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谁向邓小平第一个提出恢复高考的？他以后的命运如何？

1977年，究竟是谁最早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建议？此人后来的人生方向如何发展呢？

1976年深秋，武昌珞珈山西侧的旧图书馆窗棂剥落，风吹进来卷起尘纸，院子里草长过膝，学生们稀稀落落，安静得像一所荒弃的园子。

这种沉寂已持续十一个年头。没有统一考试，想读大学得靠单位推荐、政审表格和“出身成分”，不少青年十几岁就进了工厂或农村，读书梦想悬在半空，像关着门的教室，灯亮却进不去。

与校园的冷清形成对照的，是国家急需科技人才的焦虑。1976年底，许多工矿企业为缺乏工程师而停工，科研院所连实验报告都无人书写。一年后，大规模的恢复建设在即，更专业的人才缺口如同一条深沟横亘在前。

就在这种背景下，1977年7月的一纸电话把查全性请到了北京。那时他52岁，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曾留学莫斯科，回国后一直带研究生，在文革中被迫停课抄家，课桌和实验器材散落一地。他抬头看那张电报单，短短几行字，却像一道闷雷：请于月底到京参加教育座谈。

查家三代行走学界。祖父查秉钧早年赴日留学，回国后在南京创办实业，却在1941年重炮轰炸中遇难；父亲查谦毕业于金陵大学，解放后任教于西南联大与武大，常嘱咐儿子“数理化是立国之本”。查全性自幼体弱，17岁因肺病和右眼失明辍学两年，复学后仍咬牙攻读化学，靠借来的显微镜做实验，最终在1947年考入武大。

几十年摸爬滚打，他脾气直率，写文章爱用红蓝两色笔标出关键点。抵京后，他一头扎进旅馆，列出如今招生的四个症结：政审先行、内部指令、缺乏统一标准和浪费资源。条目写满五张草稿纸，他在最后一句下重重划线：必须重开统一考试。

8月初，教育战线座谈会在东城区一幢灰墙小楼里举行。会上，老中青学者挤在一间不足百平方米的会议室。轮到发言，查全性站起，声音沙哑却清晰：“缺少公平甄别的招考，只能培养‘关系生’。再拖下去，科研就要熄火。”他放下稿纸，补了一句，“我们没时间了。”

会场静了几秒钟。一位年逾七旬的负责人把茶杯重重搁下，眼镜片反光，目光投向发言人。“如果再拖下去，我们将失掉整整一代人！”查全性又补了一句。对面有人点头：“那就改！”短短对话，并不轰轰烈烈，却像一柄斧头劈开久冻的冰层。

议程结束后的深夜，灯光仍亮在小楼三层窗口。教育部随即起草报告，将招生时间推到冬季，并重新启动统一命题。不到一个月，全国各省迅速搭起考场，印卷、押运、监场流程层层加码，力保公平。

1977年12月，570万名考生涌入考点，年龄从15岁到30岁，既有插队返城青年，也有工地脚手架上下来的钳工师傅。湖北考区里，查全性的两个孩子背着旧帆布包进了教室；三个月后，他们双双收到武大录取通知书。有人在邮局门口激动得落泪：“十年寒窗，今天总算有了门。”

恢复高考不只改变了几个家庭的走向。短短三年，全国高校新生百万级增长，新兴产业出现大批专业技术员，研究所里的试剂瓶重又拧开。1980年，查全性晋升为院士，继续在实验室带博士生，常对学生说，“科学不怕争论，政策同理，关键在讲理”。

2019年8月初，珞珈山蝉声正盛，查全性在医院静静离世，享年94岁。送别那天，学生们把他用过的实验手套和记录本封进一个木匣。匣盖合上，一代学人与一次关键发言被写进了中国教育史，也让那个草长过膝的校园重新响起朗朗书声。