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我为什么选择走进耶鲁大学学习？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耶鲁创新学者秦朔朋友圈）

耶鲁创新学者编者按：几十年来，秦朔始终站在中国商业观察的一线。从媒体人到商业研究者，他持续记录企业家的成长，也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体系。

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位持续输出观点的商业观察者；而在他看来，自己始终也是一名学习者。这一次，他选择参加耶鲁创新学者项目，希望在新的课堂中，继续拓展认知的边界，寻找理解时代的新视角。

为什么今天依然要学习？为什么选择耶鲁创新学者？面对AI时代、全球变局和企业家群体的新挑战，他又希望寻找哪些答案？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耶鲁创新学者五期学者、秦朔朋友圈创始人秦朔展开了一场深度的学者专访。

真正的学习者，从未离开课堂

Q：这些年，您一直在输出观点、讲授课程。为什么今天，您选择回到课堂？

秦朔：作为一个商业观察者、内容输出者，学习一直是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在企业家和商业思想这个领域，过去几十年，我既学习过艾柯卡的“反败为胜”，松下幸之助的自来水哲学，杰克·韦尔奇的“数一数二”，安德鲁·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稻盛和夫的“敬天爱人”和阿米巴，乔布斯的产品主义，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黄仁勋的CUDA生态；也学习过彼得·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理论，吉姆·科林斯的《基业长青》，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科特的变革管理，克里斯坦森的颠覆式创新，卡普兰的平衡计分卡，拉姆·查兰的《执行》，等等。

如果把自己比作一枚硬币，一半是输出，一半是输入、当学生，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课堂，只不过课堂的形式是多样化的。

今天有机会参加耶鲁创新学者项目，不是简单地回到课堂，而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课堂。

Q：是什么变化，让您觉得今天比过去更需要重新学习？

秦朔：今天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有一些根本性的、范式性的变化。比如全球化大变局、地缘政治大变局、社会分化大变局、AI大变局，当然还有气候问题、种族问题，等等。

人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力量，但焦虑也比任何时候都多。如果没有非常开阔而强健的思维、心智方面的突破，确实会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不确定感。所以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新学习。

为什么是耶鲁，为什么是现在

Q：面对众多商学院项目，最终让您选择耶鲁创新学者的原因有哪些？

秦朔：我还没有去过耶鲁大学。但在我的本科母校复旦大学，一直有一种说法，“复旦是中国的耶鲁”。当然耶鲁的历史比复旦早的多，成就也大很多，但确实也有一些特殊的缘分。复旦大学的奠基人李登辉、医学院的创办人颜福庆，都是耶鲁校友，李登辉1899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颜福庆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耶鲁注重培养学生严密、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自由精神，李登辉为复旦确立的校训则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有类似的人文思想追求。

高瓴资本的张磊、红杉资本的沈南鹏等多位我熟悉的朋友是耶鲁校友，我也到耶鲁北京中心参加过活动。在和耶鲁人交流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耶鲁的文化气质和服务精神，这也增添了我对耶鲁这所学校的尊重。

所以虽然有不少到知名商学院学习的机会，我还是选择了耶鲁。一是我认为要理解和破解大变局时代的很多疑惑难题，不能局限于某个专业的视角，而要在通识层面“寻锚”，找到牢固的基点，耶鲁在这方面根基深厚；二是耶鲁创新学者项目虽然由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主办，但整合了耶鲁方方面面的学科精华，有近百位教授会给我们授课，我相信这会带给我们波拉尼（Polanyi）所说的“支援意识”，这种意识的获得光靠读书往往不够，需要和大师面对面的感知和汲取；三是耶鲁的校友资源、同学的互相学习，也是很宝贵的。

Q：今天，还有哪些问题，是您希望在耶鲁寻找答案的？

秦朔：就个人而言，在过去几十年，我的知识搜寻的主线是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天我希望在更大视野里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

宇宙和地球的命运是什么？世界秩序正在重构，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框架，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和判断其走向？作为个人，我们在大变局时代何以安身立命、提升素质，以及如何利他？

Q：在耶鲁创新学者项目里，您期待与什么样的人同行？为什么？

秦朔：我希望和那些有理想追求，有强烈的求知欲，有专业主义精神的人同行。因为如果只是学一些工具化的方法，解决眼前的某个具体问题，可能会入了宝山，但只拿到一些表面的财富，而没有获得最重要的珍宝。我认为最宝贵的是能够对我们的长期发展有帮助的精神营养。

学习，从来不只是获取信息

Q：AI正在打破知识获取的门槛。今天，企业家为什么还要学习？

秦朔：AI确实在知识获取方面很有价值，但从我多年采访众多企业家的经验看，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出真知，相互借鉴出真知，认真阅读、深入思考出真知。企业家不是泛泛掌握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就算是学习了，而是要有深度学习的能力，这就需要接触名校、大师，以及有好的同学。

Q：在您的观察中，今天的企业家与二三十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秦朔：二三十年前，整个经济的增量机会很多，只要胆子大，多尝试，东边不亮西边亮，总能找到成功的机会。而现在，机会更多地和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核心能力、动态竞争能力、战略韧性等相关联。而且，在很多前沿领域，竞争不局限于国内，而是中国最好的人和美国最好的人在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今天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一方面对企业家的专业能力、创新能力要求很高，另一方面对企业家平庸化和犯错的包容性在下降，因为你平庸了，犯错了，而别人做对了，你就很难再有机会了。事实上这是很残酷的。

Q：您观察过几代中国企业家。真正决定一家企业能走多远的，最后是什么？

秦朔：我觉得最终还是“能力为王”，即你能打造出比竞争对手更强、更能赢得消费者的喜欢和信任的产品与服务的能力。这需要在理念、战略、创新、韧性、组织和领导力等方面长期努力，不能松懈。

始终向未来提问

Q：当完成这段学习后，您希望别人看到一个怎样的秦朔？

秦朔：我希望通过耶鲁创新学者项目，使自己沿着学术思想探索者的道路前进，上一个台阶。我不能保证这段学习后就能成为全新的自我，但不学习，不挑战现有的自己，更不可能刷新自己。

Q：过去三十年，您一直观察企业家；未来三十年，您更想观察什么？

秦朔：我一直的研究方向是企业家精神、商业文明、中国企业创新、出海等。未来三十年，一方面，希望自己的观察要更加全球化，要更多关注影响企业、商业发展的那些非经济因素，或者说是大环境的变化，希望见证中国商业力量在全球大格局中的流变和发展；另一方面，希望自己每年都能选择一些特别微观而前沿的案例，提高观察的颗粒度。也就是，既有宏大的关切，也有细微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