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设的OPC专区，有一群想改变世界的年轻人

这是一个“躲”在上海世博展览馆B2层的展区，也是一个直到展馆清场时间到，所有人都还聊兴正酣的展区。

抓着路过站台的投资人聊，和隔壁展台聊，和同一会场偶遇的潜在合作伙伴聊……在这里，年轻的声音被无限集中和放大。谁也不知道，未来，他们中的哪一个，会从B2层跃出，登上最耀眼的舞台。

这里，就是本届WAIC首次设立的专区——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专区。

摆脱了大公司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说，不仅要做自己的内心世界主人，更要做那个借助AI，改变世界的人，哪怕只是一点点。

WAIC首次设立OPC专区 摄影：陶磊

善于自省，做“有爱的科技”

“AI的共情回答，究竟是模拟共情还是真实感受？”“诗人、画家们会有灵光乍现的一刻，AI是否也具有这种灵感时刻？”展区入口处，一个巨大的网格架上，荧光绿色的“Bug提交处”字样很醒目。便利贴上收集的，是碳基生命对硅基世界的困惑。

在展区逛了一圈，记者发现，如同便利贴上呈现的一样，这一届年轻人更善于自省，也更渴望为AI赋予情感力量。有人尝试把“心跳翻译成陪伴”，有人想在虚拟世界中创作出一群不只会聊天、更懂得陪伴的宠物，有人想创造自适应的声音体验，让情绪和旋律共鸣……

河南小伙崔永兴曾经是码农，开发了记账小程序，帮助年轻人管理自己的生活 摄影：陶磊

“Be Heard，Be Seen，Be Lit（被听见，被看见，被点亮）。”一盏“活”过来的台灯“Mira”，寄托着北京男生王健乐的期待。这个摇头晃脑的台灯实际是一个台灯形态的桌面陪伴机器人，具备主动感知与主动行动能力。

摇头晃脑的Mira台灯和部分团队成员

“你低落时，它会主动看向你，找些话题陪你聊几句；你拿到 offer，它把灯光切成 disco 模式，陪你一起跳舞庆祝。每个 Mira Light 的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你和它共同的记忆塑造。”这是Mira的自我介绍。王健乐说，灵感来自凌晨3点的那道光——那是家里的小猫小狗都沉睡的时刻，他忽然发现，只有桌上的台灯亮着，瞬间有种被陪伴的感觉，“传统的AI交互方式是需要你主动去找AI，它来回应你，我希望有一个AI会主动感知你开不开心，就像一只会主动过来要贴贴的小狗，或者一个看到我们沮丧，会主动过来找我们聊天的家人、朋友一样。”

王健乐去年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毕业，主修平面设计和经济学两个专业。他说，创造“Mira”的念头，或许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和很多青春期少年一样，他也有过一段挺拧巴的日子，总想折腾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却觉得不被全世界理解，便跑到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一晚。结果被一名保安大叔“拯救”了——保安大叔把他带进值班小屋，屋里有空调，有好吃的桃子，他忽然意识到，原来，一个普通人的平凡之举，也能在某个瞬间治愈人心。

于是，他开始做一些能给他人带来美好的事情——留学期间，他联合60多所大学为中国留学生搭建回国求职平台，他参加支教社团，去坦桑尼亚支教。但是，他意识到，如果要做“这个时代斜率最大的事情”，光靠当老师还不够。于是，做一个“在人工智能时代为大家心灵创造最多效应的企业”的念头，在他脑海里逐渐清晰。他找来在清华大学读量子物理的好兄弟王俊凯，又在一次黑客松比赛上遇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信息专业毕业的女生刘雨等几个好友，组建了一支小小的团队，“Mira”应运而生——在西班牙语中是“看见”的意思，在拉丁语中则意味着“奇迹”。王健乐说，他是皮克斯动画电影的粉丝，因为那讲述的都是一些关于爱和温暖的故事。Mira正好像皮克斯动画电影片头的那个小台灯，在AI的帮助下，它“活”了过来。

用新技术“认识你自己”

同样在深夜被灵感“击中”的，还有刚刚从清华美院毕业的女生韩瑜。在人来人往的展区前她的项目“想通了”，名字很吸睛。

“想通了”的名字来自灵光一闪 摄影：陶磊

几个月前，她正在为从哪里找到对心理学和计算机都精通的合作伙伴发愁，忽然脑海里蹦出一个绝妙的念头。那一刻她想，如果能让更多人体验到这种从混沌到清晰的瞬间，该有多好。于是赶紧翻下床，把“想通了”三个字写在纸上。新的项目，就叫这个名字了！

韩瑜坦言，一个人的力量终究不够，“想通了”的诞生，是她和北京大学心理学院好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将“想通了”定义为一名“AI思维认知教练”，用认知智能体驱动用户发掘、梳理和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而形成可视化记录，帮助用户了解自己情绪和行为的深层原因，并找到人生参照，进而走出困境，实现理想中的自我。“有时候，就是帮人看清楚自己脑子里有几个声音在吵架，每个声音代表什么样的需求，然后让它们从内耗变成协作。”韩瑜说。

这个在新疆库尔勒长大的土家族姑娘，从小就非常有主意。14岁时，一本《乔布斯传》坚定了她创业的信念。她想和乔布斯一样学设计，于是文化课成绩拔尖的她，决定当一名美术生，将目标锁定在清华美院——她觉得，在综合性大学可以接触到不同专业的课程。事实上，她也是这么做的。大学期间，心理学、经济管理、法学、脑科学、计算机……一张丰富的选修课表，让她的知识结构愈加充实全面。

作为设计专业学生，她创立过非遗设计品牌。创业过程中，有各种“想不通”，比如不懂电商、不会管团队、融不到资，每一步都撞上认知边界，“但换个角度，答案就冒出来了”。这让她意识到，认知进化的速度，决定了一个人能力的上限。她也发现，AI越强大，身边人越容易“认知卸载”——把思考外包给机器，自己不再追问。另一些人则患上“AI焦虑”，看着别人用得好就慌。这也是团队创建“想通了”的初衷。“AI不该替人思考，而该帮人把思考能力磨得更锋利。”韩瑜说，AI时代最大的机会恰恰在于——用新技术回应古希腊人几千年前就关注的最古老的命题，“认识你自己”。

决策权在人类手中

《最强大脑》12强、综艺《半熟恋人》人气嘉宾，南京大学软件工程本科、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IT领域博主、KOL……从学历到经历，王雨城都很耀眼。

而来到人工智能大会，他希望，更耀眼的是他那一群在屏幕上汇报工作进度的“员工”们——“营销策略师X内容编辑”协作已完成，“营销策略师X产品经理”协作已完成……几名员工配合默契，俨然一个高效运转的小型公司。

王雨城（站立说话者）第一次以参展商身份参加WAIC

他在创建的，是一个服务于OPC的OPC，一个可以调度多个专业智能体、隔离沙箱、企业知识和岗位Skill的“未来工作空间”。在小红书上，他分享了对OPC的看法：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化，传统大厂那种依赖大规模协作的模式正在被逐步瓦解，未来的商业趋势，将是更小规模的个体运营。然而，一人公司面临着精力有限、分身乏术的困境。“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大公司变小，把小公司变好。”王雨城说。智能体的Skill（技能）、长期记忆和自动化任务等功能已经成为标配。所以，我们的目光不应再局限于单个智能体，而是要尝试让一群智能体分工协作——这才是真正模仿公司运营的模式。

“但是，决策权还是在人类手中。”

最近，他的公司规模扩展到4人。韩希是他在广西老家的初中同学，在广州一家制造企业工作，从程序员做到技术负责人，始终有“古法编程”被替代的危机感。韩希说，于是，他决定开始一段崭新的历程。

OPC不等于单打独斗

创意和勇气，集中爆发。但是，OPC，或者说由OPC发展而成的小微创业团队，前路并非坦途。

在昨天举行的“OPC生态前沿论坛”现场，D.Transformer孵化器执行董事张婕带来了一份《2026中国OPC深度洞察报告》，数据一上来就戳中了现实：尽管高达80%的受访OPC已搭建起初始用户基础，但超过60%至今仍处于“零收入”阶段。

面对这一局面，获取外部支持对于起步阶段的OPC来说显得尤为关键。OPC并不等同于单打独斗。报告指出，OPC的支持来源可谓“百花齐放”——几乎在所有可触及的渠道，OPC都在探索获得支持。谈及支持渠道，20%OPC表示是“比赛、黑客松或创业营”，也有10%OPC坦言自己“暂无明显外部支持”，单打独斗仍是常态。OPC的核心诉求依次是，资金、市场团队或社群、算力、指导或培训以及物理空间。

但是，一些帮扶资源难以精准抵达OPC。“一些OPC营业额虽已达标，却因团队人数不足被挡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门外；算力补贴又与用量和社保人数挂钩；更有OPC因园区方‘只提供wifi’而迟迟无法入驻。”张婕直言：“想做OPC的人在摸索如何做OPC，想扶持OPC的人也在摸索如何扶持，两边尚未很好对接。”

市场这道坎，同样不轻松。OpenCSG董事长陈冉则指出，OPC创业的入局门槛虽已降低，商业化的门槛反而被抬高。他以当下大热的AI漫剧为例：它制作门槛很低，随便借助几款快捷工具便能产出一部作品；但同质化现象严重，真正能大卖的屈指可数。

陈冉强调，在人人皆可创作的“盛世”，最终能沉淀下来的，唯有异于他人的核心价值。“你能想到的点子，别人也能想到。凭什么最后赢的是你？”

互影科技CEO鹍鹏观察到，很多OPC创业者起初热情高涨，贸然投入，结果两三个月拿不到市场反馈，心气儿瞬间就散了。

鹍鹏补充道：“OPC其实非常孤单，因此需要与人交流、与人合作。”他提出，或许OPC后面还要加上一个“S”——把OPC连接起来，让擅长创意、创作、发行等不同特长的个体整合在一起。超级个体本身也需要伙伴，而不是一对一的简单连接。“一旦这条路走通，重复性工作交给AI，他们就能持续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事。”

原标题：《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设的OPC专区，有一群想改变世界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