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男子做肠镜成植物人，家属质疑延误抢救：机器一直在响

这医院太离谱了！浙江温州，女子丈夫在医院做全麻胃肠镜体检，突发心脏骤停成植物人，家属控诉监护仪长鸣却无人抢救，医院还伪造病历，卫健局查实医院多项违规并处罚，家属报案后警方正式受理，涉嫌医疗事故罪！

（案例来源：大河报，人物为化名）

2025年2月13日，叶女士的丈夫张某为了常规体检，预约了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中医院的全麻胃肠镜检查，本以为几十分钟的普通项目，却成了整个家庭的噩梦起点。

全麻药物推进体内后，张某躺在检查床上，旁边是运转中的麻醉机与心脏监护仪，据叶女士事后回忆和现场反馈，没过多久，监护设备就开始发出异常警报声。

那是生命体征波动、血氧或心率掉线的紧急信号，机器一直在响，本该是医护人员立刻停操作、看指标、抢时间的生死哨。

但在场的操作医生、麻醉医生、护士却没有第一时间做出有效处置，既没有停止进镜，也没有紧急评估气道与循环，任由警报在检查室里尖叫。

叶女士后来对着媒体反复提到那个绝望的细节：“机器一直在响，没有抢救，到心脏停了以后，隔壁医生过来帮忙，才发现没有心跳了。”

也就是说，在监护仪持续报警、患者身体已出现危象的那段关键窗口期，本诊室的医护疑似处于脱管、疏忽或错误判断状态，直到隔壁诊室同事因故过来，才撞见张某已经心脏骤停的现实。

随后院内匆忙启动抢救，心肺复苏、给药、呼叫支援一路压上去，命是勉强保住了，但因为缺血缺氧时间过长，张某的脑组织已经出现不可逆的损伤，最终陷入睁眼昏迷的持续性植物状态，一个普通体检硬生生砸成了一个家庭的灭顶之灾。

事发后，叶女士第一时间要求医院封存病历、调取检查室监控，想搞清楚那几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可院方一开始是推诿、迟滞，没有积极配合履行封存义务。

她又跑去平阳县卫生健康局投诉，要求立案彻查并督促医院给出真相，前期同样石沉大海，转机出现在半年后的2025年7月，平阳县卫健局正式对该事件立案调查。

随着调查深入，医院的底裤被扒了下来：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来明确写明，平阳县中医院在诊疗与病历管理上存在一串硬伤——麻醉医师未按规定书写麻醉术前访视记录；相关医师在事发多日后才补写会诊记录；封存病历时未按规定开列封存清单；最刺痛家属和公众神经的是，事发3天后，医院伪造了患者部分病历资料，其中抢救记录的内容与真实抢救过程根本对不上。

2026年2月，县卫健局对涉事主体和个人的行政处罚落地：对医院予以警告、罚款4万元；对当事麻醉医师伍某责令暂停执业活动6个月；对医师林某、彭某分别罚款1.3万元、1.1万元。

但这些处理在叶女士看来远远够不上追责二字，她认为那间检查室里涉及的操刀医生、麻醉医生、巡回护士等多名医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卫健局的选择性处罚只打了擦边球，没碰核心管理层和全体涉事人员。

她接连写了几份履职申请寄给卫健局，要求对所有当时在场的手术相关人员全面追责，并质疑“不完全处罚”背后的考量。

与此同时，2026年4月29日，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给出诊断：张某确诊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持续性植物状态。

维权拉锯到2026年6月25日，叶女士揣着材料走进派出所，正式以“医务人员在诊疗中操作失误、涉嫌医疗事故罪”报案，要求刑事立案追究医护的刑事责任。

警方当天出具了《受案回执》，案件被正式受理，进入刑事审查的前置阶段，至此，这起从普通体检滑向植物人状态的医疗纠纷，从行政投诉、行政处罚，跨进了刑事报案的门槛。

家属的质疑很朴素也很致命：如果机器响的时候有人多看一眼、多按一下抢救按钮，如果术前访视不空白、抢救记录不造假，丈夫会不会还在家里正常走路，而不是躺在床上靠人喂饭翻身？

此事从法律上怎么看？

首先，医疗机构对全麻检查中的生命体征监测与应急处置负有严格的法律义务，绝非机器响没听见就能轻轻揭过。

民法典下的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都反复强调，麻醉及镇静状态下患者失去自我表达与代偿能力，医护必须全程密切监护，出现异常立即干预。

全麻胃肠镜虽属常见操作，但麻醉药物可引发呼吸抑制、循环崩溃、过敏性休克等致命并发症，监护仪报警就是法定预警信号。

若查实在场医护擅离职守、未依规监测、对持续警报无响应直至隔壁医生发现心跳停跳，这属于典型的严重不负责任，在民事上构成医疗过错侵权，在行政上触发卫健处罚，在刑事边界上则可能触碰医疗事故罪的红线——即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如植物人状态、重度残疾等）。

其次，医院伪造、篡改、补写病历的行为，在民事与行政层面都会招致严厉推定与加重责任。

法律要求病历必须真实、及时、完整，尤其在发生医疗争议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本案中卫健局已查实抢救记录与真实过程不符、术前访视未写、事后补记、封存无清单等违规，这在后续民事赔偿诉讼中会直接导致法院推定医院存在过错，甚至全额或大比例承担责任。

在刑事侦查里，伪造病历本身也可能成为掩盖严重不负责任行为、妨害作证或伪证链条的加重情节，进一步削弱院方公信力。

家属完全可以依托这些已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为基础证据，在索赔和推动刑事立案中反向施压。

再次，医疗事故罪的立案虽门槛较高，但并非遥不可及，警方受案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能否证明严重不负责任与植物人后果之间的因果链条。

根据刑法第335条及立案追诉标准，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如擅离职守、拒不救治、严重违反规范）造成就诊人严重损害健康的，应予立案追诉。

本案已有卫健部门查实的多项违规、有监护仪长鸣却无人处置的家属陈述与可能的监控/设备记录、有伪造抢救记录的行政认定，若公安机关进一步调取到当日监护数据存储、在场人员排班与行动轨迹、同期其他诊室人员的证言，是有可能走向刑事立案并移送审查起诉的。

即便最终刑事上因“是否完全严重不负责任”存在争议而未诉，家属仍可凭借现有行政认定和病历瑕疵，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民事诉讼，主张医院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赔偿责任，包括医疗费、长期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植物人通常一级伤残）、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那笔账单远不止卫健罚款的4万元。

一台胃肠镜，毁了一个家，也撕开了部分基层医院麻醉安全管理与病历规范的疮疤。机器响成那样没人动，事后还能把抢救记录改得面目全非，这已经不是一句“医疗意外”能搪塞过去的。

行政处罚的警告和几万块罚款，换不回一个清醒的丈夫、一个完整的家，家属选择去敲公安局的门，是把最后一丝讨说法的希望押在了刑事边界的审视上。

无论警方最终是否立案，这起事件都该成为所有医疗机构的警钟：全麻无小事，监护仪的每一次蜂鸣都连着一条命；病历写的每一个字，都在未来某一天的法律天平上，称得出良心和责任的重量。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