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黄河治理史料汇编》《新中国水利建设纪实》《人民日报》1952年相关报道及部分口述历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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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河南开封，寒意已深。
伟人结束了一天的黄河视察，在河南省委的安排下，住进了开封省军区红洋楼。
楼内，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班子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省委书记张玺带着一行人迎上前来，逐一向伟人介绍在场的各位。
就在这走马灯一般的引见中，伟人的目光忽然从人群里定住了。
他越过张玺的手势，径直看向了人群里一个身着军装的身影，眼神里有什么东西猛地涌上来。
随行的工作人员和在场的省委干部，都没有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
只见伟人大步走上前去，绕过了张玺正在介绍的那几个人，直接来到那个军人跟前，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对方的手，嘴里喊出了一个阔别二十四年的名字——
"毕占云！井冈山一别，你去哪儿了？"
在场的人先是一愣，随即把目光齐齐投向了那个被唤到名字的人。
那个人，愣在原地，双唇微动，眼眶倏地红了。
所有人这才知道，这位时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和伟人之间，藏着一段从井冈山那个年代就已经埋下的往事……
【一】黄河之患：一条河与一个国家的千年纠缠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治水的故事，但没有哪一条河，像黄河这样让历代王朝如此头疼、如此耗神、如此反复无常。
黄河全长约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
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一路向东，穿越三江源、甘南草地、黄土高原，在中游地带裹挟起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后流速骤降，泥沙大规模淤积，河床年复一年地抬升，最终在下游形成了举世罕见的"地上悬河"。
开封段的黄河河床，到1950年代初已经高出两岸地面三至五米，部分险段甚至更高。
这意味着黄河的水面悬在开封城区的屋顶之上，只靠两道土堤硬撑着。
一旦堤防在某处溃口，洪水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四周漫溢，沿途无任何天然地形可以阻挡。
黄河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决口史。
自有文字记录以来，黄河下游决口超过一千五百次，大规模改道二十六次。
每一次决口，都意味着大面积农田被淹、村庄被毁、人口流离。
黄河改道所经之处，往往寸草不生，盐碱遍地，数十年难以恢复耕种。
历朝历代，治河从来是朝廷最重要的政务之一。
西汉时期，黄河水患严重，汉武帝亲赴瓠子决口现场督工，随行大臣和将士一同扛柴填堵，才勉强堵住了溃口。
东汉王景主持修治黄河，历时一年，调动数十万劳役，完成了从荥阳到千乘入海口长达千余里的河道整治，此后黄河下游相对稳定了数百年，王景治河因此被后世视为古代治黄史上的重大成就。
宋代以后，黄河下游愈发难以驯服。
北宋时期，朝廷在治河方略上争论不休，围绕"回河"还是"顺流"的问题反复折腾，劳民伤财，收效甚微。
元代黄河多次决口，贾鲁奉命治河，采用"疏、浚、塞"并举的方法，历时七个月完成了大规模堵口工程，但稳定局面维持时间有限。
明代潘季驯四次出任总理河道，提出"束水攻沙"理论，通过收窄河道、提高流速来冲刷淤积的泥沙，是古代治黄思想中较为系统的一套方案，对后世影响深远。
但潘季驯本人也清醒地意识到，这套方案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泥沙淤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清代康熙年间，靳辅接任河道总督，与幕僚陈潢合作，进一步完善了堤防体系，推行减水坝分洪、引黄淤滩固堤等措施，一度使黄河下游维持了数十年相对平稳的局面。
然而靳辅去职后，河务逐渐松弛，黄河决口再度频繁。
进入近代，战乱叠加，河务更是一败涂地。
1887年，郑州附近决口，洪水漫延豫皖两省，受灾人口数以百万计，被史家列为十九世纪全球最惨烈的自然灾害之一。
1933年，黄河再度发生特大洪水，下游决口五十余处，受灾人口达数百万之多，大量土地被淹，牲畜、粮食损失惨重，沿岸各县在这场洪水之后元气大伤，数年难以恢复。
1938年6月，国民政府以阻止日军南下为由，在郑州花园口强行掘开黄河大堤，洪水夺淮入海，豫皖苏三省大片土地沦为泽国，史称"花园口决堤"。
这一人为造成的水患，影响延续多年，给中原大地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创伤。
1947年，国民政府在美国工程师的协助下堵复了花园口缺口，黄河归故道。
但归故之后的下游河道，经过数年改道期间的自然淤积，堤防残破，险情四伏，给接管的新政权留下了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
新中国成立时，黄河下游的堤防状况岌岌可危。
大量堤段在多年战乱中失修，堤身单薄，土质疏松，内部存在大量隐患，历年洪水反复冲刷，部分险工险段随时可能在下一次汛期中出现溃口。
沿岸民众对黄河的恐惧，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每到汛期，提心吊胆是常态。
1949年汛期，黄河险情连连告急，河南、山东两省沿线先后出现管涌、渗漏、坍岸等险情数百处，军民动员，昼夜守堤，才勉强渡过了建国第一年的汛期。
侥幸没有决口，但所有参与过那次抢险的人都清楚，这样的局面不可能年年靠人力硬撑，黄河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系统治理，而且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
1950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重组，王化云出任主任，大规模的堤防加固工程随即在下游沿线全面展开。
河南、山东两省每逢农闲时节，大批青壮年男子被组织起来，扛着铁锹和独轮车赶赴沿线工地，在绵延七百余公里的黄河大堤上，用最原始的人力夯土搬石，一点一点地加固这道防线。
没有机械设备，全靠肩膀和臂力。
石料从山区开采后经水路运至沿岸卸货点，再由劳动者肩扛手提一块一块搬运到指定位置，夯土则用木夯石夯，几个人围成一组喊着号子一起抬起落下，反复击打，直到土层密实为止。
这种施工方式效率低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二】1903年，四川广安：一个穷苦孩子的早年岁月
毕占云，原名毕瑞祥，1903年10月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禄市乡甘溪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清朝已是苟延残喘，川内军阀林立，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毕占云家里没有土地，父母靠给人打短工维持生计，一家人常常食不果腹。
8岁起，毕占云就开始帮父母干农活，给地主家放牛割草，在面馆里打过杂、担过水，能干的活儿他全干过，只为换几口饭吃。
童年的贫苦，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入骨髓的东西——对穷苦人命运的切身感受，以及对出路的渴望。
这两样东西，在他后来人生中最关键的几个选择节点上，一次次地发挥着作用。
1920年前后，父母相继离世，毕占云的生活彻底失去了依靠。
1921年底，刚满十八岁的毕占云走投无路，进入禄市乡民团当了一名团丁，这是他踏入军伍的第一步。
1922年，在做连长的舅父引荐下，他进入川军刘文辉部当兵，从此踏上了一条他自己当时也说不清楚方向的路。
这条路，拐了无数个弯，才最终拐到了他心里一直隐约向往的那个方向。
1925年，毕占云辗转投入范绍增部骑兵团，第二年被提升为排长。
1927年，范绍增部奉命出川参加北伐，与国民革命军激战数日后失利，川军主力退回四川。
毕占云因病滞留湖北，没能随部队撤回，后被改编入湖南的国民党部队，受湖南军阀阎仲儒节制，改任第八团营长。
到了1927年，毕占云已经是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八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二营营长。
这支部队的干部里，有不少经过武汉政治学校训练的人，其中就包括毕占云营里的两个连长，都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个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同样是共产党员。
在和这些人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毕占云开始接触到一些和国民党宣传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于"共产党杀人放火"的说法，他越来越将信将疑。
反观国民党军队在他亲历的那些地方干的事，欺压百姓、克扣军饷、歧视杂牌，与宣传中的形象相差甚远。
心里那杆秤，就在这种日积月累的对比中，慢慢开始倾斜了。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在军队中大肆推行"清党"，上级命令毕占云将营里两名身份暴露的共产党连长立即处决。
毕占云没有执行。
他悄悄找到两人，各发了一笔路费，放走了他们，随后对上级谎称二人已逃跑。
上级对他的疑心从此日增，以整编为由将他的营缩编成连，他本人也由营长降为连长。
这个代价，他付了，没有后悔。
【三】1928年10月26日：桂东起义，投奔井冈山
1928年夏，阎仲儒第三师被调往湖南桂东一带参与"围剿"红军。
桂东位于井冈山南麓，红四军曾在此建立政权，当地土地革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毕占云率部进驻桂东，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红军宣传标语贴满了墙，穷苦百姓分了土地，脸上有了过去从没有过的神气。
他亲眼看见红军战士帮老乡干农活，亲耳听见老乡说红军从来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这和国民党宣传中"共产党杀人放火"的说法，截然不同。
这种冲击，对一个穷苦出身、自幼目睹穷人命运的人来说，分量极重。
毕占云开始动摇了，而且动摇得越来越深。
1928年8月，在与红军的一次遭遇中，毕占云下令不许开枪，有意为朱德率领的红军让出了路。
红军不费一兵一卒顺利撤离，毕占云成了国民党军队中一个不打红军的营长。
红军在汤湖、左安一带抓了毕占云部的一批俘虏，热情款待之后，连人带枪全部放回。
这批人回到毕部后，在队伍里大肆讲述红军的纪律和善待俘虏的做法，说的话传到了毕占云耳朵里，让他原本已经动摇的心思更加坚定。
红四军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将毕占云的情况上报后，朱德和陈毅以四川老乡的身份给毕占云写了一封信，晓以革命大义，诚邀他加入革命队伍。
毕占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心情十分激动。
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随后做出了决定。
他先派原营部副官化装成老百姓与红军秘密联络，陈毅热情接待了联络人，双方商定了起义的具体事宜。
然而就在毕占云紧张准备起义的时候，他与红军往来联系的情况被营中反动军官察觉，对方已经向团部举报。
1928年10月25日深夜，毕占云截获了团部急令采取行动的情报，知道箭在弦上，不容迟疑。
当夜，他迅速处置了营中几名顽固的反动军官，连夜召集全体官兵，宣布起义。
1928年10月26日，毕占云率领126名官兵，连夜离开桂东，向井冈山进发。
队伍抵达宁冈茨坪时，陈毅亲自出面迎接。
红四军随即为起义部队举行了欢迎大会，会场两边所贴对联写的是"喜今朝投共救国道路远大光明""看将来赤胆忠心前程灿烂辉煌"。
伟人将这支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直属军部，毕占云任营长，陈毅担任党代表，负责保卫伟人、朱德和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的安全。
同年10月，经朱德介绍，毕占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伟人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亲笔记录了这一段历史："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
毕占云，由此成为国民党军队"率部起义第一人"，开创了国民党部队成建制加入红军的先例。
【四】井冈山一别，二十四年的漫长岁月
1928年的井冈山，是毕占云和伟人相识的起点，也是他人生轨迹彻底改变的地方。
特务营驻在红四军军部西北角的一个大庙里，毕占云率部承担着保卫伟人和军部机关安全的任务，与伟人有着相当多的直接接触。
那段日子，对毕占云来说，是在战火中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脚下这条路的过程。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转战闽西。
毕占云率特务营随军直属队一同行动。
2月，在江西项山附近，红四军主力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突然袭击，情况十分危急，朱德和警卫战士一时陷入了包围之中。
毕占云率特务营奋勇阻击，他抓过一挺机枪冲上前去，向国民党军猛烈扫射，向三个连长下了死命令：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一定要保证军部首长的安全。
特务营愈战愈勇，最终杀开一条血路，掩护朱德和军部首长机关安全转移。
此后，毕占云率部参加长汀、龙岩、上杭等战斗，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屡立战功，曾获二等红星奖章，职务也从特务营营长晋升为支队长、团长、军参谋长、代军长等职。
龙岩战斗中，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臂，鲜血染红了整个衣袖，他只做了简单包扎便重返战斗一线，警卫员劝他休息，他说进攻正在节骨眼上，话音未落便已冲了上去。
这是那个年代许多人共同的样子，不是刻意，是真的停不下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毕占云调任红八军参谋长，随大部队踏上了这段后来被无数人书写的艰难征途。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毕占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
1936年10月，他随部西渡黄河，任西路军第五军参谋长，开始了河西走廊那段极度惨烈的征战历程。
西路军兵败后，毕占云带着几个侦察员在积雪中突围，随后被敌人再次打散，警卫员也不知去向，他只能一个人在祁连山中独自行走。
白天找地方躲起来，夜晚赶路，饿了就向附近人家要点吃的，渴了就抓雪吃下去。
几把
就这样，他一路乞讨，从祁连山走到兰州，又从兰州走到西安，再从西安走到洛川。
蓬头垢面，臭气熏天，他来到陕北，点名要见朱德。
哨兵起初以为来了个流浪汉，一听清楚他的名字，立即将他送了进去。
朱德听说毕占云回来了，扔下手里的东西就跑了出来，看到他消瘦的身形，紧紧握住他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1937年冬，毕占云在地方党组织的引导下，终于找到了红军队伍，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这段从河西走廊到延安的乞讨之路，是他此后几十年里讲起最多的一段记忆，也是他一生中最能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的一段经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毕占云不顾尚未完全复原的身体，立即奔赴前线，先后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参谋处处长、绥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太岳军区参谋长、太岳纵队参谋长，转战于华北敌后战场。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冀东军区副司令员、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兼任豫皖苏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组织豫皖苏地区的支前工作，领导老区人民支援前线，保障战役后勤。
1949年3月，河南军区组建，毕占云任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他留在河南，担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
自从1928年在井冈山分别，到1952年，整整二十四年，毕占云与伟人再未谋面。
这二十四年里，他经历了长征、西路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一个带着126人起义的营长，成长为一方军区的高级将领。
那个在井冈山上接纳了他、把他的名字写进《井冈山的斗争》的人，是否还记得他，这二十四年里，他从来没有把握过。
直到1952年10月那个傍晚，在开封省军区红洋楼的灯光下，那双握住他手的手，以及那一声"毕占云"，给了他久违的答案，而这个重逢背后，还牵连着一件更大的事情，那件事的重量，远超这一次重逢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