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女贪官汤兰英：有2辆自行车，顿顿吃肉，每天穿衣服不重样

1975年5月5日清晨，南通地区人民银行稽核科的小李敲开了如东县马塘信用社会计室的门。“账本麻烦拿出来配合一下，我们临时抽查。”这是一次并不起眼的例行盘点，谁也没想到，它会掀开一宗足以震动全省的巨额贪污案。

账簿在桌上摊开，封底还带着油渍。翻到近期流水，小李皱起了眉——数字对不上。截至当年4月底，账面应有存款近五万元，实际库款却空出近三千。凭经验，小李知道事情大了，于是连夜向上汇报。不久，南通专署决定成立专案组，四十名调查人员集中马塘，暗流自此汹涌。

马塘镇不富裕。上世纪70年代，这里人均口粮还不到三百斤，大部分青壮年在盐场、渔船间奔波，一年攒不下二百元。可就在同一条街上，有一户人家的烟囱总冒着肉香，院墙里自行车铃声清脆，一闪而过的镀铬车把让孩子们目不转睛。那就是汤兰英的家。

谁能想到，女主人早年不过是镇上小学里穿布衣的小姑娘？1945年，她出生在马塘的渔民家庭。父母手里只有薄田几亩，靠打零工补贴生活。她念过几年书，算是同龄人中难得的“识字的”，17岁一毕业就背着挎包进了信用社，当了会计。

当时的马塘信用社不过三口人，1970年银社合并后更只剩她一人。门板拉上便是独立王国，账册、金库、空头支票，她说了算。最初，她只从抽屉里悄悄取几块钱买白面馒头；几个月后，她敢写一张几十元的备用金条；再往后，她学会了填空头支票，“以县财政应急”为由，三步并作两步就能套现。没人盯账目，胃口便像吹胀的气球。

胆子膨胀需要遮羞布。汤兰英很清楚，单枪匹马走不远。于是她提着花生油、白糖，挨家登门拜访乡镇干部。推杯换盏之间，“汤会计手脚麻利，支援工作没她不行”的说辞很快在领导层流行开来。有人图钱，有人图色，也有人只想在那间热闹的堂屋里蹭两口肉吃。

1971年至1974年，马塘信用社账册上以“救急”“周转”为名支出的款项多达四万余元。同期，汤兰英家添置了两辆上海产永久牌高档自行车、四台缝纫机、三台红灯牌收音机，还请了两个“长工”专职买菜做饭。旁人饱一顿红薯干已是难得，她家却日日鸡鸭鱼肉。传说她一次可买三百只松花蛋、一百斤海蜇，放坏也不心疼。

衣柜更加惊人。棉哔叽大衣、确良衬衫、进口尼龙丝袜，按照四季一色码得整整齐齐。“这件穿过了，给下人”，是她口中的常用话。有人暗里拿小本算过：将她一年里淘汰的衣物送去供销社，都够全镇小学一学期的课本费。

盛宴终有散场。1975年5月，随着那本漏了底的账簿，风声渐紧。汤兰英慌忙打电话给县里赵副主任，“老赵，想想办法。”电话那端却传来低沉一句：“我也难保自己。”短暂沉默，话筒啪地落在座机上，发出刺耳回响。

5月10日，专案组进驻。三天三夜的审计后，缺口从最初的三千一路扩大到近四万元。换算当年的物价，这笔钱足够在县城修一条柏油路，或让上千户贫困家庭吃上半年的细粮。更令调查组震惊的是，本应躺在金库里的公款，不见踪影。

汤兰英主动交回9000元，声称“全家节衣缩食才凑出来”，专案人员却在她阁楼的藤箱里翻出五六件新大衣、十几条丝绸长裙，以及一沓沓南通百货大楼欠条。更耐人寻味的，是一叠用红绳系着的礼单，署名的干部同如今审查名单互相重叠。

案情层层深入，牵出十余名干部受贿包庇。地方政府声誉大损，群众议论愈演愈烈。有人挖苦：“信用社姓汤，不姓公。”也有人后怕：“她那么大胆，我们居然没敢吱声。”

1977年7月24日，如东县中学操场上挤满了上万名群众。太阳炙烤大地，草尖都卷了边，人群却无人离席。法庭宣判：汤兰英因贪污公款共计40047.77元，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书落音，汤兰英两腿一软。她曾无数次在宴席间描绘“进城买洋货”的美景，如今却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惩戒。押赴刑场前，她用力整理衣领，似乎还在意最后一次出场是否得体。

枪声在海风中炸开，回荡在盐碱滩的上空。围观的农民沉默散去，田埂上的青苗在暑风里摇曳。那两辆曾让孩子们羡慕不已的自行车，随后被挂上“充公”封条，来领取的县财政人员说了一句：“这么好的车，留给供销社调拨吧。”

那一年的秋收，马塘镇又迎来丰年。粮站门口的黑板上写着新收购价，农人们排队交粮，间或有人低声谈起那场公审，言辞里有解气，也有慨叹。人情世故一夜翻篇，可账目上的巨洞却要几年才能补平。

四万元，对今天的工薪族或许只是数字；对当年的南通乡村，却相当于数百户人家的全部积蓄。贪念一旦突破底线，就像决堤的潮水，席卷的不止是个人，也冲垮了公器的信任。汤兰英的下场，提醒后来者再多的自行车、收音机和大衣，也不足以抵充法律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