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没有三位党外副主席，新中国就坐不稳？看毛主席顶级阳谋

在1949年9月30日的深夜这个时间点，于北平中南海这个地点，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名单正式确定下来了。在六位副主席之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这三个人，三个席位给了党外的人士。
这样的一个安排情况，放在当时不管是任何一个人的眼里来看，它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经历打了二十八年的仗，流淌了无数的鲜血，凭借什么要把最核心重要的位子分配给三个“外人”呢？有一些人在私下里面议论说：“我们打下来天下，民主人士来坐这个天下”。更有一些人对于李济深的国民党背景情况、张澜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剿抚委员会”委员长的那些旧事一直记在心里放不下。面对党内存在的不理解甚至是不满的情绪状况，毛主席只是平静地讲了一句话：“同志们，这并不是在分蛋糕，而是在给新中国的江山打下地基。要是没有他们，这房子呀，说不准真的就坐不稳。”

在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一盘从1945年就开始落子布局的大棋。

把时间往回拨到1945年7月。抗日战争即将要结束，黄炎培带领着参政员代表团前往延安进行考察。在窑洞里面，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让人感觉脊背发凉的问题，那就是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给出的回答核心就只有一个字：民主。让人民去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下来。这一问一答的情况，后来被称作是“窑洞对”。但是很少有一些人注意到，它不只是一次哲学方面的对话，而是一个政治方面的预言。也就是说新中国建立之后，必须要在权力结构里面嵌入“外部视角”，要不然胜利者早晚都会腐败掉。这个判断，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被再次落实下来。全会明确地要求全党对于党外民主人士要“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去商量并且解决那些必须要商量以及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去做，让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务并且有权力”。

仅仅只有理念还不够，关键的是要把人邀请过来。在1948年秋到1949年9月这个时间段，三条接人的行动同时在推进，充满了危险的迹象。

现在先来说说李济深。在1948年秋的时候，三大战役打响了，国民党处于溃败的边缘状态，各方的势力对于李济深的争夺变得越发地激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派人专门赶到香港去找他，开出了条件，就是你出面去组建新政府，美国会提供支持，跟共产党“划江而治”。

李济深的回答非常坚定：中国必须要实现统一，划江而治只会造成内战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谈此类事情，那就不必来了”。国民党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劝说他，被拒绝了；新桂系黄绍竑带着李宗仁、白崇禧的亲笔信专门到香港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结果落了个空，原因是李济深已经在中共的安排下秘密地离开香港北上了。在1948年12月，他混在普通的旅客当中登上船出发了，同行的有朱蕴山、彭泽民、章乃器、茅盾等二十多个人。在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名单上面，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是这条船，还是安全地抵达了东北解放区。

接下来再说说宋庆龄这个人。在1949年1月的时候，毛泽东以及周恩来在西柏坡这个地方以联名的方式发出致电去邀请她前往北方，在同一年的6月毛泽东又一次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信，信里面的措辞表现得十分恭敬，并且还专门派遣邓颖超到南方去充当劝说的人。

后来为了能够请她出山来做事，毛主席在1949年初亲自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仅仅只有109个字，写得非常恭敬有礼，每一个字都用得十分恰当合适，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政界书信往来当中的经典之作。

在张澜这一方面，同样也是在中共进行了周密安排的情况之下，从上海脱离危险然后前往北方。在三位党外副主席当中，每一位都冒着生命方面的危险从危险境地当中被“抢”了出来。

为什么偏偏会是这三个人呢？原因是在1949年的新中国，面临着三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状态。以美国作为领头的西方列强对新中国充满了敌对的态度，坚决不给予承认，还试图把我们隔离在世界舞台的外面。宋庆龄的出现把这个空缺给填补上了。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妻子，是国民革命正统的一种象征，更是在世界上都很有名的和平方面的使者。她对新中国给予支持，就相当于向全世界宣告说：新中国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草寇”，而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真正的继承者。

第二个问题，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上百万残兵以及地方上有实力的派别。在1949年10月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国民党在西南以及华南地区还盘踞着上百万的残兵。在这个时候，李济深的作用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他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粤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在国民党军队当中拥有非常高的威望。当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样的身份出现的时候，那些还在观望犹豫的国民党残部以及地方有实力的派别一下子就明白了：共产党并不是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只要愿意站到人民这一边来，就会有出路。

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那一天，李济深穿着中山装站在毛主席的旁边，美国人、蒋介石都感到十分惊讶——这就是非常直观的政治方面的信号，比发布一百份宣言的作用都要大。

第三个问题，是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本家内心存在恐慌。他们担心自己的产业会被没收、思想会受到压制，很多人都打算转移自己的资产或者出国去躲避危险。张澜的出现让人心稳定下来了。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是被称作“川北圣人”的人物，是朱德总司令的老师，罗瑞卿大将也是他的学生。他接受副主席的任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共产党不会搞“一言堂”，愿意听取不一样的声音。

但是毛主席的高明之处远远不只是进行简单的任命而已。他所布下的是三步很有策略性的“阳谋”。

第一步，用“重要的职位”去换取“真心实意的支持”。副主席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头衔，而是有着前所未有的政治方面的地位；换来的是党外人士实实在在的支持。

第二步，去构建范围很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六位副主席当中共产党有三个人、党外有三个人，在56名政府委员当中党外人士占据了27人。这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非常精准的政治方面的平衡。

第三步，去确立制度方面的基础。这并不是临时采取的办法，而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政治方面的创造，确立起来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政治制度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毛主席曾经讲过一句非常实在的话语：“我们不能够再进行长征了，我们要世世代代长久地坐镇于北京，要是没有党外的相关人士进入到政府之中那是绝对不行的。”

有相当多的人仅仅只是看到了人事方面安排的表面情况，然而却并没有真正理解明白其背后所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有三位党外的副主席存在于那里，这就使得新政权所具备的合法性能够覆盖到革命政党、民主派别、知识分子群体、旧军政方面的精英等各个不同的群体，从而形成了一种能够得到全民拥护的政治方面的格局。

正是因为有这种具有广泛意义的团结存在，才使得新中国能够快速地让局势稳定下来、让生产恢复起来、抵御住外部所施加的压力，顺顺利利地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建国初始时期。
这一种情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顶级的阳谋——光明磊落，然而却没有任何人能够破解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