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1992年腊月二十三，北风刮得窗户哐当响。
我跪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额头磕出了血。
父亲拎着铁锹，一句话没说，一锹砸在我左腿上。
咔嚓一声，疼得我眼前发黑。
那天夜里我偷了家里600块钱，给同桌交了手术费。
二十年后，我的建筑公司贴出招聘启事，来应聘保安的男人低着头，手上有一道蚯蚓似的烫疤。
我喊了他一声，他转身就跑。
01
那年冬天冷得邪门，教室后门的门缝能塞进去一根手指头，风从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缩着脖子直打哆嗦。
郭长顺的座位已经空了七天。
班主任站在讲台上，手里捏着一叠卷子，说这次月考谁要是再不及格，过年就别想好过。底下的人都在叹气，只有我盯着那个空座位发愣。
郭长顺就坐在我旁边，靠窗的位置。
他的桌面上还摊着一本数学书，翻到第五十六页，页角卷了起来，像被水泡过似的。
那是他住院那天匆匆塞进桌洞里的。
他根本没来得及收拾。
下课的时候我去找班主任，问她郭长顺怎么样了。
班主任愣了一下，说还在住院，手术费凑不齐，医院那边已经在催了。
她说完叹了口气，声音压得很低：“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他妈把能卖的都卖了，才凑了八十块。”
八十块。手术费要六百。
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我靠在墙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三个字：六百块。
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六百块是什么概念？
父亲种了一整年的地，又去给镇上的砖厂打了一个冬天的短工，才攒下六百块。
那是准备买拖拉机的钱，开春就要用。
他把钱藏在炕席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伸手摸一摸。
我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父亲坐在炕沿上，面前的炕桌上摆着那沓钱。
十块五块的票子，皱巴巴的，摞了一小沓。
他把钱数了三遍，然后一张一张地捋平，用一块旧手帕包好，重新压回炕席底下。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吃饭。”
那天的晚饭是白菜炖粉条，母亲又往锅里放了两片腊肉。我端着碗却咽不下去，筷子在碗里搅了半天，连一口都没吃。
父亲没说话，吃完了把碗往桌上一搁就出去了。
母亲收拾桌子的时候，我蹲在灶台边烧火。她看了我一眼，轻声说了句：“你爸今天去砖厂结工钱，老板推说没钱，只给了二十块。”
我没吭声。
夜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窗外北风呼呼地叫，院子里的老槐树被风吹得嘎吱嘎吱响。
父亲在隔壁屋已经睡下了，鼾声一阵一阵的，但我听得出来他没睡踏实。
他打鼾的时候，中途总会断一下，然后继续。
我盯着房梁，脑子里全是郭长顺的样子。
他不爱说话，学习也不行，但人实在。
初二的冬天，他在学校的锅炉房帮我打热水，那壶水刚烧开，拎着走的时候没拿稳，壶嘴歪了，滚烫的开水泼在他左手背上。
我吓得脸都白了，他却咬着牙没吭声，把水壶递给我，说：“你先打，我没事。”
那道疤到现在都还留着，像条蜈蚣趴在他手背上。
我又想起他住院那天，他妈跑到学校来，跪在班主任面前哭。
那么大年纪的女人，头发花白，膝盖跪在水泥地上，咚咚咚地磕头：“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家顺子……”班主任拉她起来，她就拽着班主任的裤腿不撒手，哭得整个人都在抖。
我翻了个身，脸朝墙，把被子蒙在头上。
第二天放学，我骑着破自行车去了镇上的医院。
郭长顺住在走廊尽头的病房里，四人间，最靠门的那张床。他妈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块手帕，眼睛又红又肿。
郭长顺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嘴唇上没有一丝血色。他看见我进来，眼睛里亮了一下，但很快就暗了下去。
“你怎么来了？”他的声音很哑。
我把书包里的苹果放在床头柜上。那是我们家院子里那棵树上结的，母亲说了，等熟透了摘下来卖钱。
“你好好养病。”我说。
他苦笑了一下，没接话。
他妈站起来给我倒了杯水，手一直抖。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在病房里待了半个小时，临走的时候郭长顺叫住我。
“强子，”他说，“你说我还能回去上学吗？”
我没回答他。
出了医院天已经黑了，我骑着自行车在镇上的街上来回转了两圈。
镇上的医院不大，就一栋三层小楼，墙上刷着白色的涂料，门口挂着个灯箱，上面写着几个字：为人民服务。
我蹬着车子，一路骑到了家门口。
院子里的灯亮着。父亲坐在屋门口的石阶上抽烟，烟头的光一明一灭地闪。母亲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啦哗啦的。
我停好自行车，走到父亲面前。
“爸，”我喊了一声，声音都在发颤，“求您点事。”
他头也没抬：“说。”
“借我六百块钱，救个人。”
他抽烟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缓缓抬起头，眼睛盯着我：“救谁？”
“郭长顺，我同桌。他有心脏病，再不手术就要死了。”
父亲把烟头摁在地上，站起来，比我高出一个头。
“那六百块钱，”他声音很沉，“是买拖拉机的钱。你知不知道拖拉机要是买不了，今年地里的活全靠我跟你妈两个人干？”
“我知道。但这六百块钱是救人命的。”
“谁救咱们的命？”他反问。
02
那天晚上我没再说话。
父亲也没再说。
我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回到自己屋，把门关上。母亲在厨房里探出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又缩回去了。
我躺在炕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郭长顺那张蜡黄的脸。
我翻了个身，看着窗外。月亮很圆，光透过窗户落在炕上，把炕席的花纹照得清清楚楚。父亲的那沓钱就藏在炕席底下，伸手就能够到。
我闭上眼睛，逼自己睡觉。
凌晨两点，我醒了。
外面很安静，风也停了。隔壁屋的鼾声均匀了，父亲终于睡熟了。
我坐起来，腿有点软。光着脚踩在地上，水泥地冰得脚心发麻。我站在床边愣了好一会儿，手心里全是汗。
最后我还是打开了那扇门。
我走得很慢，每一个脚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到了父母屋门口，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鼾声没停。
推开炕席的那一瞬间，我的手在抖。那沓钱被手帕包着，鼓鼓囊囊的，拿在手里很沉。我把钱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数。
十块，五块，一块，零零碎碎的。
我数了三遍，六百块整。
我口袋里带着笔，从本子上撕了一张纸，上面写：爸，我借的，以后还。然后把纸条压在炕席底下。
转身的时候，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的，像要跳出嗓子眼。
自行车骑出院子的时候咔嚓响了一声，我吓了一跳，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灯没亮。我不敢再停留，蹬上车就走。
从家到镇医院，十里路，我骑了四十分钟。
冬天的夜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棉裤冻得硬邦邦的，两条腿像是两根木头。但我没停下来，咬着牙一直蹬。
医院门口的灯箱还亮着，值班室的窗户里有灯光。我停好车，把门推开。
走廊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我走到缴费窗口，里面的值班医生趴在桌上睡着了。
我敲了敲窗玻璃。
他抬起头，揉了揉眼睛，看到我愣了一下：“这么晚了，咋了？”
我把那沓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窗台上：“我要交住院费，六床，郭长顺。”
他看了看钱，又看了看我：“你家大人呢？”
“不在。”
“小孩一个人来交住院费？”他皱了皱眉。
“钱在这，收不收？”我看着他。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接过钱，开了一张收据。他写收据的时候手有点抖，写完了递给我，我接过来就往外走。
快到病房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
推开门，他妈妈趴在床沿上睡着了，头枕着手臂，头发散了一脸。郭长顺也睡着，呼吸很轻很浅。
我把收据放在床头的柜子上，没吵醒他们，转身出了病房。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水管里的水流声。我靠在墙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但紧接着，一阵冷风从后脖颈灌进来，我打了个哆嗦。
我突然想到了父亲。
那沓钱被他数过三遍，捋平，包好，压在炕席底下。他明天早上醒来，伸手一摸，肯定就会发现。
他会怎么做？
我蹲在走廊里，两只手抱着头。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站起来，去窗口看了一眼。值班医生还在那里，戴着眼镜，对着收据单子看。
“医生，”我叫他，“明天能给手术吗？”
他抬头看了看我：“钱交了就能安排，最快明天下午。”
“那就好。”
我又回到走廊里，坐在椅子上，靠着墙。想着等天亮了就回家，该来的总会来。
我在椅子上窝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护士推着郭长顺进了手术室。他妈妈站在手术室外面，两只手绞在一起。我站在她旁边，什么也没说。
手术做了六个小时。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眼睛一直盯着手术室门口那盏红灯。护士进进出出，脚步声啪嗒啪嗒的，每一步都踩在我心上。
下午两点，红灯灭了。
医生出来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摘下口罩，说手术很成功。
郭长顺推出来的时候，脸色还是白的，但胸口的起伏已经平稳了。我趴在他床边，看着他紧闭的眼睛，慢慢眨了一下。
我等着他醒。
他睁开眼的时候，先看到的是天花板，然后慢慢转头，看到了我。他的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
“强子，”他声音很轻，“你怎么还在？”
“等你醒。”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眶有点红：“谢谢你。”
“别说这个。”我站起来看了看外面，天已经快黑了，“我该回去了。”
他没再说话，我转身出了病房。
回家的一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父亲知道了会怎样。每一次心跳都像是倒计时。
到了家门口，天已经黑透了。院子里灯亮着，铁锹靠在墙角，上面还有一块干了的泥巴。父亲站在院中间。
他看见我进来，没说话。
我低着头走进去，在他面前停下来。
“那钱我拿的。”我开口。
03
父亲拎着铁锹砸下来的时候，我听见风声。
那铁锹落在我左腿上，咔嚓一声，骨头断了。
我当时愣住了，没反应过来，就觉得腿不像是自己的了。然后是第二下，我直接倒在地上，水泥地面磕得后背生疼。
父亲举着铁锹还要再打，母亲从屋里冲出来抱住了他的胳膊：“你别打了！你要打死他吗？”
父亲没说话，我抬头看了一眼他的脸，铁青铁青的，眼睛充血。他咬着牙，嘴角在抽搐。
“老沈家的脸，”他喘着粗气，“让你一个人丢光。”
我没说话，咬着牙，疼得汗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掉。但我没哭。
我躺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月亮还挂在那里，和昨天晚上同一个位置。
母亲蹲在我旁边哭，一边哭一边用手擦我的脸。她的手很粗糙，全是老茧。
“老二，妈去给你叫医生。”她站起来，快步跑了出去。
父亲还站在那里，铁锹还握在手里。他低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愤怒，有失望，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他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过了一会儿，医生来了。他蹲下来看了看我的腿，摸了摸，说要拍片子。
我就那样被抬上了拖拉机。母亲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响，一下一下颠得我的腿生疼。我咬着牙，嘴唇咬出了血。
在镇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我拍了片子，左腿胫骨骨折。石膏从脚踝一直打到膝盖。
上了石膏之后，疼还是疼，但能忍。母亲坐在床沿上，握着我的手，眼眶还红着。
“妈，”我说，“你回去帮我收拾书包，过两天我回去上学。”
她没说话，攥着我的手又紧了紧。
我在镇医院住了一周，左腿消肿之后才回家。到家那天，父亲不在。母亲扶着我在床上躺好，去厨房给我煮了碗面，打了两个荷包蛋。
“你爸去砖厂了。”她把面端到我面前，“天不亮就去了，晚上才回。”
我没接话，低头吃面。荷包蛋煮得很好，糖心的，一咬就出黄。
第三天的时候，郭长顺他妈来了。
她站在院门口，手里拎着一篮子鸡蛋。母亲迎出去，两个人站在雪地里说话。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母亲也跟着抹眼泪。
最后母亲收下了那篮鸡蛋。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我床边，手里剥着煮鸡蛋。她把蛋壳剥干净了递给我，说吃吧。
“妈，郭长顺怎么样了？”我问。
“出院了，回学校了。他妈来谢谢咱。”
我咬了一口鸡蛋，味道还行。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见过父亲。
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天黑了才回来。
回来就钻进他们屋，门一关，不再出来。
我躺在炕上，听着隔壁屋的鼾声，中间那一下停顿，还是那样。
那三个月，我跟父亲之间横着一道墙。
我躺在炕上，天天看着天花板。有时候窗外的阳光通过窗户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亮斑，我就在那儿看那块亮斑慢慢地移动。
母亲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又找邻居借了几本旧书。我就靠在炕上翻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院子里的雪化了又下，下了又化。
邻居家的老黄狗经常跑过来，蹲在我屋门口，歪着脑袋看我。有时候我把馍掰一半，扔给它，它叼走了。
春天来的时候，我的石膏拆了。腿还使不上劲，走路一瘸一拐的。
拆石膏那天，母亲陪我去镇医院。医生说恢复得还行，但短期内不能干重活，要慢慢养回来。
回家的时候，村口的老槐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
母亲说：“老二，再过几天，你就能回学校了。”
我说：“嗯。”
回到院子里的时候，父亲正在院里劈柴。他看见我回来，顿了一下，又低下头继续劈。
我看着他，他的头发白了很多，后背也驼了一些。年前他背还很直，现在却像被什么东西压弯了。
“爸。”我站在他面前。
他没抬头，斧头落下去，劈开一块木头。木屑飞起来，落在他脚边。
“我没丢咱家的脸。”我说，“那人是我同学，他生病了，快死了。我不救他，他就死了。”
父亲停下手里的斧头，他没说话，只是站在那里，背对着我。
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去吧。”
我就进了屋。
04
回学校那天我走得很慢。
腿还瘸着，使不上劲，每一步都要把左腿先甩出去，再收右腿。书包挂在肩膀上，沉甸甸的，里面是母亲找邻居借的几本旧课本。
走到村口的时候，有个小孩喊了一声：“瘸子来了。”
我没理他。
到了学校，班主任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回来就好。”她把教室门推开，里面闹哄哄的，一群人看见我进来，安静了一下。
郭长顺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人。
不是他。
我问班长，郭长顺去哪了。班长说，出院第三天就走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
“走？”我问他。
“他妈说的，他留下一封信，说要去外面打工挣钱，然后就走了。”
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那个空位。
那天放学，我去了郭长顺家。
他家住在村子最西边，三间土坯房，院墙倒了一截。门锁着，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透过窗户往里看，屋里空荡荡的，地上扔着几件破衣服。
他母亲也不在了。
邻居说，郭长顺走后没几天，他母亲就改嫁了，嫁到别的村去了，这边再也没回来过。
我站在院门口，风吹过来，院里的一棵枣树被吹得沙沙响。
那棵树是郭长顺种的，初中那年种的。他说等枣树结了果，分我一半。
回到家，母亲正在院里择菜。她看我脸色不对，问了句：“咋了？”
“郭长顺走了。”
她愣了一下，手里的菜停住了。
“他妈说他留了信，说出去打工挣钱。”
母亲没说话，低下头继续择菜。过了半天，轻轻说了句：“那孩子，心里苦。”
我没再接话。
从那天起，我再没在镇上见过郭长顺。
那些人开始说闲话。说郭长顺是白眼狼，我为他断了一条腿，他倒好，脚底抹油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没解释。
解释什么呢？他不是那种人。
但我没法跟别人说。因为我自己心里也不确定。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那年夏天，我开始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镇上干活。砖头、水泥、沙子，什么都干。我的腿还使不上大力气，但不干不行。家里确实缺钱。
父亲那台拖拉机终究没买成。
钱被我拿了，父亲就再没提过买拖拉机的事。
春天的时候，他跟母亲两个人一锄头一锄头把地翻了一遍，脸晒得黝黑，后背晒脱了一层皮。
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
建筑队的工头姓赵，四十多岁，膀大腰圆，嗓门大得很。他看我腿不好，就让我干些轻活，搬搬砖、递递灰桶。一天给八块钱。
头一天干完活，我坐在工地上，手抖得端不住碗。赵工头过来看了一眼，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
“抽吧，解乏。”
我没抽，但我接了，夹在耳朵后面。
第二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赵工头递给我两百四十块钱。我攥着那沓钱，第一个念头是想回去交给父亲。
但我没有。
我去了镇上的银行，开了个存折。存折上就一行字：1992年8月15日，存入四十元。
那四十块是我一个礼拜的饭钱。
我把存折贴身放好，继续干活。
十八岁那年，我已经能顶大半个壮劳力了。手上的茧子一层叠一层，摸着像树皮。左腿走路还是有点瘸，但干活的劲头不比任何人差。
有一天赵工头找我喝酒，两杯下肚，他说：“强子，你这么干下去不是回事。你得学点技术。”
“啥技术？”
“我认识个老板，开装修公司的，缺个能画图纸的。你要是有心，去学个制图，以后吃口技术饭。”
我端着酒杯想了半天，点了点头。
那年秋天，我辞了建筑队的活，去省城一家培训班学制图。学了三个月，花了三百块钱，住最便宜的旅店，一天两顿饭。
结业那天，我去应聘那家装修公司。老板是个四十岁的女人，姓刘，长得挺和善。她看了我的图纸，又看了看我的腿。
“腿咋伤的？”
“小时候摔的。”
她没再追问，让我第二天来上班。
我在那家公司干了三年。从最底下的绘图员干起，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加班是常事。三年攒了两万多块钱，存折上已经不是那可怜的四十块了。
二十二岁那年，我不再甘心给人打工了。
我看准了省城房地产市场正在起来的势头，从公司辞了职。
用那两万块钱，在城南租了个小门面，拉了两个从老家带出来的兄弟，开了自己的装修公司。
开业那天，我买了挂鞭炮在门口放了，噼里啪啦响了好一阵。
母亲专门从老家赶来，看着那块招牌，笑得很小心。
“老二，你是不是受太多苦了。”
我说：“妈，没事，会好的。”
05
2005年秋天，父亲病倒了。
那是个周六的下午。我正在公司跟客户谈合同，母亲的电话打进来了。电话里她的声音发抖：“老二，你爸吐血了，镇上医院不收，往省城送了。”
我挂了电话就往医院赶。
到的时候父亲已经在急诊室了。母亲坐在门口，手攥着衣角，看见我来了，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我问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胃癌，中期，保不保得住不好说。
我蹲在走廊里，两只手撑着脑袋，脑子里嗡嗡的。
父亲住院那段时间，我每天下了班就往医院跑。病房在三楼，302室，靠窗的那张床。父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上没什么肉了，颧骨高耸着。
他看见我进来，眼睛亮了一下，但没跟我说话。
我也不说。父子俩就那样，他在床上躺着，我在床边坐着。
有一天晚上，我从公司加班回来，走到病房门口，听到里面传来父亲的声音。
“淑琴，你说，老二恨我不？”
那是母亲的声音：“你瞎想什么呢。”
“那六百块，他恨了我一辈子。我不怪他。”父亲咳了两声，“换了我，我也恨。”
我站在门口，没推门进去。
十一月底，父亲病情加重，转到了重症监护室。一天只能探视两个小时，隔着玻璃窗看。
母亲天天守在医院，买两个馍，一瓶水，一坐就是一天。
十二月中旬，父亲的情况突然好了一些。医生说可能是回光返照。那天我去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能半坐起来了。
他把我叫到床边，让母亲出去。
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
“老二，你还记不记得那年，你偷钱的事？”
我点了点头。
“爸后来，”他咳嗽了两声，“爸后来去银行把那六百块钱取出来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看着他。
他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存折，递给我。
我接过来，打开。存折上清楚写着：1992年12月18日，取款600元。取款人栏里没有签名，只有一个歪歪扭扭的十字。
“爸那天去医院看过那个孩子。”他说，“躲在住院部门口，远远看了一眼。那孩子瘦得跟猴似的，喝粥都喝不进去。爸那时候才知道，你没做错。”
我没有说话，手里的存折在抖动。
“那六百块钱，爸一直替你存着。”他说，“一分没花。连利息，都存着呢。等你哪天用得上……”
“爸。”我喊了一声，声音颤得不像自己。
他握了一下我的手，力气不大，但用了劲。
那天夜里，父亲走了。
我握着那本存折，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整夜。护士来来回回地走，推着推车，脚步声啪嗒啪嗒的。我什么也听不见。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转：原来当年，他去医院看过。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打了我之后，那天夜里一个人去了牛棚，哭了一整夜。
“他后悔。”母亲说，“但他就是改不了那个脾气。”
我握着存折没说话。
那六百块钱，连同十几年攒下来的利息，存折上写着一个数字：一千二百三十四块七毛。
我没动那笔钱。
我把存折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锁着。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2012年。
我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了建筑公司，手下有一百多号人。省城的好几个项目都是我们做的，在业内也算小有名气。
我结了婚，娶了个城里姑娘，叫孙婉清，人很和气，从来不过问我的过去。
那年春天，公司贴了招聘启事，要招几个保安。
后勤部的经理刘大伟过来汇报这事，说已经面试了几个，都不太合适。
“老板，你说啥条件合适？”
“踏实就行，别那么挑。”
他点了点头，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