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曲家陈钢去世，享年91岁——他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的旋律▸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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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曲家陈钢于2026年7月18日凌晨4点50分，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91岁。

陈钢，作曲家，上海市文联荣誉委员、上海音乐学院教授。1935年出生于音乐世家。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59年他与何占豪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首演，蜚声乐坛，至今《梁祝》仍是全球舞台上演频次最高的中国交响作品之一，成为代表中国音乐的标志性名片。在近百年的音乐人生中，陈钢始终致力于用西方作曲技法和乐器传播中国声音。20世纪70年代，他创作了《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红色小提琴”独奏曲，80年代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被喻为《梁祝》姐妹篇。此外，他还创作了交响诗、大合唱和室内乐等诸多作品。晚年他仍笔耕不辍，80多岁时，创作了交响诗曲《情殇——霓裳骊歌杨贵妃》以及《中国音画》小提琴与弦乐四重奏曲十首。2025年90岁高龄时又奉上全新创作的《交响序曲——繁花》。他被载入十几项“世界名人录”并获“国际化文化荣誉证书”与“斯卡莫好莱坞大奖”。2017年，荣获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授予的“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著有《黑色浪漫曲》《三只耳朵听音乐》《蝶中蝶》《岁月芳华》等散文集。

“艺术家必须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艺术永远不会终止，继承上音传统，继承海派文化，跟上新时代，保持年轻的心，作出新的贡献。”陈钢在“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获奖感言中这样说道。

永远年轻的赤子之心，这大概可以看作是解读陈钢的一个关键词，也是陈钢的音乐带给人的最大感受——那么明亮、那么温暖、那么浪漫、那么向上。

是什么让陈钢成为陈钢？答案，或许就藏在他对自己生命基因与文化基因的回望中，藏在他一生所做的四个梦里。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陈钢的这篇自述，关于他对人生最本色的回答。

我的“本色”是一种“亮色”

陈钢

作曲家常会有他偏爱的颜色和调子。就像拉赫玛尼诺夫，他说：“忧郁和快乐中间我是偏向于忧郁的。”莫扎特的人生中尽管经历各种各样不同的坎坷，但他永远是快乐和纯真的。这就是每个作曲家的生命的色调，也就是他的“主色”或“本色”。

我的“本色”是一种“亮色”。你看看我的琴房、我的装修、我的摆饰、我的灯光，是不是都很温馨和明亮？我不会玩深沉，不爱弄概念，也不喜欢用红木家具营造出一种压抑沉闷、“古色古香”的氛围。我觉得我的“本色”是很现代、很明亮、很向上的，它是我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底色。

陈钢在琴房

海派文化与我的基因

我们讲到生命，就要讲到基因，讲到血缘，讲到人类学。而我们很多理论家在分析作家和作品时，往往只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很少人会从生命个体，也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作家和作品。可是，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研究它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偏偏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基因里可以寻找到血脉与文脉的传承，这也就是我始终把我的创作和我父亲的创作看成是同一个血脉与文脉的产儿的缘故。

这些年来，我逐渐注意到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为什么我父亲陈歌辛和我自己的作品与同时代作曲家用同样的题材、体裁和素材写的音乐很不相同呢？是不是因为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的不同呢？

我的祖父是混血儿，我的母亲是回族，所以到我就更为混血了，这是我的生命基因。就像上海的海派文化。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移民文化，混血文化。因为自从上海开埠以后，外来文化的注入以及与原有的吴越文化的交融所发生的“基因变裂”，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催生了一种新文化，那就是城市文化。上海是中国城市文化最早的发祥地，而根植于“海纳百川”那种特有的土壤中的海派文化，其非常显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混血、混搭、混合。这也是父亲与我的作品中共有的一个特点。

陈钢在1959年创作《梁祝》时

“海派文化”中的“洋”不是洋腔洋调，一味西化，而是要站在时代的前列，用国际化的大视角来审视与重组我们基于农耕文明传统文化的。“混”也不是生硬的拼凑与撮合，而是一种合二而一的有机组合。这构成了我的文化基因。综观我父亲与我的作品，其中不乏这些特点。

人总是向往着他们所向往的东西

人们常会问我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陈钢，你为什么会写这么多小提琴曲，是不是对小提琴情有独钟呀？”

我说：“没有呀，那都是人家让我写的呀！《梁祝》是学校要我写的，‘红色小提琴’是潘寅林要我写的，《王昭君》是西崎崇子约我写的，《红楼梦》又是薛伟约我写的。反正，我是被动创作的。”

1959年创作《梁祝》时

事实上也是如此。命运老爱跟人开玩笑，你明明想开这扇门，他却为你推开了另一扇窗。人生是一场梦。我童年时爱做的是“文学梦”，13岁时竟然还写过一篇小说《长脚归来兮》。1949年革命浪潮时，我卷入了一场乌托邦式的“革命梦”，之后才偶然转入文工团，投考音乐院，做起“音乐梦”来。可我哪能想到，这一辈子竟然与小提琴会结下如此不解之缘呀！

陈钢与唐韵（《苗岭的早晨》首演者）到苗寨深入生活

第二个问题是：“陈钢，你的小提琴一定拉得很好吧？”

“哪里！我不会拉小提琴，真的不会，连空弦也不会拉呀！”

接着又是第三个问题：

“那么，你写《苗岭的早晨》时到过苗岭没有？”“没有。”（当时没有，后来去了）。“写《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时到过新疆塔什库尔干没有？”“没有，到现在也没去过。”

我们的思维方法中常常会有机械唯物论与庸俗社会学的痕迹，总是认为“到过哪里写哪里，经历什么写什么”。其实，冼星海写《黄河》却根本没有去过黄河。他所写的并不是一条河，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抗争的精神。贺绿汀写了《游击队之歌》，可是他没有去过游击队，但是，他有丰富的战斗阅历，他可以在创作中“移情”和“创意”嘛！

肖斯塔科维奇讲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音乐是人最后的安慰，也是最终的避难所。”但是，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仅仅是“安慰”与“避难”是不够的。因为音乐有一种特殊的力与美，它更需要与更擅长的是倾诉，宣泄和爆发。人们总是向往和书写着他们所向往的东西。我想，这也许就是《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诞生的历史机缘和心理背景，也是为什么这些作品能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带去希望与抚慰，在多年后依然流传于中外乐坛的原因吧。

陈钢在琴房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你的负担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永远燃烧，永远做梦

1981年曾有一位英国记者采访我，在听了我的一段痛苦经历后，说我就像是一只从废墟里飞出来的火凤凰，身上没有留下一丝伤痕，这是件不可理解的事。

其实有时我也难以理解自己，为什么我能够“不带伤痕”地“飞”呢？也许是因为我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中有一个火种，老是想燃烧，会燃烧，一直不断地燃烧。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不思悔改”的“梦中人”，老是爱做梦，不断地做梦，一个梦破灭了，再做另一个梦，这也许可以叫“梦梦不息”吧！

2018年，在上海市文联文艺会堂讲述自己的音乐人生

“文学梦”“革命梦”“音乐梦”，做了三个梦后，我现在想做和正在做的是第四个梦——“上海梦”。因为，我是上海的孩子，也是海派文化的传人，我应该为这座生我养我的母亲城作出应有的贡献。历史给了我很多，我也应该对得起历史。近年来，我和一些文化界的朋友们一起组织了一个名为“克勒门”的文化沙龙，想通过音乐、绘画、电影、戏剧等各个文化领域的回顾与展望，来更好地梳理与传承海派文化。

2025年在《交响序曲——繁花》首演现场

我们要传承弘扬海派文化，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丢失根本，只有找到历史，才能找到自己。

斯人驾鹤，幽思长存，

陈钢先生一路走好！

部分图片来源“克勒门文化沙龙”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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