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一九八三年，十月。
教室里弥漫着粉笔灰和劣质墨水的味道，老式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我坐在靠窗第三排，同桌的孙晓梅又没吃午饭。
她趴在桌上，假装在写作业，但右手按着胃的位置。我知道她在忍。这已经是一个月里不知道第几次了。她穿的那件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肘部打了两块补丁，针脚细密，一看就是自己缝的。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书包里那叠粮票。
二十斤。赵家一个月的定量。
早上出门前，我妈把粮票用旧手帕包好塞给我，说：“这个月的，别弄丢了。”我接过的时候手指有点发抖，因为我知道这二十斤粮票今天不会进赵家的米缸。
教室里很安静，同学们都在做数学习题。班主任不在，只有班长坐在讲台上看小说。我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
我偷眼看了看孙晓梅。她侧着脸，额前的碎发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只眼睛。那只眼睛闭着，睫毛微微颤动，显然没睡着，只是饿得不想动。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我装作翻书包找东西，把那包粮票从自己书包里拿出来，趁没人注意，飞快地塞进了她的书包。我的动作很轻，但自己的心跳声大得像擂鼓。
她感觉到了什么。
猛地坐直身子，手伸进书包摸了摸，摸到了那包东西。她回过头看我，眼睛瞪得很大，有惊讶，有不解，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把食指放在嘴边，轻轻“嘘”了一声。
她愣了一下，然后嘴巴抿成一条线。她把那包粮票小心地挪到书包最底层，又盖上作业本，动作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整个过程，我们一句话都没说。
但后来我再回想，觉得那天我塞进她书包的，不只是二十斤粮票。我书包里其实还有一封信，是我爸交给我保管的，我本来打算那天一起给她，但最后没舍得。
不，不是不舍得。
是我不敢。
那封信的落款写着一个名字：孙玉清。
孙晓梅的父亲。
但我不知道那封信里写了什么，只知道我爸说过，这封信不能丢，也不能让外人看见。我当时没多想，以为只是普通的故人问候。
多年后我才明白，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不简单。
那天放学，孙晓梅走在我前面，步子比平时快。她没回头看我，但走到校门口时停了一下，侧过半边脸。
夕阳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眼角有光。
她说不出话，我也说不出。
她走了。
那天晚上回家，我妈问我这月粮票呢，我说弄丢了。她气得拿笤帚抽我，我咬着牙没躲，也没吭声。我爸坐在堂屋里抽烟，一句话没说，眼神很深。
半夜我听见他和妈小声说话。
“那粮票的事，你别再问了。”
“不问？家里就剩这点家底，他小子全弄丢了，我们吃什么？”
“我说了别问。”
我爸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平时那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我妈不吭声了。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的月亮很亮，亮得刺眼。
01
孙晓梅的事，我是后来才慢慢拼凑起来的。
她妈走得早，她爸孙玉清是参加过革命的老兵，几年前也走了。她继母进门后，对她越来越差。别说读书，连饭都不让她吃饱。
那天我没吃午饭，省下的半个玉米饼子偷偷塞给她。她接过去，背过身咬了一口，肩膀抖得厉害。
我不知道她是感动还是太饿。
后来她告诉我，那天下午是最好的玉米饼子，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没有欢喜，只有灰败。
她爸去世前，在镇上有些故交。那些人帮衬着，供她读到高中。但继母不乐意，天天跟人抱怨家里多了一个吃闲饭的。
到了高二下学期，继母给她找好了人家。
镇上开砖窑的刘家儿子，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一条腿瘸得厉害，走路要靠拐杖。刘家有钱，出手阔绰，继母收了两百块彩礼钱，连问都没问她一句。
她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下个月就退学。”
“你才多大？”
“十七。”
“十七嫁人？”我急了。
她笑了笑，没说话。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我想帮她，但不知道怎么帮。我家也不富裕，我爸在机械厂上班，一个月挣三十几块钱，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帮不了她什么，除了省下几顿饭钱。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那个周末。
我去镇上供销社买煤油，路过刘家砖窑，看见她继母和一个跛脚男人站在门口说话。那个男的大概三十多岁，满脸横肉，说话声音很大。
“我娶她，她可得给我生儿子。”
“刘老板放心，丫头身子骨结实。”
“结实行，别到时候像她妈一样，生了个病秧子。”
她继母陪着笑脸，点头哈腰。那个男人从兜里掏出一叠钱，数了十张递过去。继母接过钱，笑得更灿烂了。
我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心里翻江倒海。
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半宿没睡着。我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没本事改变谁的命运。但我想，至少能让她多撑一段时间。
也许撑过这段时间，就会有转机。
第二天是周一。
我把书包里的粮票拿出来。二十斤，搓了搓，点了三遍，然后放进口袋里。
我从来没这么紧张过。
那天教室里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泛黄的作业本上。她低着头，手里转着笔，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假装翻书，手伸进书包，把那包粮票塞到她课本底下。她感觉到动静，扭头看我。
我没看她，小声说：“放好。”
她愣住，然后伸手摸了摸那包东西。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下课后，她把我拉到走廊拐角。
“你哪来的？”
“家里给的。”
“你妈知道？”
“知道。”我撒了谎。
她的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掉下来。
“赵建国，你知不知道这二十斤能要你命？”她压低声音。
“那总比让你嫁人强。”我说。
这句话一出口，她的眼泪彻底没忍住。
她用手背擦了一下，把脸别过去。过了好一会儿才转回来，说：“你等着，我以后还你。”
“还什么还，又不是借你的。”
“我记住你了。”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回了教室。我靠在墙上，心跳得厉害。阳光照在走廊的白墙上，亮得晃眼。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她收拾了东西，连夜去了县城，搭上了去省城的火车。她兜里除了那二十斤粮票，什么都没有。
她继母第二天发现人不见了，闹到学校。班主任问我知不知道她去哪儿，我说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但我想，她走了就好。
去哪都比嫁到砖窑好。
只是我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四十年。
我更没想到，四十年前我塞进她书包的那包粮票，会在四十年后改变我的命运。
02
四十年后。
我蹲在出租屋门口，抽着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
说是出租屋，其实就是老城区一个隔出来的单间，不足十五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气灶。墙角的墙皮脱落了一大块，露出灰色的砖。
床头柜上摆着一张老照片，玻璃镜框已经裂了一条缝。照片是我儿子赵磊上高中时候拍的，穿着校服，笑得开心。那大概是这间屋子里唯一值钱的东西。
当然，现在也值不了什么了。
对面楼下包子铺的张婶端着一碗粥过来：“老赵，吃点。”
“不饿。”
“一晚上没吃东西，还不饿？你胃不好，别硬撑。”
我接过碗，没说话。粥是白粥，上面漂着几粒葱花，热气扑在脸上。我喝了一口，胃里暖了些。
昨天是我这辈子最难堪的一天。
前妻李秀兰和儿子赵磊联手，把住了二十年的房子过户了。那是当年单位分的福利房，两居室，五十几平米。我在机械厂干了二十年，下岗后这房子就是我唯一的家底。
可我从来没想过，最后把我推出家门的是自己的老婆和儿子。
“爸，签字吧。”赵磊把协议书放在我面前，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这房子有你妈一半，我认。但我那份呢？”
“你那份？”李秀兰冷笑，“这些年你吃吃喝喝，哪有钱了？不是我们给你攒着，这房子早没了。”
“攒着？”我看着她，“攒到你们自己名下？”
“爸，你别这么说。我们也是为你好。”赵磊躲开我的眼神。
“为我好？”
“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也没用，我……我跟小娟要结婚了，总得有个地方住。”
我盯着他，这个我养了二十八年、从小捧在手心里的儿子。他低着头，反复搓着手指，像小时候做错事时的样子。
但这次他没做错事，他是故意的。
“赵磊，你跟你妈商量好了？”
他没说话。
李秀兰接过话头：“商量好了。你搬出去，房子留给赵磊。你不是说你表姐在城西有间空房吗？去那儿住。”
“那是你表姐，不是你表姐。”
“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眼前这两个人，一个是跟我过了二十年的女人，一个是我一手拉拔大的儿子。茶几上摆着结婚照，那时候我们仨笑得开心。
后来怎么就成这样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最后还是签了字。不是签得心甘情愿，是吵不动了。老了，吵不动了，也打不动了。那就搬吧。
我拎着一个编织袋，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那张照片，走出了住了二十年的家。门在身后关上那一刻，李秀兰说了一句：“老赵，你别怪我。怪就怪你自己没本事。”
她说得对。
我没本事。下岗十几年，打零工，送快递，看大门，什么都干过。后来年纪大了，连看大门的活都不好找。能攒下什么？
我蹲在出租屋门口，把烟头摁灭。
张婶在旁边择菜，一边择一边说：“老赵，你的事我听说了。你说你那个儿子，怎么这么不是东西？”
“别这么说他。”
“你还护着他？”
“他是儿子。”我说。
张婶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我站起来，准备回屋躺会儿。刚转身，隔壁老刘头拎着收音机从屋里出来，音量开得很大。
“……省委书记孙晓梅同志将于后天抵达我市视察，这是她第三次到我市检查指导工作……”
我愣住了。
孙晓梅？
收音机里继续播着新闻：“孙书记年轻时曾在我市就读高中，此次来访，据悉她还将走访母校，与师生代表座谈……”
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阳光照在我脸上，有些刺眼。
四十年。
这个名字，四十年没听过了。
我走回屋子，从枕头底下翻出一张泛黄的纸。那是当年毕业照的复印件，我让他们多印了一张。照片上几十个青涩的脸庞，我站在最后一排中间，孙晓梅站在第二排靠右。
她扎着两个麻花辫，穿着蓝布褂子，笑得很淡。
我看着照片，忽然想到了那二十斤粮票。
四十年了，她应该早忘了吧。
我把照片放回去，躺到床上。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雨水渗过的痕迹发黄发黑，像一条干涸的河。我看着那条裂缝，脑子里乱糟糟的。
她现在是省委书记。
我连自己家都没有。
这大概就是命。
门突然被敲响了。我爬起来开门，是隔壁老刘头。
“老赵，楼下有人找。”
“谁？”
“说是你老家的亲戚，开一辆黑色轿车。”
我愣了一下。
老家我还有什么亲戚？
03
视察车队停在厂区门口时，我站在人群最后面。
前面挤了百十来号人，都是厂里安排的，穿着干净工作服，手里还拿着小旗子。我被挤在花坛边上，前面是几个退休老职工，他们踮着脚尖往路中间看。
李秀兰站在我左边三步远的地方。她今天特意穿了件枣红呢子大衣，头发烫过，耳朵上挂了副金耳环。赵磊在她旁边，西装革履，手里拿着手机，正低头按着什么。
他们没看我。
我也不想看他们。
车队缓缓驶进来。前面两辆警用摩托开道，中间三辆黑色轿车，后面还有两辆商务车。厂区广播里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喇叭声音很大，震得耳膜发疼。
车停稳。中间那辆车的门被秘书拉开，一个女人走出来。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四十年了，可那张脸没怎么变。短发，圆脸，眼睛还是那么亮。她穿着深灰色西装裙，外面套了件藏青色大衣，腰板挺得很直。下了车，她先跟门口迎接的市领导握手，说话时微微侧着头，像是在认真听。
四十年了。
我感觉喉咙有点干，往后退了半步，靠在花坛边上。
领导们簇拥着她往厂房里走。她边走边跟厂长说话，偶尔点点头。路过生产车间门口时，她停下脚步，抬头看了看墙上的厂牌。
“这个厂子我记得，”她声音不大，但周围都安静了，“83年那会儿，这个厂是国家重点企业。”
厂长赶紧接话：“对对对，我们厂历史悠久，现在正在转型...”
她没等他说完，目光扫过人群。
我的腿有点发软。
她的视线从我身上掠过去，像是在找人。扫了一圈，又回到我站的方向。
停住了。
周围忽然很静。广播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她朝我走过来。
皮鞋踏在水泥地上，每一步都很稳。
我看着她走过来的身影，手不知道该放哪，后背全是汗。她想起来了？她认出我了？她在这么多人面前走过来要做什么？旁边那些人都在看，李秀兰和赵磊肯定也在看。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隔了几步都能被她听到。
她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停下。
我低着头，看见她大衣下摆上沾了点灰。想抬头，脖子却僵着，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赵建国。”
她叫了我的名字。
声音不大，可周围太安静了，每个人都听见了。旁边有人倒吸了口凉气。
她想起来了。她真的认出我了。
我抬起头。四十年没见了，她眼睛下面多了细纹，鬓角有几根白发，可那双眼睛还是当年的样子。当年她拿着粮票离开时，就是这双眼睛看着我，说“我记住你了”。
“孙...孙书记。”我张开嘴，声音哑得厉害。
她没说话，看着我。过了十几秒，忽然笑了一下。
“那20斤饭票我还没还呢。”
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见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旁边的窃窃私语全停了，空气像被抽走一样，周围突然安静得能听见对面车间传送带的声响。
李秀兰的尖笑声刺破这安静：“哈哈哈，书记您说笑了，什么饭票不饭票的，都是老黄历了。”
孙晓梅没理她，眼睛一直看着我。
“有时间吗，待会儿咱们聊聊？”她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问一个普通老同学。
我点不了头。
周围全是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市长在旁边陪笑：“孙书记跟赵师傅是同学？”孙晓梅“嗯”了一声，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等会儿到我车上坐坐。”
她走后，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老赵，你认识孙书记啊？”
“以前同学啊？咋没听你提过？”
“老赵你可真能藏啊！”
我被人围着，肩膀被拍了好几下。耳朵里嗡嗡响，听不清他们说什么。李秀兰挤进来，脸上的笑像糊上去的：“老赵，你咋不早说啊？你要早说咱们不是就不用...”
我把胳膊从她手里抽出来，转身往外走。
身后，李秀兰的笑声追着我：“哎你别走啊，书记叫你等着呢！”
我没回头。
四月的风吹过来还有点凉。路边的柳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我走到厂区门口，靠着铁门点了一根烟，手有点抖。烟吸进去的时候，隐约想起当年她拿着粮票离开时的背影，才发觉自己那20斤粮票，让她整整惦记了四十年。
04
视察结束后，我没去她车上。
不是我故意躲。我在厂门口站了半个钟头，烟抽了大半盒，脚边落了一地灰。听见里面喊着“孙书记上车走了”，我才松了口气。
回出租屋的路要走二十分钟。经过菜市场，买了把青菜，两块豆腐。掏钱时看见兜里剩下的零钱，想起当年那20斤粮票值多少钱，够一个人吃半个月。
我的宿舍住着时还不觉得咋样。就是一楼的单间，采光差，墙皮有点脱，可我自己住着清净。窗户外面拉了根晾衣绳，上面挂着我的旧毛衣和一条洗得发白的裤衩。床上就一条被子，叠得很整齐。我能睡就行。快五十平的房子，拆迁款八十多万，全让他们拿走了。
洗菜的时候，门被推开了。
李秀兰站在门口，脸上的笑有点僵。她身后站着赵磊，低着头看手机。
“做饭呢？”李秀兰一步跨进来，“你咋不去孙书记车上坐坐？人家等了你半天。”
我低头洗菜，没说话。
“你看看你，”她声音拔高了，“住这破地方，连个油烟机都没有。早说你认识孙书记，咱们家那点事...”
“那点事？”我把菜放下，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你们把我赶出来，房子卖了，钱拿走了，那叫那点事？”
赵磊抬起头，嘴唇动了动，又低下去。
“谁赶你了？”李秀兰冷笑，“你自己愿意走的。说好了拆迁款分你一半，你不签字，怪我？”
“分我一半？你当我傻？房产证上写你一个人的名字，拆迁款全打你卡上，我签了字还能拿到钱？”
“那你不是签了吗！”她声音尖起来，“签都签了，现在还翻什么账？”
我看着她。保养得好，脸上的皱纹都少了，手里拎着LV包。下岗那几年，我一个月挣一千五，她嫌少，天天跟我吵。后来厂里裁员，她第一个劝我去办内退，说“你退了还能拿几百块，比干着强”。
退了，钱更少了。她骂得更难听，说我没出息。
赵磊站在旁边，始终没抬头看我一眼。
“你跟孙书记到底啥关系？”李秀兰忽然放低了声音，“她为啥要还你饭票？当年你真偷过粮票给她？”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关你什么事？”我继续洗菜。
“咋不关我事？”她往前凑了一步，“你想想，她要真记着你恩情，咱家那些事不好办。一个省委书记，多少人巴结都巴结不上，你这是现成的门路...”
我把菜盆往水池里一扔：“滚。”
她愣了一下。
“赵建国你别不识抬举！”她脸上的肉抖起来，“你以为孙晓梅真记得你？人家现在是省委书记，你是个啥？一个下岗工人，住这破出租屋，你拿啥跟人家攀交情？要不是看你还有用，我来这破地方干啥！”
她说完转身就走，高跟鞋踩得咚咚响。赵磊跟在后面，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低头走了。
门没关。
我走过去关门，手碰到门把手，停了一下。
外面风又吹过来，柳絮飘进来，落在水盆里。我看着那团白毛毛在水面上打转，慢慢沉下去。记起当年我把粮票塞进她书包后，回家后我爸问起粮票的事。我说卖了，他看了我一眼，没说啥，转身走了。我那时以为他相信了。可晚饭时，却看见他在灶台前烧了一封信，火光映在他脸上，神情看不真切。
我躺回床上。房东留下的旧席梦思，弹簧都塌了，躺着腰疼。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像是地图，又像是人形。
她说40年了。
那包粮票我偷得多顺手。我妈放在柜子里，一共五十斤。我拿了二十斤，剩下的给我爸留着。我想着她要走，路远，得多带点。
我爸后来再没提过那包粮票的事。
我开始后悔，也许我当年不该拿那粮票。
05
第二天早上，我被电话吵醒。
厂办打来的，说下午有个座谈会，孙书记点名让我参加。我问能不能不去，对方沉默了一下：“赵师傅，你还是来吧。”
到了下午，我换了件干净衣服去了厂里。人没昨天多，就二三十个，都是厂里的老职工。会议室摆了水果和茶，墙上挂着“热烈欢迎省委领导莅临指导”的红幅。
孙晓梅坐在长桌中间，旁边是市长、书记、厂长。她换了身深蓝色西装，比昨天显得干练。面前摊着一个档案袋。
我被引到她对面坐下。李秀兰不知道从哪冒出来，坐在我斜后面，赵磊也在，低着头玩手机。
座谈会开始，厂长先汇报工作，说了半小时，无非是怎么扭亏为盈、怎么转型升级。孙晓梅听着，偶尔问两句，问到数据时厂长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气氛有点僵。
“咱们厂这些年不容易，”她忽然说，“83年我还在这个县城读高中，那时候厂里效益好得很，我爸就是这厂的工人。”
周围人都点头。只有我身子一僵。
“爸？”李秀兰小声嘀咕一句，侧过头看赵磊，赵磊也抬起头，眼神闪烁。
她说到这里停了停，目光从墙上的红幅扫到窗外的老厂房。
“那时候厂里热闹，”她说，“食堂门口一到饭点就排长队。一张粮票，一碗热饭，放在现在不算什么，可放在那年头，能把人从难处里拉一把。”
我心里翻了个个儿。
那二十斤粮票像一块旧疤，平时盖在衣服底下，谁也看不见。可她一提，我胸口就发紧，连手指都不自觉蜷了起来。
“我想起一件事，”孙晓梅的视线落在我身上，“四十年了，我欠你一顿饭。”
会议室里有人笑了。我也扯了扯嘴角。
李秀兰坐不住了。
她站起来，脸上堆着笑：“书记，您别这么说。我们家老赵那个人，老实巴交，你让他说他也不会说。那个粮票的事吧，”
“李秀兰。”我喊了她一声。
她没理我：“书记，我跟您说实话，当年那粮票，老赵是从厂里偷的。”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几个老职工面面相觑，厂长脸色变了。赵磊低着头，手里的手机屏幕一直亮着，却一个字也没打出来。
“偷公家的粮票，这事我们一直没往外说。”李秀兰声音脆生生的，“书记，您要是感谢他，那不就是鼓励别人偷东西吗？这种恩情您可别认，别让他在外头瞎说连累您名声，”
“闭嘴！”我猛地站起来。
椅子向后倒下，发出一声闷响。
所有人都看着我。李秀兰后退一步，脸色变了变，又镇定下来：“你凶什么凶？我说的是实话！”
“你，”
“赵建国。”
孙晓梅叫了我一声。声音不大，但我安静了。
她没站起来，手放在桌上那个档案袋上。李秀兰正站在她旁边，脸上写着得意。
“小赵。”孙晓梅侧头，对旁边的秘书说，“把这份档案当众宣读一下。”
我浑身的血像一下子冻住了。
那个牛皮纸袋边角磨得发白，封口处还压着一道旧折痕。它摆在桌上，轻得像一张纸，却压得我喘不过气。
李秀兰脸色变了：“书记，您这是，”
秘书接过档案袋，拆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
她清了清嗓子，开始读。
我的后背全是汗。
周围一片死寂，只有秘书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