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出癌症晚期,卖掉412万的房子飞往瑞士申请安乐死,躺上到病床上,护士突然冲进来递过一份文件:您必须先看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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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请知悉。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叫顾长洲,今年五十二岁,做了将近二十年的建材批发,没什么大富大贵,只有一套412万的房子和一个四分五裂的家。

如果不是那张确诊单,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一个男人可以在多短的时间里,把自己这辈子的账,算得一清二楚。

查出胃癌晚期那天,医生说得很轻,我听得也很轻。

不是因为我想开了,而是因为脑子里只转着一件事——那套房,得先过户。

瑞士的辅助自杀是合法的,我查过,整个流程不超过四十八小时,据说走的时候,像喝了一杯温水,然后就睡过去了。

我以为这是我最后能为自己做的一个体面选择。

机票买好了,公证做完了,遗书写了整整四稿。

躺上那张白色病床的那一刻,我甚至有点踏实——这辈子乱了那么多年,总算有一件事,是照我说的来的。

可就在药物准备推注的那一刻,门被人从外面撞开了。

护士跌跌撞撞冲进来,手里攥着一叠文件,脸色煞白,连气都还没喘匀——

"顾先生,您必须先看看这个。"

我接过那叠纸,只看了第一行,手就开始控制不住地抖。

就那一行字,让我躺在异国他乡的安乐死病床上,愣了整整四分钟,动不了。



01

我叫顾长洲,今年五十二岁。

在建材这行做了将近二十年,从最早在城郊租了半个仓库开始,一车一车往工地送瓷砖、水泥板、防水卷材,慢慢把生意做到了三个省,手底下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几号人。

认识我的人都说,顾长洲这个人,做生意有两把刷子,但过日子,是真的一塌糊涂。

这话我不反驳,因为是真的。

我抽烟,一天两包,从二十五岁抽到现在没断过。

喝酒,应酬多,喝得多,有几年几乎每周都有三四顿是喝到吐的那种。

再加上我这个人极其倔,认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这三样加在一起,把我这辈子过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和前妻离婚那年,我四十三岁。

两个人当着公证人的面大吵了一架,前妻叫陈素芳,是个做事利落、从不拖泥带水的女人,她指着我鼻子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顾长洲,你这辈子什么都能输,就是不能输嘴,你这张嘴,早晚把你自己说死。"

我当时梗着脖子回了一句:"死就死,我顾长洲没什么好怕的。"

说这话的时候,大概真没想到,这句话后来会应验得这么快。

离婚之后,儿子顾宇铭跟着他妈过,那年他十九岁,刚上大二,现在已经二十三岁,大学毕业两年了,在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工资不高,但从来不跟我开口要钱。

我每个月往陈素芳账上打抚养费,见儿子的次数越来越少,多的时候一个月两次,少的时候,半年也就是一顿饭的工夫。

每次吃饭,我坐在对面,看他低头扒饭,想说几句,张嘴,总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后来也就不说了,吃完结账,他说"爸我走了",我说"路上慢点",两个人就这么散了。

他大学毕业那年,我去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在校门口给他拍了张照片,穿着学士服,站在校门口,冲着镜头笑,笑得很好看。

我把那张照片洗出来,夹在一个旧笔记本里,带着走了很多地方,一直没舍得扔。

离婚之后,我一个人住在城南那套房子里。

那套房挂牌价412万,一百三十八平,三室两厅,朝南,采光极好,是我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

我当年买这房子,原本是想着备用的,结果一个人搬进去住了,一住就是将近十年,三个房间,空得很。

02

确诊那天,是三月份一个周三的下午,天阴着,风很大。

其实我早就察觉不对劲了。

胃里不舒服,反酸,吃东西吃几口就觉得顶,体重掉得也快,前后大概瘦了将近十五斤,裤腰都松了一圈,但我没当回事,以为是这些年喝酒喝坏了胃,拖着拖着就没去查。

一直到有一次出差,在客户那边吃饭,我喝了不到半两白酒,胃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往外顶,疼得我当场站起来去了卫生间,蹲了将近二十分钟才缓过来。

那次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事不对。

回来之后,我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胃镜、CT、肿瘤标志物,一样没落。

做完检查等报告的时候,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旁边是一个推着输液架的老头,一声一声地喘着气,喘得很费劲,脸色蜡黄,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

我坐在他旁边,发了一会儿呆,窗外的树被风吹得乱晃。

医生叫我进去,表情就不对。

那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戴眼镜,说话一向利落,但那天他叫我坐下,停顿了一下,才开口。

"顾先生,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情况不太乐观,我直接说——是胃癌,目前判断是晚期,癌细胞已经有扩散。"

我听完,第一个反应不是害怕,是皱眉头。

"晚期是什么意思,能治吗?"

医生顿了顿说:"可以介入治疗,化疗、靶向药、免疫治疗,这些方案都可以谈,但我需要实事求是告诉你,目前的扩散程度,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延缓,而不是根治。"

他停了一下,措辞很谨慎,声音也压低了一些:"预期生存时间,乐观估计,大概一到两年。"

我坐在那把椅子上,听他说完,没有掉眼泪,没有大叫,甚至没有问太多。

只问了一句话:"化疗那些,受罪不受罪?"

医生说:"会很辛苦,反应比较大,恶心、呕吐、脱发,免疫力也会大幅下降,这个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点了点头,拿起那叠检查报告,站起来,走了。

走到医院门口,在台阶上站了大概五分钟,看着停车场里进进出出的车,点了一支烟。

抽到一半,我把烟掐灭了。

掐灭的那一刻,脑子里只转出一件事——那套房,得先处理。

我站在台阶上,拿出手机,查了一件事。

不是查怎么治疗,也不是查什么偏方,我查的是:瑞士安乐死,申请流程,费用,条件。



03

这件事,我前前后后研究了将近三个星期。

做生意的人,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把事情搞清楚,这件事也不例外。

我查到,瑞士有一家机构专门提供辅助自杀服务,外国人也可以申请,需要提交完整病历、主治医生证明,还要经过机构自己的医生独立评估,整个流程走下来大概两到三个月。

费用折合人民币,大概在十二万到十六万之间。

我在一个本子上,把所有费用一项一项列出来:机票,苏黎世的住宿,机构费用,手续翻译公证,加起来大概十七八万,我出得起。

那三个星期,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就在我准备正式提交申请材料的那个晚上,公司的老会计梁师傅突然登门,说是送来几份对账单要我签字,顺带带了瓶酒,说想和我喝两盅。

梁师傅跟了我十四年,六十岁的人了,头发全白了,做事极其认真,账目上从来没出过一分钱的差错。

他把酒倒上,举起杯,说:"顾总,听说你身体最近不太好,好好养着,公司这边我给你盯着,不用操心。"

我端着那杯酒,没有立刻喝,低头看了一眼杯里的酒,说了一句:"梁师傅,你跟我多少年了?"

"十四年了,顾总。"

"这十四年,辛苦你了。"

梁师傅愣了一下,摆摆手说:"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也就是做个本分事。"

我把那杯酒喝了,没再说话。

梁师傅走的时候,在门口换鞋,弯着腰,我看着他的背影,想开口,最终没说出什么,只说了句:"路上慢点。"

门关上之后,我重新坐回桌前,把那个本子打开,继续往下列清单。

04

房子挂牌是在四月中旬。

我没有找陌生中介,直接联系了以前一个做房产的老客户,叫蒋文海,两个人认识十几年,生意上帮过彼此不少忙,是个靠得住的人。

我打电话给他,只说了一句话:"文海,我那套房子要出,你帮我找买家。"

蒋文海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说:"好,我明天过来看看。"

他第二天上午就来了,进门转了一圈,出来说:"长洲,这房子现在市场价412能挂,挂着卖没问题,但你急不急?急的话要让一点。"

"我急。"我说得很直,"一个月之内,帮我出掉。"

蒋文海皱了下眉,说:"一个月出掉,价格要动一动,挂牌412,实际成交估计在400左右,差个十来万,买家这边我有人选,首付比例高,手续走得快,你看行不行。"

"行,400就400。"

蒋文海点了点头,合上手里的本子,说:"行,我去操作,有消息我联系你。"

两人没多废话,他起身离开,我送到门口,关上门。

手续走完,400万到账,我当天把这笔钱全部转进了自己名下一个单独的账户,然后重新立了一份遗嘱,分配得很细。

顾宇铭拿大头,留了二百八十万;陈素芳那边,给了三十万,是当年离婚时没给够的那部分,这笔账我心里记着,现在一并还清;两个跟了我将近十年的老员工,一个叫刘国庆,一个叫赵洪波,各留了二十万,算是这些年跟着我的补偿;梁师傅跟了我十四年,单独留了十五万;机构那边的费用单独划出十七万;剩下的零头,留给自己在苏黎世这段时间的日常开销,分毫不差,账目清清楚楚。

我把这份遗嘱打印出来,联系了律师周慧云,约她当面谈。

周慧云和我认识将近八年,帮我处理过几次合同纠纷,是个五十岁出头的女人,做事严谨,说话直接,我信得过她。

她拿着那份遗嘱翻了翻,合上,抬头看我。

"顾总,这个公证我可以帮你做,但有些话我得问清楚——你这份遗嘱,是因为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吗?"

"查出来胃癌,晚期。"

周慧云的手顿了一下,把那叠文件放下,直视着我说:"治疗方案呢,有没有开始谈?"

"不治了。"

"为什么?"

"受罪,而且治不好。"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在谈一笔已经谈定的生意,"周律师,我这个人你了解,我不喜欢拖,能干净解决的事,我不留烂摊子。"

周慧云沉默了大概十秒,开口,声音低了很多:"顾总,你现在想好了?"

"想好了。"

她低下头,在文件上开始签字确认,笔在纸上顿了很久,墨水晕开了一个小点,她才把笔放下,把文件推过来让我签名。

我接过笔,一页一页签完,把文件推回去。

周慧云把文件收好,没有再说话,把公文包拉上拉链,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说了一句:"顾总,保重。"

我说:"谢谢你。"



05

遗书一共写了四稿。

第一稿写了将近两千字,写到一半,自己看着觉得太啰嗦,全部撕掉了。

第二稿重新来,精简了很多,写完看了一遍,觉得太干,太冷,像是在交代工作,又撕了。

第三稿动笔之前,我坐在书桌前愣了大概二十分钟,脑子里翻来覆去转的,是一件很小的事。

那年顾宇铭大概六七岁,我从广州出差回来,带了一袋荔枝,是当地朋友送的,新鲜的,顾宇铭特别喜欢吃,坐在地板上一颗一颗地剥,剥到手指都红了,还在剥,也不说话,就是埋头剥,埋头吃。

我那天就坐在旁边看他,一句话没说,也没有催他去洗手,也没说别吃太多,就那么看着。

这件事存在我脑子里很多年了,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起来。

第三稿我把这件事写进去了,写完之后,坐在那里盯着那页纸看了很久,最后折好,压在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没有放进要交给律师的那个信封里。

那个抽屉,我走之前,没有再打开过。

第四稿是最后交出去的那版,只有三百来字,写给顾宇铭,写的是:爸这辈子有很多地方对不住你,离婚那件事,你妈不容易,我欠你的也不少,那套房的钱留给你,是我能给的最后一件东西,你好好过,不用记挂我,我走得干净,不受罪,这样比那些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的强多了。

就这些,没有多余的话。

我把这封信封进信封,写上顾宇铭的名字,交给周慧云保管,另外交代了她,遗嘱和相关文件,在我走后由她统一处理,具体时间她来定。

机票是五月初订的,卖房手续全部办完后的第四天,直飞苏黎世,从北京出发,周四下午两点的航班。

06

出发那天,我只带了一个二十寸的行李箱。

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双拖鞋,一盒止痛药,还有那个旧的蓝色笔记本,里面夹着顾宇铭毕业典礼上的那张照片。

登机的时候,安检的工作人员扫了我一眼,说:"先生,请把外套脱下来放托盘里。"

我照做,把外套叠好放进去,过了闸机,把外套重新穿上,往登机口走。

整个过程,我没有回头看过一次。

飞机起飞是下午两点,我靠着窗,看着地面越来越远,城市缩成一片灰白色的轮廓,然后消失在云层下面。

十一个小时,我没有睡着,就那么靠着椅背,看窗外的云,偶尔喝几口水,机舱里的灯光暗下来之后,我闭了一会儿眼,没有睡着,又睁开。

落地苏黎世是当地时间傍晚六点多,天色已经暗了,机场外面的空气冷得很,带着一股潮湿的草木气味,跟国内不一样。

机构的接待人员在出口等我,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会说汉语,自我介绍叫安娜,声音很轻,表情很平静。

她接过我的行李箱,带我出了机场,上了一辆深色的轿车,一路上跟我说了一些注意事项,我听着,偶尔应一声。

车窗外是陌生的街道,路灯橘黄色的光打下来,照着两侧整齐的建筑,安静,干净。

安娜把我送到机构安排的公寓,干净,安静,窗外是一片灰色的街道,远处有几棵落了叶子的树,枝桠伸在暗蓝色的天空里。

公寓里的家具都是浅色的,墙是米白色,灯光暖黄,不刺眼,像是被人仔细布置过,要让住进来的人觉得平静。

我把行李箱放在床边,坐在窗前,没有开灯。

那天晚上,机构的医生来做了第一次评估,五十来岁,头发灰白,戴着细框眼镜,通过翻译问了我大量的问题,病情、治疗意愿、精神状态、家庭情况,我一一回答,声音平稳。

评估结束,安娜送医生出去,回来的时候,我还坐在窗边,没动地方。

安娜说:"顾先生,今晚好好休息,明天还有一轮书面评估,需要你配合填写几份文件,确认之后约定正式日期。"

我应了一声。

她走到门口,顿了一下,回头说:"顾先生,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有任何想法想聊,随时可以找我们,机构有专门的陪伴服务。"

"谢谢,不用。"

门关上之后,房间里只剩我一个人,窗外偶尔有车经过,车灯扫过来,在墙上划过一道光,又消失。

我从包里取出那个蓝色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没有打开,就那么放着。

坐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起身去卫生间洗了把脸,上床躺下,把灯关了。

第二天,书面评估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我签了很多份文件,翻译在旁边逐句念给我听,我逐页签名确认。

最终确认那天,机构的首席医生再次当面评估,问我是否仍然维持申请意愿。

"维持。"

他在文件上签了字,正式日期定在三天后的上午十点。

等待的那几天,我没有出过公寓的门,就在屋子里待着,有时候坐在窗边,有时候躺在床上,偶尔翻翻那个笔记本,看里面这些年记下来的账目。

那些账目里有做生意的流水,客户的名字,货款的进出,一笔一笔写得很清楚,密密麻麻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页面。

剩下三分之一是空白的,我盯着那些空白的页面看了很久,合上,放回包里。

到了正式那天,上午九点半,安娜来敲门。

"顾先生,时间到了。"

"好。"

我拎起外套,跟她走出了公寓,走廊很安静,地毯是深灰色的,脚步声几乎听不见。

进了机构的那间屋子,里面已经有医生和护士在等着,两个人,都穿着浅蓝色的工作服,表情平静,对我点了点头。

我换上了机构提供的那件薄薄的白色病号服,躺上病床,床单是凉的,天花板很白,灯光柔和,不刺眼。

安娜站在旁边,轻声说:"顾先生,随时可以开始了。"

"开始吧。"

负责的医生走近,温和地说了几句,翻译告诉我,大意是全程大概四十分钟,不会有痛苦,有任何不适随时说。

针头插进手背,很准,几乎没有疼,胶布贴好,药物已经接上,推注准备就绪。

我盯着天花板,没有闭眼,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很远处的一点风声。

就在那一刻——门从外面被人撞开了。

那个年轻的护士,跌跌撞撞冲进来,手里攥着一叠文件,脸色煞白,气还没喘匀,刘海都粘在额头上。

"顾先生,您必须先看看这个。"

她把那叠纸塞进我手里,后退两步,转身往外走。

门带上了。

房间里只剩我一个人。

我低下头。

手指捏住第一页的边角,慢慢翻开。

第一行字,我的眼睛停住了。

"嗡——"

耳朵里突然响起一声低鸣。

我的手开始抖。

抖得那叠纸发出细碎的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听起来格外清晰,格外真实。

我想把视线移开,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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