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小伙子,你说我们算错了?」
苏联专家把设计图往桌上一推。
图上白纸黑字:重水堆临界要装63根铀棒。
可一个刚参加工作五年、连俄文都是在火车上现学的中国年轻人,偏偏算出只要56根,多一根都可能出事故。
三年后反应堆点火那天,装的正是56根。
而这个纠正了苏联权威的人,后来落了个古怪的绰号,叫「半导体」。
01
1951年秋天,一列火车从满洲里出发,一路向西。
车轮咣当咣当,要整整走十天,才到莫斯科。
车厢里坐着七个中国年轻人。
他们是新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学物理的、学数学的、学水利的都有。
其中一个瘦瘦的湖南人,一路埋头啃一本书。
那是本俄文教科书,用英文写的,专门教俄语。
别人打盹、聊天、望白桦林,他一页一页地抠。
火车开进莫斯科的时候,这本书他啃完了。
苏联科学院派来两位老师教俄语。
其中一个老太太,姓波达波娃。
年轻人一听名字就乐了。
他在火车上啃的那本教科书,作者之一,正是这位老太太。
学了两三个月,他就能开口说俄语。
这个人,叫黄祖洽。
那年他刚满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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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他生在湖南长沙一个书香门第。
父亲在司法界做过事,后来又教书。
家里有个柜子,塞满了老小说。
黄祖洽小时候就爱扒着柜子翻,《聊斋》《子不语》,连文言的都读得津津有味。
多年后,他跟数学家华罗庚一块儿出差,讲起这段。
华罗庚打趣:你小学三年级就看《聊斋》,这叫「情窦早开」。
念中学时,黄祖洽的作文写得极好。
有一篇后头,语文老师批了八个字:骈散一炉,文情俱胜。
意思是,你要专攻文学,不难出人头地。
老师是真心想让他吃写文章这碗饭。
可这个文笔漂亮的少年,偏偏迷上了物理。
1944年,他考进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8年从清华毕业,又跟着彭桓武先生读研究生。
清华那几年,他名冠一时,有人说他是二十年难得一遇的才子。
1950年研究生毕业,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毕业的头一个研究生。
按说,这样的才子该一帆风顺。
偏偏这一年,出事了。
1950年8月27日,黄祖洽跟几个同学骑车回清华园。
回城路上,过了海淀西街那座桥,往南一拐,路边就是菜地。
他骑着骑着,觉出后头有车追上来。
往右一躲,右边是田,眼看要栽下去。
赶紧又往左拐。
就在这一拐的当口,清华校车从后头撞了上来。
黄祖洽当场晕倒,脑震荡。
他在医院昏迷了两个多星期。
醒来那天,他梦见自己还在骑车,天上打雷,咚咚地响。
一睁眼,人躺在病床上,门外有人在凿石头。
那雷声,原来是凿石头的动静。
有人告诉他:你不省人事半个月了。
这一撞,撞出了后遗症,他后来常犯癫痫。
也撞出了一段姻缘。
养伤时,几个新分来的女青年很同情他。
其中一位叫张蕴珍,家就在北京。
她常从家里带点酱牛肉来,给黄祖洽补身子。
黄祖洽也帮她补俄语。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朋友,又成了恋人。
1952年底,他们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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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53年,一个人改了黄祖洽的一生。
这人叫钱三强。
那一年,钱三强提出:中国得搞自己的原子能事业。
可那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
别说造反应堆,连一个懂反应堆理论的人都找不出来。
钱三强找到黄祖洽:你是不是也去把反应堆理论调研调研?
黄祖洽二话没说,一头扎了进去。
手里就一本费米写的《中子物理》,龙门书局翻印的英文书。
后来又添了一本格拉斯通《反应堆理论》的俄文译本。
就靠这两本书打底,他从零起步,硬把反应堆理论自学下来。
别人学东西,把书上的搞懂就算完事。
他非得给自己出道题,做一个书上没有、别人也没解决过的。
1955年初,他就啃上了一个叫「无限长黑圆柱」的难题。
反应堆里的铀棒、控制棒,都是吸中子极厉害的圆柱。
这圆柱泡在中子场里,周围的中子怎么分布?
黄祖洽用球谐函数展开去算,一口气算到第五阶。
同一年,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物理学家也报告了这个题目。
人家只算到第三阶。
黄祖洽多算了两阶,结果更精确。
这些,全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练习题。
1955年11月,钱三强牵头组了个「热工实习团」,四十来人,奔赴苏联。
那会儿苏联答应帮中国建「一堆一器」。
「堆」,是重水反应堆。
「器」,是回旋加速器。
实习团两个任务:审查苏联给的初步设计,顺带学技术。
黄祖洽分在理论组,跟着导师彭桓武一块儿去。
苏联援助那套反应堆设计是保密文件,锁在热工研究所的保密室里。
每天上午,彭桓武、黄祖洽和另一人去把文件借出来。
到饭点、下了班,再原封不动还回去。
苏联派了个专家辅导他们,叫加拉宁,是反应堆物理的权威。
彭桓武叮嘱黄祖洽:别光跟着学,你自己也动手算。
黄祖洽一边听讲,一边埋头算。
彭桓武先回了国。
黄祖洽留下来,一直算到1956年6月,把整套计算做完才走。
也就在这个过程里,他算出了那个要命的数。
苏联设计书上白纸黑字:临界要放63根工艺管道,也就是燃料棒。
黄祖洽一算,不对。
同样条件下,56根就够。
63根和56根,差了一成还多。
这可不是小事。
反应堆一旦超临界,是要出大事故的。
黄祖洽不敢怠慢,拿着自己算的结果去找加拉宁。
加拉宁是苏联反应堆物理界的权威。
黄祖洽不过是个刚工作五年的后生。
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年轻人,当面说你们权威的设计错了。
这话搁谁听着都刺耳。
黄祖洽把自己的算法一五一十摆给加拉宁。
加拉宁听完,沉默了半晌。
末了他说了一句:
「可能你是对的。」
不放心,两人又在苏联计算组帮衬下,换了个不均匀网格的法子,重算一遍。
结果还是56根。
1958年,这座重水反应堆在北京郊区的坨里建成。
开堆做临界实验那天,装进去的燃料棒。
正好56根。
反应堆稳稳到了临界状态。
黄祖洽赢了。
一个中国年轻人,在苏联权威的地盘上,纠正了苏联权威。
多年后,苏联那边一位院士约飞,在回忆录里专门提到这段。
他说,中国派来三个物理学家学反应堆计算。
其中「第三位姓黄的青年人极有才干,是个实干家」。
那年轻人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把这门学问吃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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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56根这一仗,让黄祖洽在圈子里立住了脚。
可谁也没料到,更机密、更凶险的任务,正等着他。
时间到了1959年、1960年。
那几年,中国下决心要搞原子弹、氢弹。
这是两摊子活,分在两个地方干。
一摊在原子能所。
另一摊,在一个对外叫「北京第九研究所」的神秘单位。
九所机密到什么程度?
单位门口连个门牌都没有。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主要在九所,带头的是邓稼先。
那时候没有电子计算机。
邓稼先带着一帮年轻人,靠手摇计算器一遍遍地算。
演算的稿纸一麻袋一麻袋,堆满了屋子。
问题来了。
原子能所这边黄祖洽他们的成果,怎么才能及时送到九所?
原子弹和反应堆,从物理上看是一路的。
都靠中子裂变、引发链式反应。
邓稼先常来找黄祖洽讨论。
讨论着讨论着,干脆把他拉去兼差。
钱三强把这个「送成果」的差事,交给了黄祖洽。
他找黄祖洽谈话。
钱三强给黄祖洽划了一条死规矩。
这座桥,只能单向走。
「你必须把原子能所的成果及时提供给北京九所。」
「但北京九所的工作,绝不能对原子能所透半个字。」
黄祖洽听明白了。
原子能所这边的东西,他可以往九所送。
九所那边的机密,他一个字都不能往外带。
哪怕对着朝夕相处的同事,也得把嘴闭得死死的。
钱三强看着他,撂下一句:
「你就是一个半导体!」
半导体做的二极管,有个特性,叫单向导电。
电流只能朝一个方向走,反过来就不通。
这个比喻,再贴切不过。
黄祖洽,就是这么个单向导电的人。
1961年底起,他到九所理论部兼职,当上副主任。
往后整整三年,他在原子能所和九所两头跑。
这一跑,纳闷的人就多了。
原子能所的同事们私下嘀咕:这个黄祖洽,到底干什么的?
怎么老不在科室,成天往外头跑?
可那年头,保密的规矩是刻在骨子里的。
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大家也就在心里犯犯嘀咕。
没人往深了打听,更没人当面问他一句。
黄祖洽呢?
他所有的行踪,所有的活儿,一律不能对外说。
一个人,揣着天大的秘密,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穿梭。
身边全是熟人,却没一个知道他真正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