养本地人才。阿里特派员走了，本地电商人才留下了；京东扶贫跑步鸡项目结束了，但品牌化思维留下了。乡村振兴最终要靠本地人才，外部力量只能起到引导和赋能的作用。

品牌化是关键。京东扶贫3.0的核心经验，好产品要卖出好价钱。贫困地区有很多优质农产品，但缺乏品牌和渠道，卖不出好价钱。企业可以帮助打造品牌、拓展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

建立制度保障。不能依赖个人魅力，要靠机制。政企合作需要建立稳定的制度框架，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这样，无论人员如何变动，合作都能持续下去。

结语

企业包县不是万能药，但它提供了一套方法论。

徐刘蔚的落马提醒我们：人的因素很重要，但不能依赖个人。乡村振兴需要有能力、有格局、廉洁的干部，但更需要稳定的制度保障。

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在进化，但核心逻辑不变：激发内生动力。无论是企业包县，还是政企合作赋能，最终目标都是帮助乡村建立自我发展的能力。

关键不是"谁来包"，而是"怎么赋能"。乡村振兴不是靠外部力量"包"出来的，而是靠激发内生动力"长"出来的。企业可以提供资源、技术、市场，但最终的发展还是要靠乡村自己。

那个让万达把钱全留下的县长，栽了。但企业包县模式的探索，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