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执笔）、《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撰著）、《蒋介石传》（杨天石著）、《北洋军阀史话》（陶菊隐著）、《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保定地方志 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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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秋，北京城里某处院落。
一个浙江口音的年轻人站在这里，面对着一个他此前从未见过、往后大概也不会再见到的人。
见面很短，没有多余的寒暄，年轻人说了几句话，随即起身告辞。
送走人之后，那个接见他的大人物没有动，站在原地，目光跟着那个年轻背影，一直到对方消失在院门外。
随后，他转过头来，对身旁的幕僚说了一句话。
只这一句话。
说完，他转身走了，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没有人料到，这句话并没有随着这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见面消失在岁月里。
往后的几十年间，民国政坛上先后出现的三位大总统，在三个完全不同的时间、地点、心境下，各自主动提起了这句话。
三个人，同一句话。
这三个人各自的仕途起伏、政治立场、与那个年轻人之间的恩怨纠葛，没有任何一处是相同的——
但他们在提起那句话时，都不约而同地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味什么，又像是在被什么击中。
那个年轻人，是蒋介石。
说出那句话的人，是袁世凯。
而当那句话的全部内容最终被还原出来的时候，它的分量，远远超出了在场的任何人最初的预料……
【一】一个从溪口出来的年轻人，凭什么走进了那个院子
1887年10月31日，蒋介石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
父亲蒋肇聪在镇上做盐铺生意，1895年因病去世，那年蒋介石才八岁。
往后的日子，靠着母亲王采玉一个人撑着，家境算不上宽裕，但也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那个年代，一个出身普通的年轻人想要往上走，路不多。
科举在1905年就废了，做生意没有本钱，剩下无非两条：从军，或者出洋。
蒋介石两条都走了，只是顺序有些颠倒。
1906年4月，十九岁的蒋介石从上海登上去日本的船，打算去学军事，进军校。
但到了东京才发现，清廷规定留学生进日本军事学校必须由陆军部保送，散户根本进不了门。
他在东京清华学校待了大半年，什么正经的军事课都没上成，只结识了几个人。
其中一个，改变了他此后的整条路——陈其美，湖州人，比蒋介石大十一岁，在日本混出了一些人脉，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关系密切。
两个浙江老乡见了面，陈其美看蒋介石有股劲，就慢慢往革命那边引他。
但那是后来的事。
1906年底，蒋介石空手回国。
在上海待了一阵，消息传来，1907年夏天，清廷在保定开办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公开招生。
浙江省的名额总共六十个，其中四十六个是官府保送，真正面向社会开放的只有十四个，报名的足有一千多人。
蒋介石挤进那十四个里面了，进炮兵科。
据保定地方志及相关史料记载，他7月正式入学，校方登记的名字是蒋志清。
进了学堂之后，他很快让人注意到了他。
起因是一堂卫生课。
日方军医教官雨森俊彦在讲台上拿起一块约一立方寸的泥土，放在桌上对着一屋子学生说：这块土好比中国，里头能容得下四万万条虫子——他用的词是"微生虫"，但意思摆在那里，明明白白。
话没说完，有人站起来了。
那个人走上讲台，把那块泥土掰成八瓣，反问教官：日本有五千万人，挤在中国八分之一大的地方，那日本人算是几千万条什么虫？
雨森俊彦当场哑口，憋了半天，恼羞成怒地大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革命党？
那个人，就是蒋志清，字介石，炮兵科新生，进学堂才没几个月。
这件事在全学堂传开了。
敢当众让日本教官下不来台，这在那个年代不是小事，部分师长和教官开始留意这个人，觉得他身上有种东西，不同于一般学生。
由于在校期间表现出格，蒋介石在1908年2月成为速成学堂第一批被保送赴日深造的四人之一。
这批保送名单，走的是北洋军事系统的渠道——学堂1906年改由陆军部直属管辖，名单往上报，经过陆军部，再往上，是军机大臣那一层。
而1907年秋天，刚刚调入军机处、挂着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衔的那个人，正是袁世凯。
【二】另一边的袁世凯：他是什么人，他的话为什么值得被记一辈子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1859年9月16日生。
他早年科举考了两次，都没中，索性弃文从武，投奔淮军，1882年跟随吴长庆入朝鲜，1884年平定甲申政变，在朝鲜历练了将近十年，已经在军事上积累了相当的资历和人脉。
真正让袁世凯奠定一生基业的，是1895年开始的小站练兵。
那一年，清廷委任他为新建陆军督办，到天津南郊小站接管定武军。
他去的时候，那支军队一盘散沙，兵员混杂，装备老旧，毫无战斗力可言。
袁世凯干的第一件事，是找人。
他请天津武备学堂主管大臣荫昌推荐人才，荫昌给了他四个名字：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梁华殿。
袁世凯一个不落全收了，随后又将曹锟等一批人陆续纳入，另外在鲁、苏、皖、豫等地招募步骑兵两千五百余人，加上接管的原有四千七百余人，总兵力扩充至七千余人，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建立全套训练体系。
这就是后来左右整个民国政局的北洋新军的起点。
那几个被袁世凯挑出来的人，后来各自走出了什么路？
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冯国璋做了代理大总统，王士珍出任陆军总长，曹锟靠贿选坐上了第五任大总统的位子——
这几个人，全是袁世凯在小站那几年，用自己的眼光一个个选出来的。
挑一个对，算运气；挑一批全对，那是真本事。
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袁世凯：知人善任，不治私产，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
另有学者称他为"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人物。
这个类比不是随便说的——曹操知兵，更知人，用人眼光在那个时代出了名的准，袁世凯在这一点上和曹操高度相似。
袁世凯自己总结过一句话：练兵不难，难在得将。
这句话是他几十年经验凝缩出来的。
他知道一支军队能走多远，不是看兵有多少，是看将是什么人。
将对了，兵跟着走；将选错了，再多的兵也是废的。
而他判断一个人能不能用，靠的不是简历，不是出身，不是在哪所学堂读过书——他看的是那个人身上有没有一种特定的东西。
那种东西，他没有给它专门命名，但见过大场面的人都认得出来。
那是一种植根在骨子里的执念，不因失败而消磨，不因落魄而散去，被压下去，只会找机会再冒出来，甚至在每一次被压下去之后，反弹的力道比上一次更猛。
有这种东西的人，顺境里能成事，逆境里能撑住，从废墟里也能站起来，走出别人没走过的路。
没有这种东西的人，给他再好的位置，给他再多的资源，遇到真正的压力就垮了。
袁世凯挑人，就是在挑有这种东西的人。
段祺瑞有，冯国璋有，曹锟也有，程度不同，但方向相似，这些人往后的人生，一一印证了他当年的判断。
1907年秋，他坐进了北京军机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朝廷中枢的核心位置之一。
表面上是升迁，实质上是清廷用明升暗降的方式，把他从北洋实权的位置上挪开，切断他和那支军队之间的直接联系。
但袁世凯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并没有彻底和北洋系统断了联系。
继任直隶总督杨士骧和他私交甚笃，北洋各镇军务凡有大事，仍要向他请示再办理。
保定速成学堂输送的学员名单，经过陆军部，照样要到他那里过一遍眼。
就是在这个节点上，一个从保定来的浙江年轻人的名字，出现在了他的案头。
【三】那次见面之前：一个名字是怎么从保定传到北京的
北洋军事系统里有一套惯例，从小站练兵年代就延续下来——表现出格的年轻军事人才，师长有资格将其单独上报，通过系统内的渠道，让上面的人知道这个人的存在，甚至安排见一面。
这种见面，不是正式的晋见，不是公开的接见，更像是北洋圈子内部流通人才信息的一种方式。
走进去，站一站，让上面的人看一眼，说几句话，再走出来，全程往往不超过一盏茶的工夫，事后不会留下任何正式文字记录。
但见过的人，会记得。
1907年秋天，保定速成学堂炮兵科的这个浙江学生，被师长单独列了出来，名字往北京报了上去。
触发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那场顶撞日本教官的课堂风波。
在那个年代，一个入学才几个月的普通学生，敢当众和日本教官硬刚，不低头，不认错，还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
这种事放在今天是个小新闻，放在1907年的中国，是另一回事。
彼时清廷和日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大量日本军事教官被引进中国军事学堂，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人的态度，各方都有所顾忌。
一个年轻学生敢在课堂上公开顶撞，还顶得有理有据，这说明的不只是脾气，是一种支撑在脾气背后的东西——
他不怕，而且不怕得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自己说的对，知道站起来的代价，仍然站起来了。
保定速成学堂的师长把这件事连同学生的名字一起报了上去。
消息沿着北洋系统的渠道，传到了北京。
袁世凯看到了这个名字，以及那件事的简要描述。
他没有立刻做什么表示，隔了一段时间，才让人把那个学生带到北京来见一面。
这种安排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件事：在他那里，绝大多数被报上来的名字，他看完就算了，不会专门安排见面。能让他动了这个念头的，是极少数。
那个来自浙江奉化的年轻人，是其中之一。
秋天的北京，天气已经凉下来了。
那个年轻人从保定坐火车进了京，被人带着，走进了袁世凯在北京的宅邸。
他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他大概也没有办法知道，那次见面之后，袁世凯会说出一句什么样的话。
更没有人知道，那句话将在往后的几十年间，被三个大总统各自在不同的场合重新念出来，一次又一次地引起那种令人后背微凉的感受——
而就在那句话被说出口的当天，在场的那个幕僚，在把那句话写进私录的时候，还记下了另外一件事：
袁世凯说完那句话之后的表情，以及他随后低声说出的半句话，那半句话和这句评语合在一起，才是他那天真正要说的全部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