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杨怀定》词条、中国证券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中新网、中证网、《回眸中国股市1984—2000》（陆一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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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上海，没有今天这座城市的钢铁森林，没有陆家嘴那一片刺破云层的玻璃幕墙，没有连成片的霓虹灯，更没有日后那些让全国人民艳羡的"上海大户"。
那时候的上海，弄堂里清晨飘着油条的香气，工人们骑着二八自行车，踩着点儿往工厂门口赶。工资条上的数字，很多人一个月不过几十块钱，一年下来能攒个几百块已经算是持家有道。
"万元户"这个词，在那时候还是一个让人仰头望去的门槛，街坊邻里一旦出了一个，能被人议论好几年。
就在这样一个年份的春天里，上海铁合金厂一间普通的仓库里，一个叫杨怀定的中年男人，提前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彻底丢掉了。
他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口袋里揣着两三万块钱——那是他多年干"第二职业"、给乡镇企业跑销售攒下来的积蓄。
放在那个年代，这笔钱不算少，可也绝对不到让人高枕无忧的程度。
他当时的处境，用他自己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过的话来概括，就是一个"贫下中农"走出了一个铁饭碗，揣着一把碎银子，站在上海的街道上，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去想象，这个刚刚因为一场仓库失窃案被无端牵连、带着满腔委屈走出工厂大门的中年职工，会在接下来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把那两三万块钱，一点一点地滚成整整超过一百万。
在那个年代，一百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988年，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刚刚超过一千一百八十元。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城市居民，哪怕不吃不喝、分文不花，要攒到一百万，需要将近九百年。
而杨怀定，用了不到两年。
他靠的，不是什么内幕消息，不是什么权贵关系，也不是天上掉馅饼的机缘巧合。他靠的，是一堆报纸，是一双能走路的腿，是几十趟往返于上海与合肥、山西、福建、河南之间的火车，是一个旁人都看得见却没有人真正在乎过的、报纸角落里的那一行小字。
这一行小字，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全部走向。
【一】仓库失窃，一场冤案把他推出了工厂大门
杨怀定，祖籍江苏镇江中华路太保巷，1950年出生。在家乡念完小学之后，随父母迁居上海，后来成为上海铁合金厂的一名普通职工。
他在这家工厂工作的年头不短，干的是仓库保管员的活——登记、出库、盘点，日复一日，和冷冰冰的货架打交道。
工资不高，在那个年代每个月也就几十块钱，一家老小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处境是"贫下中农"。
在工厂的那段岁月里，他并没有完全把自己局限在那份工资里。
他一边在厂里上班，一边在厂外找机会——他接下了一家乡镇企业的销售业务，靠着跑腿、跑市场，一点一点把外快积攒起来，多年下来攒出了两三万块钱。
按照一些资料的记录，这笔钱的确切数字接近2.9万元。在1988年，这已经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私人积蓄。
可是，让他下决心离开工厂的，不是收入的问题，而是一场意外。
那一年，铁合金厂的仓库里丢失了一吨多的铜。铜在那个年代是重要的生产物资，失窃金额换算成当时的价值，性质相当严重。
案子一出来，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主管仓库的杨怀定身上。
他因为平时出手"大方"，常买烟请厂里的工友们抽，这个习惯在事发之后，成了别人怀疑他的理由之一。公安局的人把他请去谈话，这件事在厂里很快传开了。
后来，调查的结果证明，这场失窃和杨怀定没有任何关系。但即便最终澄清了，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记已经很深。
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感受是："你这么栽赃我，还说为了对我负责，如果小偷没抓住，我不是要背一辈子黑锅了？"
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自尊心很强的杨怀定。他一横心就辞职了。
这是1988年2月，他当时38岁。
从工厂的大门走出来之后，他还做了一件事——把自己的名字改了。
他原来叫"杨怀新"，从工厂辞职之后，改成了"杨怀定"。
改名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从他后来多次提起这段经历来看，这个新名字对他而言，承载着他离开工厂之后想要重新建立的那种决心和方向感——改变命运，怀定自己。
一个人的名字变了，命运也开始悄悄转了方向。
【二】73份报纸，他在字里行间寻找机会
辞职之后，杨怀定没有马上去找另一份工作。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订报纸。
一口气，订了73份。
这个数字，放在今天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一个刚丢了工作的人，不去找新工作，反而先花钱订一堆报纸？
可杨怀定自己对这件事有一套完整的逻辑：他曾经在闲书上看到过一个故事，说二战时期，苏军通过分析德军的报纸，从中读出了德军的军事机密。
这个故事在他脑子里落了根，他坚信，只要认真读报纸，就一定能从字里行间找到别人忽视的机会。
他把这套想法，用在了自己谋生的事情上。
每天，他把这73份报纸一张一张翻过，国内的、地方的，经济类的、综合类的，什么都看，什么都不放过。他后来有一句话被媒体反复引用：报纸里边有黄金。
这话放在1988年的他那里，是字面意义上的真话。
1988年春天的某一天，他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浙江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当地存款利率高至13%。
这个数字让他停下了翻报纸的手。
当时上海的银行存款利率只有5.4%，而温州报道里说的是13%，两者之间的差距，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算下来一年就能多出那么多利息，每年2600元，这不就相当于不用上班了吗"。
他随即给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写了一封信，询问报纸上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没多久，他收到了回信——温州市分行盖了公章，回复说确有其事，当时温州实际利率高达16%至18%。
他的盘算很快有了结论：把2万块存到温州去，什么都不用干，光靠利息就够生活了。
去温州的船票买好了。行李也收拾好了。
就在这时，他又拿起了一份报纸。
报纸上的一条消息让他停住了脚步——上海准备开放国债交易。
船票放在手边，没有用上。
他后来回忆说，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他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想到了茅盾的小说《子夜》——那是一部写上海滩金融世界的小说，里面的交易场景，在他读书的时候就让他觉得，资本市场里一定"有花头"。
国债交易，也许就是他一直在73份报纸里寻找的那个东西。
温州的船票，就这样作废了。
【三】1988年4月21日，上海，一个普通银行网点，开市第一天
1988年4月21日，是上海开放国库券买卖的第一天。
这一天来得并不张扬。没有什么仪式，没有什么铺垫，国库券交易的开放，对于大多数上海市民来说，不过是一条夹在报纸里的普通消息，很多人看过一眼，就翻页了。
杨怀定没有翻页。
4月21日那天一大早，他赶到网点，以开盘价104元，把手里的钱尽数押了进去——他买了10000元三年期国库券。
当天上午，来买券的人不多，大家普遍摸不清状况，不敢轻易出手。杨怀定后来说，那天上午别人都不敢买，就他买进了。
到了下午，情况开始变化。
老百姓慢慢反应过来了——银行存款利率才5.4%，国库券三年期的年息超过15%，这笔账不用想都知道该怎么算。于是来买的人越来越多，价格一下子涨到了112元。
杨怀定看着价格往上走，把手里的券全部抛出去了。
半天时间，他赚了800元。
800元，在1988年是什么概念——那是他在铁合金厂当仓库保管员一整年的工资。他半天挣出了别人一年的收入，而且不需要打卡上班，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不需要担心仓库里会不会再丢东西。
这是他人生里第一次从资本市场上拿到钱。
可是他并没有就此停下来。
初尝胜果的杨怀定大受鼓舞。他很快发现，不同试点城市之间的国库券，因为当地的经济状况、居民的金融认知程度各不相同，价格差异相当可观。
当天在南京路邮局买下了《人民日报》之后，他跑去上海一家大银行的金融研究所，一位西装笔挺、戴眼镜的研究员接待了他。杨怀定问这位研究员：全国哪些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不同城市之间的价格有多大差别？
研究员起初还没缓过神，经过一番交流，答应帮他打听。几天后，杨怀定弄明白了：当时全国一共有6个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除上海之外，距离最近的就是安徽合肥。
他随即骑着自行车赶往上海图书馆，翻开外地的报纸，一份一份地查各地国库券的交易价格。
在安徽的报纸里，他找到了合肥的数字：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而上海，同样的国库券已经在100元以上。
这中间，有差价。
那天，他当夜就坐上了去合肥的火车。
一行小字背后的财富，藏在所有人都能看见的地方
1988年的中国，信息还没有今天这样满天飞。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股票软件，没有财经自媒体。人们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就是报纸。
报纸上的字，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看。
国库券交易开放的消息，上海开放交易的公告，全国各地试点城市的名单，不同城市之间的价格信息——这些内容，分散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没有任何加密，没有任何门槛。只要你订了那份报纸，只要你翻到了那一页，只要你认真读下去，你就能看到同样的东西。
可在这件事发生的1988年，翻到了那一页报纸、又真正停下来认真把那行字读完的人里，拿起本子算了一遍账的，少之又少；算完之后还能把账算清楚的，更少；算清楚之后真的跑去买了国库券的，屈指可数；买了国库券之后还能想到城市之间价差的，几乎只有杨怀定一个人。
这就是那两万块钱和那一百万之间的距离——不是天才与常人的距离，也不是权贵与草根的距离，而是读完那行字之后，到底有没有走出下一步的距离。
然而，真正让那个小小的价差，变成一百万现金的过程，远比一句话说起来要艰难得多。
当杨怀定拿着那笔钱，拎着装满现金的箱子，第一次踏上开往安徽合肥的火车时，没有人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是一条通往财富的路，还是一个让两三万块钱彻底打水漂的深坑。
而当他最终把那张写着超过一百万的账本摊开来，连见多识广的《解放日报》都为之发出了那一声历史性的报道，连上海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都没想到会遇见这样一个主动来咨询纳税的人——所有人这才意识到，那行小小的报纸字背后，藏着的财富，已经悄然落进了那个仓库小职员的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